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

老师的期许和我的经历

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索是我多年来所致力的一件事情，说到此一动念之开始，可能要推原到1945年，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我的老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

（顾随1946.7.13致叶嘉莹书信）

我的老师名字是顾随，顾随拼成英文念起来像“苦水”，所以他自称是“苦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意思是说真的要想在老师说法的道理以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是要把英文学好，取径于西方的学问。我的老师这样写了，但其实当时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因为我生在一个乱离的年代，当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北京以后，我们增加了日文课，英文课被减少了很多。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也没有好好地学英文。毕业以后不久，1948年3月我就结了婚，我先生当时在海军工作，所以我就离开了北京到了南京，可是不久，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国民党的海军从南京撤退了，我就跟随我的先生一起从南京经过上海坐船来到了台湾左营的海军军区，当时左营的军区刚刚建成，一片荒凉。

曾在我们家外院南房住过的许世瑛先生当时也在台湾，他就介绍给我一个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工作。在彰化女中教书的第二年暑假，我生了一个女儿，我女儿三个多月大的时候，我先生就因匪谍嫌疑被捕入狱了。第二年暑假，我们彰化女中的校长和六个教师，包括我带着吃奶的女儿，都被抓进了彰化警察局，而且要把我们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我抱着我的女儿去找了警察局长，说我在台北无亲无故，万一我有什么事，我的女儿连一个可以托付的人都没有，这个警察局长还不错，就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后我无家可归，就只好去左营投奔我先生的姐姐、姐夫。我去到左营，一方面是投奔亲戚，一方面也想在左营可以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因为我先生就被关在左营。当时我们居住的环境都很窄，他姐姐、姐夫一间卧室，她婆婆带两个孩子一间卧室，我没有地方可住，只有每天等他们大家都安睡以后，才能在走廊上铺一个毯子带着我吃奶的女儿打地铺。暑假以后，幸而有人介绍我到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暂时有了一个安身的所在。三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了，证明我们没有问题，我才找了台北的一个工作，当时许世瑛先生在台湾大学教书，听说我们从台南来到台北了，马上就介绍我到台大去教书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什么“蟹行文字”，可是天下有很多事情，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天带领一个人是非常奇妙的，我先是在台大教书，后来台湾成立了淡江大学，许先生做中文系主任，就邀我到淡江去兼课；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了，当年辅仁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戴君仁先生做了系主任，也邀我去兼课，所以我就教了三所大学，而且都是专任，还教了一个教育部的大学国文广播课程、一个教育电视台的古诗课程。当时我们中国大陆对外不开放，所以西方很多研究汉学的学者就都到台湾去交流。这时台大的钱思亮校长通知我，说已经答应了密歇根州立大学把我交换出去，要我补习英文。当时来面试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海教授面试以后就要求把我交换到哈佛，请台大另外派一个人到密歇根，但台大的钱校长说已经答应了密歇根，不可以换人。海教授就要求我七月先到哈佛，九月开学再到密歇根。我在密歇根交换了一年，第二年哈佛大学就邀请我去做访问教授。南开大学出版过上下两册《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是中英对照的我的论文集，就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邀我去合作时，我帮他翻译陶渊明的诗，而他就把我很多篇文章都翻译成了英文，海陶玮先生本来是学中文的，他应该跟我用中文对话，可是他跟我讨论的时候总是说英文，所以我就学了很多关于中国诗词的英文术语。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我先生跟女儿接出去了，其实主要是我先生一心要出去，而且出去以后就不肯回台湾了。可是我的交换期是两年，两年期满我坚持要回台湾，因为台湾三所大学的中文系负责人，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都对我非常好，现在人家开学了，我不能不回去，不能做这样对不起人的事情，何况我还有80岁的老父亲在台湾，我就回台湾去了。回去以后我要把我父亲接出去，但是我并没有能回到哈佛，因为美国说你除非办理移民，否则不能接我父亲出来，所以我过不去美国，海陶玮先生就又把我介绍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去教书。我为了养家糊口在那里教书，可是作为一个专职的教授，我不能只指导两个研究生，学校说我要教大班的本科生的课，所以我就被逼地要用英文讲课，还要用英文看学生写的论文，所以我的英文就慢慢被逼出来了。而且我这个人不但是好为人师，同时也好为人弟子，我就抽了空去旁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诗的课程和英文文学理论的课程，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学这些英文、听这些课程有什么作用。是到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我老师说的“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取径于蟹行文字”的重要性。

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

下面我要说到我平生所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这不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不是用一个西方的词语或理论来套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上。以前有些人这样做，比如他说外国的文学很多词语都有一种象征的意思，他就说中国诗里边常常说香炉、蜡烛，应该也有象征的作用，香炉就是女性的象征，蜡烛就是男性的象征，可是我们中国诗歌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并不是男性女性的象征。他们的说法是生搬硬套，而我用西方文论解释中国词学，是我几十年慢慢研究出来的结果。因为中国的词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直到张惠言、王国维也没有建立起来。大家都恍兮惚兮，觉得词里边是有些个诗所未曾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普通说诗词，好像都是韵文，都是抒情写景之作，其实“诗”与“词”两种文类是有着非常大的根本的差别的。

