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上的蔷薇，一度开得红红火火

“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杂文，文笔兼有，其辞“虽小而明润”，但能“发愤以表志”（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我从1993年始习杂文，写好的稿子，除了投寄到登载杂文的文学及综合性理论期刊外，大多邮寄给了报纸副刊。杂文写作至今30余年了，如今写得少了，发表也就少了，但写文章时笔端流露出的杂文笔法仍在，心里对当初刊登我杂文的报刊的那份亲切仍在，尤其是对那些曾有缘相见或缘悭一面的报刊编辑的感激仍在。

感谢中国报刊，让杂文这朵蔷薇，曾经开得红红火火。

/壹/

杂文篇幅总体来说不长，但写好杂文的要求并不低。我是在信阳开始动手练习，但在西安已动脑准备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古城上军事工程院校时，一个月外出一次，我就泡西安钟楼书店，看新近进来的图书；不外出的星期日，我就泡大学图书馆，看自己想看的藏书。大学四年，课堂上我全神贯注学习计算机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课堂外我认真阅读了50余本思政经、文史哲书籍，从此让我养成了杂览的读书习惯，储备了杂博的知识基础，激发了好问的求知欲望，强化了质疑的反思意识，拒绝了观念的强制灌输。

最先发表我杂文习作的报纸副刊，是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工作生活的豫南小城信阳市的报纸，开始是《申城晚报》，随后有《信阳日报》。1995年12月22日，我在《申城晚报》上发表的讽刺“腐败分子是人间垃圾”的杂文《另一种垃圾》，就被1996年第3期《杂文选刊》转载。小说家梁深义为此写过报刊轶事，记述信阳六里棚地区杂文家集中在报刊“发作”的盛况。

中国报刊及其文化的传播，在我这个读者心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自认为最有资格值得我先要感谢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身边的两位兄长闵良臣和赵光瑞。闵良臣出道较早，他无私地把熟悉的或陌生的只要是他自己已掌握的和了解到的报刊专栏甚至编辑姓名统统复印一份给我，方便我按图索骥、有的放矢地给相关报刊投稿，以利于提高稿件发表的命中率。赵光瑞是我所在单位空军第一航空学院的宣传科长，我的直接上司，他熟悉全国有影响并且常发杂文的报刊专栏情况，于是科里有限的订报订刊费就用来订阅在读者心目中可登高一呼、比洛阳纸贵的报纸杂志，供科里年轻人争相翻阅、学习欣赏、汲取营养。

赵光瑞年龄比我大，所以在单位我谨言慎行、毕恭毕敬称他科长或赵科长，但一离开单位，或者说只要一下班，单位里仅剩下我俩，我就一口接一口地“光瑞光瑞”，连“同志”二字都省略了！这一叫，叫出了几十年没有隔膜、光有醇厚的战友情。到了1994年，我和赵科长的杂文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已有20多篇，两人都有资格（只要20篇）顺利地加入了“杂文大省”河南省杂文学会。一年后，我俩主要凭杂文写作成绩，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1996年，我以信阳地区三个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河南省作家代表大会。

报刊有文化，通过耳濡目染，滋润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心胸，让他们视野开阔而识大体，从而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丰富自身的知识涵养。在一般单位，对于所谓出名挂号之事，要么科长手头正忙，干事去点缀一下得了；要么科长是领头羊，干事礼让别争了，反正二者只选其一。我们单位不一般，上下级关系除了编制设置上有不同外，长与员身上时时处处显现的是平等之光，除各自负责抓好自身业务，做到善于能办事、办成事外，还相互鼓励用写作来表达自己，也可以说是好好表现出自己所思所学的思想体会，无须藏着掖着。科的上级是学院政治部，政治部有位有思想有水平又公道又正派的部主任，姓朱名中海。他的心胸可比得上大海。他善于培养、勉励、帮助小鱼成大鱼，其中一项是不管鱼小鱼大都得要有写作表达的能力。从此，大鱼跃升到上级政治部去工作去锻炼，更吸引激励着一批批年轻人比学赶帮，写作劲头皆十足。那些跃升者如今不少人也退休了，退休相聚时都不忘当初奖励他们写作出成绩的老主任。老主任朱中海本人就是一位勤于阅读报刊、善于借用文章指导工作的人。

