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文化漫议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当词句能够表达完整意向时，从理论上讲，就有了档案文献。在我国，简策、帛书为图书之始，有了正式图书，就产生了书文化，书文化是人类一切智慧的结晶，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本文所论属于狭义，它是以古籍为中心，随着古籍增多、内容繁杂和形态变化，围绕古籍内外演变与流传中出现难懂、难检、难辨、造伪、亡残等情况，经过历代学者多角度探究、诠释、考辨、完善，从而演绎出关于古籍诸方面的学问，最终构成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籍材质，经过先秦至魏晋由简策、缣帛到纸质变化，其形态由简单卷式、叠装到卷轴装，再到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最后至清代，终成线装，历经两千多年，从而形成古籍形态学。从先秦至汉代，大量图籍产生，庋藏日久，简脱帛霉，写本时代，青灯之下，鲁鱼豕亥、添减字、错行等状况，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整理校雠修补，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此业，从而诞生了古典目录学、校雠学、分类学和辨伪学，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此后历朝各代，官府私藏都进行了这项工程，并不断完善。中国古代繁文缛节、禁忌较多，反映到古籍中，便出现了用字的避讳，给读用造成了困难，历代学者寻其规律，故诞生了避讳学。唐五代、北宋前期，雕版、活字印刷术相继发明使用，古籍大量生产，产生了卷帙浩繁的类书编辑刻印，宋有一千卷《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清有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类书具有检索文史事件、人物、词句、辑佚功能，是书文化的重要内容。

雕印、活字诞生，生产图书迅速，官刻、私刻和坊刻竞相采用，大量刊印书籍，然而印本书有优劣高下之分，购读皆需慎择，于是版本学产生。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流传今存约有十余万种，它们是靠四大藏书系统传承的，其过程经历系列学术环节，从而形成藏书学。古籍有聚就有散，有藏就有亡，历史上我国古籍屡遭劫难，毁损达千万卷，此乃文化之厄，不可不察。对古籍救亡继绝，学人有责，于是将部分亡书，或全亡而内容被它书引用，搜求辑佚，以求恢复原书或部分内容，从而形成辑佚学。上述乃传统书文化之主要内容，我们择要漫议，如能引起读者兴趣，进而深研掌握，对阅读古籍和探究其内涵与外延，定会大有裨益。

古籍目录学

古典目录的编制从一开始，就带有学术性质，之后逐渐成为一门学问，它实践性较强，其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就学”。目录的“目”指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解释，亦称 “序录”“叙录”或“书录”，把篇名或书名与解释合在一起，就是目录。如《诗经》有《伐檀》篇，为使后人明其含义，在《伐檀》下做一简要解释：“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合起来就是此篇的“目录”。目录有“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一书目录”是指一部书的篇名和解释，它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为最早的一书目录，《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内容，是司马迁将《史记》130篇排次后，每篇下都有解释，这些篇名和解释合起来，就是《史记》的一书目录，举例说明：“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项羽本纪》第七”是“目”，前八句是“录”，对《项羽本纪》做了概括解释。群书目录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它是由一书目录发展来的，是指将众书书名和叙录总聚一起。我国最早的群书目录是西汉刘向、刘歆所编的《别录》《七略》，此后代有所作，清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简称《四库提要》）二百卷，是现存最大、体制最完备的提要目录。从汉代至清代，古典目录众多，其类别可归为三：1.官修目录，系官府组织人员为官藏所编的目录，《别录》《四库提要》是也。2.史志目录，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和有些朝代的《国史经籍志》及某些政书中的目录。3.私家目录，基本上是私人藏书家对自己藏书所编的目录，有综合和专门两类，较为复杂。以上三类目录书体制不同，最详细的是有总序、类序和小序，概括介绍全书和各类书的来龙去脉，每部书有详细解题，介绍著者生平、思想、成就、本书主旨、学术价值及借鉴作用等；其次是有总序和小序，书名下仅有简单注释；最简略的仅有总序，类目下著录书名、卷数和作者，其他一概没有，体制虽各异，但如果编制符合实际学术，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优劣之分。一部目录书，其基本结构有三要素：书名、解题和小序。书名直接反映图书外在特征，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及藏者等，它难以揭示图书内容。解题也称叙录、书录或提要，它叙述作者生平行事，揭示图书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指示学术门径和提供方便，对后世目录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凡具备这类体制内容的，被称为解题目录。小序和解题一样，它是对某一类图书分类沿革、流变和特点进行阐释。解题目录又有三种体例：1.叙录体，它是对每部书介绍作者时代、生平、该书卷数及学术源流和校雠经过，评论图书内容，指出“资治”意义，《四库提要》是圭臬，此体例为解题目录之大宗。2.传录体，“传”者“传注”之意，即简单注释，故又称“注录体”，每部书下注释三言两语，或注作者，或注内容，或注真伪，随意灵活，不拘一格，《汉书·艺文志》是也。3.辑录体，它广泛辑录与一书相关的内容资料，排于该书下面，包含揭示和评论该书作者和内容的各个方面，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以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古典目录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进一步讲，它具有知晓古籍总的情况、古籍本身状况、古代学术源流和指导读书治学等功用。