首先，从杜甫的几首诗看诗之言志的特质。诗的根本的作用是言志，“诗言志”的说法是从《尚书·尧典》就开始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把你内心的“志”用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是“诗”。杜甫是正宗的诗人，是中国诗歌言志传统的代表，所以读杜甫诗是学诗的基础，读诗一定要从杜甫入手。杜甫写过《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写的是自己从沦陷的长安逃到肃宗行在之凤翔的过程，是自己血泪经历的诗篇，这是真正的好诗。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第一，要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自己生命生活密切相关的、发自内心的情志；第二，是有了这种生活的体验，有了真挚的感情，你怎么样表达。所以是要能感之，而且能写之，这是杜甫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下面我们就举引他的《喜达行在所》三首诗中的前两首来看：

其一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心死着寒灰。

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

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他先从自己对祖国后方的怀念写起，“西忆岐阳”，岐阳就是凤翔，在长安的西北，没有一个人从后方回来能够把大后方的信息告诉他，所以“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我每天向西方看，望眼欲穿，“心死着寒灰”，心断念绝，所以他忍不住才从长安逃到凤翔去。这是杜甫写的三首诗中的第一首，像我们八年抗日，当时我们沦陷在北平，真是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政府什么时候回来，我的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母亲去世了我的父亲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对杜甫这类诗，特别有共鸣。

其二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我说过，一个人要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你内心麻木不仁，什么都没有感觉，当然写不出诗；你心里有感觉、有感情，而不能够恰到好处地把它说出来，也不成诗。可是作诗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感受，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这是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杜甫写得真是好，“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我今天还活着，我真的回到后方见到我的朋友，我才知道我是活着回来的，可是当我在“间道”，就是小路上偷偷地逃跑的时候，我是“暂时人”，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刻、下一分钟我会碰到什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

杜甫的诗真是血泪写成的，他还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干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杜甫投奔到后方，后来肃宗收复了长安，杜甫做了左拾遗，他跟着皇帝回到长安，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平生的志意，要为朝廷做一番事业，看到朝廷的缺失一定要提出谏言，所以他左上一篇奏疏、右上一篇奏疏，今天说你这里不对，明天说你那里不对，皇帝一生气就把他贬出去了。杜甫因此有很深的悲慨，我当年是从这个金光门九死一生地逃出去投奔了我的祖国，现在朝廷把我给赶出去了，我走的就是我当年投奔它时所走的那个门，所以他说“因出此门”，我又走了这个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第一句他说“此道昔归顺”，我就是走这条路投奔的祖国，“西郊胡正繁”，那时候长安城的西郊都是胡人，都是安禄山他们的兵马，我可能随时被抓，随时被杀死。“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我当年真是心惊胆破地逃出来，我到现在还惊魂未定。“近侍归京邑”，我以亲近皇帝左右的左拾遗的身份返回长安，“移官岂至尊”，现在把我赶走，这难道就是皇帝的意思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我现在要离开我真正关心的国家首都所在的长安，我无才而又衰老，我还能够回来吗？我不忍离开，所以我就停下马来“望千门”，“千门”指的就是都城的宫殿。杜甫从此一去，再也没有能够回来，只能“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了，最后死在道路之上。我们看杜甫的《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一组诗是写他从秦州到成都去，经过同谷的时候，天寒、冰雪载途，没有食物吃，杜甫到山上去挖植物的根，他说“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我现在靠这个铲子活命，可是我铲了一天，没有挖到任何可以吃的食物。杜甫真是历经艰苦，他的诗真的是言志的诗篇，所以杜甫是诗里边的诗圣，而且是正宗。我也喜欢李商隐，可是李商隐的诗绝不是正宗。我们现在说的是诗，后来出现了词，词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再谈词之源起与《花间集》对后世之影响。中国文化曾有几次的进展和转化，都受有外来文化刺激的影响，如果没有外来文化刺激，而是陈陈相因，文化就越来越衰微了。我们知道词最早就是敦煌曲子词，敦煌曲子的产生是因为西域的胡乐传到中国来了，敦煌是个交通的要道，所以传到敦煌，当然它也不完全是新来的，它是把西域的胡乐，跟中国宗教的法曲，与原来的清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音乐。是因为有外来的因缘，才有了敦煌的曲子。敦煌的曲子是新的音乐，有很多新的调子很好听，就有许多人给这些曲调填写歌词，可是当时来往的主要是商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所以敦煌的曲子文字都不够典雅，直白浅露，而且还有错字、别字。可是后来有些文人听到这些曲子，就也按照这新的调子填写一些歌词，像白居易就写过《忆江南》。填写歌词的诗人文士慢慢多了，所以后来到了五代的后蜀，赵崇祚就编订了一册《花间集》，欧阳炯为这个集子写的序文说编辑《花间集》的目的、动机就是“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要给那些美丽的歌儿酒女编一本歌词的集子，让她们唱一些文人写的美丽的歌词，不要只唱那些庸俗的调子。所以《花间集》本来是搜集了诗人文士所作的一些比较文雅的歌词，给那些歌儿酒女在歌筵酒席之间歌唱的歌本。我们只看《花间集》的名字，表面就是一个书名，其实它的取义在花丛里边唱的歌，花丛里边唱的歌写什么，主要就是美女跟爱情。所以《花间集》中所收的歌曲都没有题目，只有曲调的名字，这与杜甫那一类所谓言志的诗，实在有很大的不同。但有的时候，世界上一个偶然的事件，有可能会对后来产生极大的影响，西方称之为“蝴蝶效应”，说南美洲森林里面一只蝴蝶扇一扇翅膀，结果大洋彼岸就可以引起一场风暴，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就是有时候一件小事情，结果在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以为《花间集》的出现在文学史中、在诗歌方面就有这种蝴蝶效应，它使中国的小词有了这么深厚的意蕴，成了一种足以跟诗对立的文体，它的分量、内容、情意可以跟诗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它能够写出来诗所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