文学写作，让新闻写作如虎添翼，锦上添花。我们在军校宣传部门工作，力争多出新作，是深务正业的具体动作。我们的劳作成绩还不错。那几年，我们宣传科年年被上级评为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中国报刊给人民军队一个基层单位带来的直接益处，就是那些经过独立思考而又发表出来的思辨语句，如一粒粒思想饱满的种子，潜移默化地激发着鼓动着催促着他们的作者和读者，发扬创作干劲，争取单位光荣！

/贰/

业余时间里，我为各家报刊投稿集中在1993年至2002年这十年间。那个时期，无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还是虽不以“地”名之而一样既有花开富贵的蝴蝶兰，也有枝上带刺的蔷薇花的各家副刊园地，吸引着普通作者、知名作家、著名学者踊跃投稿，美美地让杂花生树、草长莺飞。

报刊有思想，既是创作者厚积薄发的文化园地，又是阅读者品头论足的议论场地，谁家思想解放越先进，就越能吸引目光聚焦，成为众声喧哗的广阔天地。1994年《江西日报》副刊举办杂文征文活动，我根据征文启事，立即投寄一篇杂文《真的让“鲁迅远去”吗》。月余以后，我收到的却是《江西青年报》10月27日的刊有拙稿的样报，并附有报社副总编辑谈运满先生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说明拙文在“青年报”发表的过程：

江西青年报正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改版第一期须以新面目示人，我在组稿时想到《江西日报·星期刊》单独在二渠道全国发行，大量稿件无法采用，便去他们编辑部淘宝寻找遗珠。从中发现你的大作附有稿签却未采用，原来是他们觉得太过尖锐不便刊发，我认为是篇佳作就拿来《江西青年报》编发了。

这篇拙作被同年11月25日《杂文报》转载，并获当年度江西省副刊好作品一等奖，后又被选入北京出版社1996年11月版《杂花生树》一书。此后，谈总一路发表了我不少习作，与我成为结交30年的至交，而今我俩虽较少言杂文，但聊杂话更广泛了。

除了文学期刊与理论性杂志，报纸副刊更是发表我杂文随笔的主阵地。《北京日报》副刊杂文大行其道，以至今日仍直接名曰“杂文专版”，一次性地集中推出五六篇杂文随感，是因有老编辑、名编辑、好编辑的精心传承而让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当年与我联系的杨子编辑就是其中一员，对作者耐心细致，约稿主动，编稿用心。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每每直截了当地以醒目的“杂文”二字标示栏目名称，一律用楷体字排版，突出内容并加框刊出，真正成为风花风云风雷皆可议论的“花边文学”。《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朝花副刊著名编辑沈扬，1997年就编发过我三篇杂文，《“天使”犯罪……》发表在5月15日副刊头条；12月18日发表的《矛与盾》被1998年1月9日《杂文报》转载。他平时寄送样报在信封上的书写，即可窥其书法风采之一二。笔会副刊主编杂文20年的资深编辑朱大路，身材魁梧个子大，武艺高强本事多，小说、散文、杂文样样精通。他曾经上班编杂文、下班写小说，如今退休了，拳打脚踢更自由。他做事认真，我的因送审未获通过的稿件，他除了退回，总还附上一封退稿信，别看字少，但每一个字大得如一枚常用的印章，一丝不苟，言简意赅，中看受看。我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是1996年9月10日《难得“难说好”》。而此前我给他寄过《夏日断想》一文，属“语丝体”，他给我退回来了。退稿信如下：杨庆春同志：

尊稿写得不错。送审时，上峰认为周作人的问题已谈得很多了，不拟刊用了。因此奉还请另处。

请继续赐稿。

朱大路

从邮戳看，信是1996年7月16日从上海发出的。就这可数的字数，他写满了整整一大页纸，可想那些字写得有多大！“字如其人”这个词语，是我2001年8月在长白山笔会见过朱大路本人后，才理解得更加具体真切：字是行楷有致，曲直方圆，收放自如；人是堂堂正正，玉树临风，器宇轩昂。

我也讲“认真”，1996年5月5日，我的一篇杂文《认真说“认真”》发表于《南方日报》海风副刊头条位置，两年后他仍记得，并被他选收到文汇出版社1998年8月版的《杂文三百篇》中。三年间，我给笔会副刊投稿计10篇，有7篇刊登见报，二篇送审未获通过，一篇因写得虎头蛇尾被“朱笔”退回。我的刊发于笔会副刊的两篇杂文《博士的孝心》《随心说“放心”》，同时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的《上海杂文选》。

