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的诗路与诗风

一个成熟的作家，其诗风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非三数语所可概括，但也不是全无线索可找，从其生平经历来寻求解释，就是一法。从诗路的角度来揭示其诗风的成因和历程，这是一条富有新意的途径。

唐代的所谓“诗路”

诗路指诗人走过的水陆道路，与学界通行的唐诗之路含义相同。学界认为，唐诗之路，存在多种表现形态：就覆盖面而言，有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诗路；就路线言，有单一路线的和总体构架的诗路。鉴于驿路在唐代交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单一路线的诗路是指沿途置有驿馆的驿路，总体构架诗路则指全国交通网络。就行旅类型言，不同区域道路，在唐代交通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有侧重于某个方面如迁谪量移、出使回朝、应举下第、出师征战、通商出使、求仙访道的诗路，也有集各种功能于一身，不偏重于某一方面的诗路。长安至洛阳、太原驿路就具有上述功能，是多功能的诗路。而长安至河西道路及唐通回纥三道，则用于出使、征战，文人去的不多，是单一性的诗路。长安经商、邓、襄、荆、岳、潭州到岭南的驿路，主要用于官员迁谪和出使刺郡，是一条令人魂飞胆落的“入瘴乡之路”。直到至德、大历以后，过路的文人才多起来，东南举子多沿此路入京应举；举子下第，又常选择此路南游荆湘，因而在唐后期变成举子求名的“名利路”，可见道路的角色担当亦因时而异，并非一成不变。就诗人言，有一个群体的和单个作家的诗路。一个诗人如果在同一条路走过多次，那就构成他的诗路。如自长安经骆谷到洋州、兴元、成都的驿路，元稹元和中任监察御史时，有过四次出使往返，作诗颇多，因而构成属于他的诗路。从长安到商、邓、荆州的驿路，白居易因为贬官、回朝、赴任，曾有三次往返，因而构成他的诗路。一个诗人群体如果都选择走某条道路出入京师，则此路即成为该派的诗路。如川陕之间的入蜀驿路，初唐四杰都走过，并留下很多纪行诗，所以就成为该诗人群体的诗路。从长安、洛阳、汴州到扬、苏、越州的驿路，大历十才子走过多次，天宝乱离避乱南行，后来入京应举，下第客游，出使、刺郡、回朝，都走过，所以这条路就成为该派的诗路。每个种类的诗路，性质、状态是不同的，对诗人的影响也不同。由于道路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所以也就构成考察诗派诗风形成演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交通路线是固定不变的，而诗人作为移动的客体，其出行期间的诗歌创作，会随时随地而异。路线不同，对诗人的影响就不同。一个出使按狱的御史、奉使办事的郎官，每次出使外地，行程都会遍及数道，其出使就突破了单一路线的限制。其他像举子干谒，下第客游，刺史、县令赴任，官员流贬量移，也不会总是循同一路线往返，而会随事而变，因人而异。一个节度、观察使、刺史、县令，在治所任职数年，有可能按照命官就近的原则，调往邻近地区，而不会任满随即入京任职。由于唐代有着成体系的水陆交通网，所以文人远行，其交通路线往往会从一路转入另一路。这时，就需要将文人所经路线合起来看，才能得到他的诗歌创作之路。以某条路线为视角的研究不能照顾到诗人的特殊性，看不出诗人风格形成与交通行旅的关系。作为文学研究，今人研究唐诗之路，在熟悉了唐代交通概况以后，还得坚持文学本位，突出文学自身特点，交通只能作为创作背景，最终的分析还须以作品为抓手，建立特定视角，发掘新义。

在唐代，举凡重要诗派、作家，都有自己的诗路。诗人的经历不同，诗路就不一样。但相对来说，那些人生经历简单的诗人，交通对文学的影响更易把握，更利于展开诗路与诗风的分析。陈子昂就是如此，他就适合从诗路角度来研究其诗风。陈氏生年不到42岁，人生经历并不复杂，存世诗文也不多，其诗有不少作于赴京游学、应举及从军出征、回归故里的路上。此外还有送别留别诗，也与交通有关。作为长于古文写作的名家，他的很多古文也是为某人某事而作，与交通的关系更密切。从罗庸《陈子昂年谱》所考看，其编年古文多数作于进士及第以后及两次入幕期间，而不是此前，所以其古文也是研究其诗风形成和发展变化的重要凭借。

