中华书局几个版本图书的“瑕疵”

我买书讲究门第出身，总觉得百年老店自有文化底蕴、学术传承，买起来放心，读起来舒心，用起来安心。

中华书局推出“国民阅读经典”丛书，《出版说明》——“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似乎有些“虚张声势”。每部万八千的印数根本谈不上“人人”，更何况读书是少数人的事情，读经典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但我逛书店还是见到就买，有闲就读，姑且算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少数人中的少数）吧！我拜读《沉思录》（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著者[古罗马]马可·奥勒留，译者何怀宏，责任编辑马燕）后，在扉页写下一段话：

这部写于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大作，记录了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自问自答，译者说“再过两千年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大概不是妄（虚）言。如果译者文笔好一些，信、达、雅拿捏水平更高一些，读者看起来也许不会这么“吃力”，这么“痛苦”。2018.10.10萧跃华。窗外（北京站）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一年中不可多得的良辰美景！

这是我的阅读感受，可能尖酸刻薄了一点。譬如第77页上数第5至8行：

我的意见是，按照你恰当的结构推动你自己，限制你自己于那所有的职业和技艺都指向的目标。国为每一技艺都指向它，被创造的事物应当使自己适应于它因此而被造的工作；葡萄种植者、驯马师、驯狗者都追求这一目的。

这段文字怎么念都不是很顺溜，“国为”当是“因为”之错？第175页下数第6行：“想想乡村的老鼠的城市的老鼠，想想城里老鼠的恐慌和战栗。”前句似是“想想乡村的老鼠和城市的老鼠”之误。第190页下数第6行：“这种思考最适于使我们蔑视死亡，甚至那些认为快乐是善痛苦是恶的人也曾蔑视过它。”后句标点为“甚至那些认为快乐是善，痛苦是恶的人，也曾蔑视过它。”是否简洁明快一些？这些“瑕疵”如译者、责编多从读者角度考虑是有可能避免的。

我读《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华书局2016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译者李又顺，责任编辑聂丽娟），也发现几处“瑕疵”。第109页下数第1行：“它们反复灌输的思想主要是将勤奋节俭作为赚取财富的手段、进而养成美德之类”。“思想”后加逗号如何？顿号改逗号是否妥当一些？第146页上数第12行：“人们在市场里能脚踏实”后不知何故中间跳行，另行空两格才续上“地了”，差错看起来比较晃眼。第186页下数第4行：“又考虑到两人使用的语言不用”，“不用”似为“不同”。第199页上数第2行：“船头有一个□望员值班”，中间空格，似漏“瞭”字。这是否说明第1次印刷后译者和责编再也没有看过？

我将副本推荐给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儿萧和，提醒他里面有差错，小儿居然发现了两处，还新找出第135至136页疑似差错：

他说教友中间也有人如此提议，但是别人不同意，反对的理由是，“我们最初集合到一起成立一个教派的时候，蒙上帝的启示，我们发现原本以为是真理的一些教义其实是错误的，而我们曾经以为是谬误的一些教义却是真正的真理。上帝不时给予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改进我们的原则，减少我们的谬误。现在，我们仍不能确定我们的发展进程已经结束，我们的神学或者精神方面的知识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我们担心，一旦发表了信仰的声明，我们就会感觉仿佛受到束缚和限制，或许会不愿意进一步改善自己，我们的后继者就更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前辈和创始人的教条是神圣的准则，永远不可违背”。

这段引文很长，他认为“理由是”后面应该打冒号，结尾的句号应该放到引号里面。我请教专业校对和耄耋之年的邵燕祥，他们觉得萧和之说不无道理。萧和写了篇短文《我给书报挑差错》（载2019年8月3日《北京晚报》）时感慨：“呜呼哀哉！国字号出版社的图书出现这么多瑕疵，以后我写错别字也可以找到心理安慰了。”

十岁小儿的调侃令我五味杂陈。

我想起“1989.10购于北京东风市场”的《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点校者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无责任编辑大名）。扉页如此写着，已无从考证什么书店了。这十册竖排繁体本，我是用韩羽的读书“爬行法”爬完的，长了不少历史知识，也认识了不少繁体字。但美中不足的是第六册《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至《孔子世家第十七》之间，缺了1899至1930页。我接着往下“爬行”，发现1962至1963页之间突然多出1931至1962页。我用回形针夹住，立此存照，如今回形针和夹着的纸张处早已锈迹斑斑，成为美好的回忆。