/叁/

在中国，日报一般指发布周期为一天，每天发行一次的报纸。“时报”一定不会是时时都在发布的报纸，有的能每天发行就很好地体现了“一天一时”，有的说不定隔天才发行一次呢，这个“时”只是不确定时。

那十年，时报、晚报、行业报等副刊的杂文一样可与日报副刊的杂文比美，这美是思想、文化、品味、幽默、讽刺的集中融合与结晶，展现了纸质报业时代的思想水准和兴旺繁荣。北京《金融时报》的房连水、《科学时报》的王卉，郑州《质量时报》的曹亚瑟、《教育时报》的李若，他们多年约稿组稿催稿，促使我成为其主持的版面上的嘉宾，让我至今虽得意而实未忘形。这些时报，有的可能改名，有的恐怕已休刊停刊。无论刊发我文章多与少，精与妙，始终让我感怀于心，念念不忘。

这里，特别致敬的是在成都出版发行的《精神文明报》及编辑招家杰先生。因为单位常年订有该报，我也常常浏览，银河副刊责任编辑每期都署名招家杰，引我注目，虽不认识，但心向往之，1994年一开年决定以“稿”试水。码字抛砖初有所获，招先生那一年就编发了我四篇杂文随笔。1995年我更不松劲，新年一开即向他寄去杂文《“别让他下台”》，1月14日很快见报，当年第三期《杂文选刊》转载，获同年度四川省副刊好作品一等奖，并被刘成信主编、长春出版社1997年1月版《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选收；9月9日发表的随笔《关于女人与“夫人会”》，被阎纲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学者随笔》选收。

在晚报副刊阵地上，天津《今晚报》的张金丰经营副刊的《肝胆篇》杂文专栏有声有色，济南《齐鲁晚报》的张金岭主持《青未了》副刊青出于蓝，两位副刊编辑如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引领着一批批作者把好稿给他们自己负责的园地纷纷投来。我给《今晚报》投寄的第一篇杂文是《一种逻辑常有理》，刊发于1997年7月14日副刊，《中国剪报》很快于8月2日选载在第二版头条，随后被牧惠、蓝翎、朱铁志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化书系·真话的空间》选收。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成为我第一部杂文随笔集的书名，列入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作序的“真声音”丛书，于1999年6月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的杂文写作起步于河南，起先是《申城晚报》，自然很快进军到《郑州晚报》。2020年我到郑州一个单位当评委，回京前与陈鲁民、曹亚瑟、盛大林等几位老友聚餐，建章兄因年龄偏大、身体不好而未成行，只好简短地通个电话寒暄几句。一想起当年退役从文、意气风发的建章大哥，如今被岁月不饶，不禁唏嘘不已。

20世纪80年代，我在西安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在诗歌流行的年代里，我跟风模仿，处女作是一首小诗《夏，笑着走来》，以竖排楷体的形式发表于《西安晚报》曲江副刊。写作杂文，不忘初心，《西安晚报》就成了我重点投稿的园地之一，其文艺副刊负责人赵发元先生和主编名牌专栏《秦镜》19年的高级编辑郭兴文，在编发我几篇杂文后，时常约稿问好，益发催使我勤奋地操觚染翰。

巾帼不让须眉，杂文编辑如是。前面提及的《申城晚报》罗建慧、《信阳日报》栗萍、《北京日报》杨子、《科学时报》王卉、《教育时报》李若，皆为杂文“做嫁衣”的副刊“大国工匠”，匠心独运，使得“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唐代高骈《山亭夏日》）。《武汉晚报》副刊编辑李青和《贵阳晚报》副刊编辑陈雯，姊妹前行，各负其责，编发我的杂文随笔数量可观，可圈可点的佳作虽不多，但偶有小文亦可聊博一粲。刊登在《贵阳晚报》上的《與论监督一说》（1998年3月3日）和《巩俐的申请》（2000年6月26日），就一同被选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对号别入座》杂文集。《武汉晚报》副刊1996年12月9日发表的《打开星空的钥匙》，荣获1996—1997年全国晚报科教兴国征文一等奖。此文最后一段，也是本人当时写作的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