子昂的四条诗路

陈子昂的故乡梓州在川北，其入京，有东北向的陆路和东向的水路两种走法。其从征出塞，也有东西两条不同路线。从他的诗文看，他走过的诗路，有如下四条。

第一条，从梓州经剑、利、梁州、凤翔到长安、洛阳的“驿路”。陈氏北上长安游学，落第还乡，丁母忧还乡，服阙回洛任职，至少有四次行旅均取此路。这条路是唐前期川陕交通的主干道，从长安至散关、凤、梁、剑、汉州、成都，全程置驿，《通典》称为“驿路”，书中多次提及。卷一七五汉中郡“去西京，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去东京，取骆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驿路二千七十八里”。“通川郡……去西京，西取益昌郡驿路二千五里。”文中的驿路即此路，地位高，但里程远，不及骆谷、褒斜谷路便近。其里程，《通典》卷一七六梓潼郡云：“去西京二千九十里，去东京二千九百三十里。”《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梓州“至京师二千九十里，至东都二千九百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梓州“东北至上都，取绵州路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东北至东都二千七百三十四里。”文中西京、京师指长安，东京、东都指洛阳，绵州路即《通典》“驿路”。

第二条，从梓州出三峡的水路，路线走向见《通典》卷一七五“通川郡……去东京，取盛山郡，下水，经三峡，出江陵、襄阳、南阳、临汝等郡，至东京，水陆相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开州“北至东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从江陵水路陆路相兼，至洛阳二千六百八十里”。同卷达州“东北至西京，取开州下水，经三峡，出江陵，至襄、邓、汝等州，陆路共二千八百九十里”。此路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提到过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路，在唐代，这是常见的一种走法，也是杜甫预设中“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路，更是陈子昂初出蜀中，赴洛应举的求名之路，其走法是先走水路乘舟，东出三峡，至江陵再登陆北上，经襄阳入洛阳。初唐沈佺期早年游蜀曾走过，但只有一首诗。陈子昂也是唐代较早取此路赴京应举的一位，不同处在于他留下了多首诗篇，从中可以考见交通对文学的影响。

第三条，洛阳、长安至武威、张掖的从征之路，此即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分为洛阳至长安、长安至凉州、凉州到安西、安西到西域诸国道四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有考证，陈子昂跟随乔知之西征仆固时走过，路线是先从洛阳（武后临朝称制到被废以前，均以洛阳为首都）随军出征，经长安、凤翔、秦州，到武威、张掖，事毕之后原路返回。其所征讨的仆固属西突厥余种，唐初与拔野古等十五部归降，皆居碛北，民风强悍，不时叛乱，武后时发兵征讨，于同城侨置安北都护府以纳降者，地在唐甘州删丹县。《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

仆骨，亦曰仆固……地最北，俗梗骜难召率。始臣突厥，后附薛延陀。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

陈子昂随军西征期间所作诗文，提到金微、同城、居延海等地名，都在此路。《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甘州张掖县：“居延海，在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泽。”《陈拾遗集》卷一《观荆玉篇并序》：“丙戌岁，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军幕次于张掖河。”卷二《居延海树闻莺同作》：“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卷四《为乔补阙论突厥表》：

陛下不以臣不肖，特敕臣摄侍御史，监护燕然西军。臣自违阙庭，历涉秋夏，徙居边徼……臣比在同城，接居延海西……突厥尝所大入道，莫过同城。今居延海泽，接张掖河，中间堪营田处数百千顷，水草畜牧供巨万人。