书非买不能读也！我喜欢乱写乱划，不敢到图书馆借阅（查资料除外），凡想看之书统统抱回寒斋。《史记》虽不少页数（算上重复页码）但少内容，“愤而批注”后心病久久挥之不去。2014年酷暑逛上海书展，看到中华书局修订本竖排繁体精装本《史记》（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编号12763，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修订承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修订组成员赵生群、方向东、王华宾、吴新江、王锷、曹红军、王永吉、苏芃，责任编辑王勖、王勇、鲁明，责任校对李晓霞），用纸考究，版式疏朗，眼睛一亮，毫不犹豫抱回京城。灯下摩挲，两相对照，老版本“全十册”的3322页已“肥胖”至修订本“全十册”的4098页，定价也由19.80元“暴涨”至590.00元。纸质图书价格的涨幅速度，不知追上俸禄、房价的涨幅速度没有？

最近拜读赵珩先生大作《二条十年》（中华书局2020年2月版），想查查他曾伯祖赵尔震、赵尔巽“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究竟是同治、公历哪一年？认真写篇书评（《赵珩记忆中的东四二条》载2022年1月21日《北京日报》）。我打开箧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6月，江庆柏编著，责任编辑俞国林）上册目次，发现第5页上数第三行“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62）”括号内数字有问题，急忙翻至中册第1096至1117页印证，页眉显示同样是“同治十三年甲戌科（1862）”，目次与正文“表里如一”。我清楚地记得湘军统帅曾国藩去世是同治十一年（1872）。目次第5页上数第二行“同治十年辛未科（1971）”。三角互证，“1862”必是“1874”之误无疑，不知严谨校对之下“幸存”的这个无心之错，源自手民，抑或其他？《清朝进士题名录》得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经费资助，全国十多家图书馆和业内人士鼎力支持。它以合理的体例、严谨的考据、科学的论点，卓然自立于国内清代进士研究著作之林。瑕不掩瑜。我的歪打正着，无损于江庆柏、俞国林的辛勤付出和学术贡献。

“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中华书局图书虽有“瑕疵”，但不妨碍我的“感情专一”。我逛万圣书园，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大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众多版本前徘徊，选来选去，最终选定中华书局2014年4月版的余瑾译本。这两部大作读来如饮甘露、痛快淋漓，仅发现《动物农场》“中译本序”第1页上数第6行一处差错：“这是一部读后令人百感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小说。”此乃另起一行，“这是”前应该空两格。我还拜读了丛书中的《理想国》《君主论》《歌德谈话录》《常识》《论美国的民主》《老人与海》等，总体感觉不错，值得读者信赖；购买了丛书中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新月集飞鸟集》《爱的教育》《人间词话》《物种起源》《谈修养》《拿破仑传》《诗经注释》《名人传》《菊与刀》《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小王子》《国富论》等，准备推荐小儿阅读或自己温故知新。这些书大多购自中华书局楼下的伯鸿书店。我还奉锺叔河之命包圆了这里的《走向世界》第三版全部库存书。如果中华书局评选“国民阅读经典”优秀读者，我或许可获个鼓励奖什么的吧！

出版是遗憾的事业。我们父子刻意“忽视”中华书局的“播德启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放大支流漠视主流，是希望“遗憾的事业”尽最大可能少留遗憾，尤其是自己购书首选的百年国字号老店。我有幸当过中华书局的准作者，知道校对之难难于上青天。但还如此这般挑剔译者、责编，甚至翻出三十多年前旧事“秋后算账”，为名乎？为利乎？好为人师乎？爱屋及乌乎？我只能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来搪塞诸位看官了。

【补记】壬寅正月初六（2022年2月6日），新冠疫情期间，万圣书园开门营业。我递上拟购中华书局版书目，抱回《格言联璧》《增广贤文》《苏东坡全集》（八卷）、《黄庭坚全集》（八册）。《魏史》（修订本）、《陶渊明集笺注》（精装上下）及唐宋史料丛刊与苏东坡、黄庭坚相关书籍缺如。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