卷七《吊塞上翁文》：

居延海南四余百里，有古城焉，土人云是塞上翁城，今为戍……丙戌岁兮，我征匈奴。恭闻北叟，托国此都。

由于古迹甚多，山川壮伟，地域辽阔，对陈氏诗风的影响也更大。

第四条，洛阳至幽州驿路，从洛阳北渡黄河，沿太行山脉东麓，经怀、卫、相、磁、洺、邢、赵、定、易州，达幽州，为中原通华北、东北要道。万岁通天元年，陈氏跟随武攸宜至营州，讨契丹，取道此路。《通典》卷一七八范阳郡“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幽州“至京师二千八百二十三里，至东都一千二十三里”。《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西南至西京一千六百八十五里，西南至长安二千五百四十五里”。尽管三书所记里程互异，但在千里以上无疑。三数相较，以《通典》所载较为近真。这条路上古迹也多，对陈氏的触发也大，其文集中几首著名的登览怀古诗，均作于此路。《陈拾遗集》卷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

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迹巳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楼，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遗迹也。

此即为直接证据。

子昂诗路与诗风之关系

陈子昂家乡梓州僻在西南内陆，想要入京求名，必须跨越山川重阻。而入仕以后，出于职务需要，也有两次从军征行，合计长达数年。这些经历，不可能对其创作毫无影响。由此入手，不仅可以看到其诗风形成的历程，还可探寻到其风格特征的成因。

陈子昂诗，他生前保存了一部分，并做了初步编次。他去世后不久，其友人卢藏用就收拾遗佚，编为十卷，命名为《陈拾遗集》，尽管搜罗未备，但也十得七八。此十卷本流传至今仍大体完整。今传较善之本为复旦大学徐鹏先生整理的《陈子昂集》。十卷，收诗126首。从该著正文及卷末附录罗庸《陈子昂年谱》看，陈氏一生，以进士及第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

24岁及第以前，为前期，是其诗风初步成形的时期。此间与诗歌创作有关的重要远行有四次：开耀元年，21岁，赴长安，游太学；次年入洛，应举落第，西还梓州。永淳元年，22岁，居洛阳，应举不第，经长安，归故里。文明元年，24岁，游东都，举进士及第，授麟台正字。以上交通，作有《白帝城怀古》《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落第西还别魏四懔》《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度荆门望楚》《岘山怀古》《晚次乐乡县》《入峭峡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宿襄河驿浦》《入东阳峡与李明府船前后不相及》《合州津口别舍弟……》《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远寄蜀中亲友》《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宿空舲峡青树村浦》、《感遇》其二十七等诗十余首。

这些诗，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绝少古体，多为律体，有律化倾向，然又有意“矫枉”， 掺入汉魏古调，故于诗之体、调皆不能纯粹。二是“以理胜情，以气胜辞”，“律虽未成，而语甚雄伟”，长于写大境，造壮语。三是词句隐约，表现对祸福无常的感叹，部分作品情调消极，一些纪行写景和怀古诗已有悲怆和感讽意味。总体来说，第一期属于创作尝试阶段，诗歌存在多种写作倾向和风格因素，但并没有哪一种风格占据主导地位。

《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七作于首次赴洛应举路途，是他的第一首好诗：

朝发宜都渚，浩然思故乡。

故乡不可见，路隔巫山阳。

巫山彩云没，高丘正微茫。

伫立望已久，涕落沾衣裳。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

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

《批点唐诗正声》谓“意古调高”，语言之外，别有“悲讽”意味。“意古”“悲凉”和“微讽”恰恰是其诗风的三个重要侧面，陈氏诗风的初级形态，这些特征，主要得之山川道路。五律《度荆门望楚》，与李白《渡荆门送别》比，意境更平淡，简远，苍直。方回欣赏此诗，将其编入《瀛奎律髓》卷一五律，排为第一首，并曰：

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白帝》《岘山》二首极佳，已入怀古类，今揭此一诗，为诸选之冠。

《晚次乐乡县》以仄声起调，“诗体浑大，格高语壮”（《瀛奎律髓》卷一五），雄厚气味中自有一种悲伤情调。《白帝城怀古》“日落沧江晚”以古调入律体，前人认为有杜诗之风。《瀛奎律髓》将其选入卷三“怀古类”第一篇，并曰：

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精。此一篇，置之老杜集中，亦恐难别，乃唐人律诗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