古籍版本学

古今购书读书，皆需懂得版本，否则所购之书质次价高，还会日读误书。理论上讲，自从有了书就有“版本”，写本书时代，每抄一次，就出现一种“版本”，所以《史记》在汉唐间流传时会有无数种“版本”。严格地讲，雕版印刷诞生后，才有了真正意义的“版本”。清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就是说，版印的书籍称作“版”，未雕的写本书称之为“本”，可见“版本”专指雕印之书，亦称印本书。《宋史·崔颐正传》中记载：“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诸经版本多舛误”是说雕印的儒家经书多有谬误，此处所讲版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版本。后来，版本范围逐渐扩大，成为一切形式编成的书籍的总称而沿用下来。西汉刘向领导校书时广搜异本，有宫中书、有太史书、有太常书、有臣向书、臣参书等，然后使“一人持本，一人读书”（《七略别录佚文》）来勘校讹谬，是指简策这种版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是汉初帛书的两种不同写本；魏文帝曹丕赠书孙权、张昭，“以素（帛）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三国志·文帝纪》注），是当时不同载体的版本。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中记有“河北本”“江南本”“江南古本”“俗本”等不同名称，是纸写本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名作为印本书的专称，在宋人著作中广泛使用，如米芾《海岳题跋》中说：“唐僧怀素《自序》，杭州宋氏尝刻版本。”是说唐朝僧人怀素所写的《自序》，杭州人宋氏曾经雕印过；又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是谓尹少稷记性好，一日能够背诵麻沙版本的书厚达一寸；再有朱熹也在《上蔡语录》跋语中说：“熹初到括苍，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是讲朱熹刚到括苍，获得吴任臣的写本书一篇，后来又获得吴中地区雕印本一篇，此类记述宋人多有。印本书多了，写本书费时费力费财，便日益减少，这也是佣书业式微的原因，所以时人藏书家叶梦得说，“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石林燕语》），即市面上既然全都以雕印书为标准，自然写本书就日渐消亡了。自宋代起，随着版印图书以及活字印本的兴旺发达，官刻、私刻、坊刻竞相印书，三者所印自然有优劣、高下之分，所有这些，皆被著录在图书目录上，于是版本目录便诞生了。学界认为，我国第一部版本目录书是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目中著录一书标有多个版本，有秘阁本、旧临本、江西本、杭本、越州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等等，稍晚的岳珂校刻《九经》时，搜到了23种版本，“辨别版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叶德辉《书林清话》）。清官修《天禄琳琅书目》记录版本资料最称完备，道：“分列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此书的后（续）编，所记版本资料更为详细，将重要的序、跋、题、识、牌记等录入，为官书言版本之始。

版本多了，定会出现彼此间在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的差别，也会出现版本源流、相互关系等复杂的现象。为了研究和鉴别上述情况，逐渐形成了“版本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各种图书——碑本、写本、刻本、印本、稿本、钞本、批校本等，研究它们发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图书的异同优劣、版刻、印刷、装帧等各方面的技术及其演变发展与成就，知流变，断时代，论优劣，明特点，寻规律，为版本鉴定提供技术条件。

版本研究始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领导大规模的校书活动，那时书籍虽为手写的简策帛书，但他们广搜异本、去其重复、整合篇章、确定目次、校雠脱漏、写定正本，最后在叙录上加以说明，这一复杂过程，可以说是对写本书的版本学研究的开始。隋朝对图书版本也很重视，据《隋书·经籍志序》记载，隋文帝“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陈宣帝年号）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这是鉴定完毕陈朝官藏写本不佳后采取的措施。隋炀帝即位后，又令“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这是炀帝重视卷轴书籍版本的装帧技术。唐朝更甚，据《旧唐书·崔行功传》记载：太宗时期御府写书，“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这些书手皆为书法优秀者，所写之书皆外观靓丽，版本极佳（见《历代名画记》《齐东野语》）。在宋朝，版本名称正式出现后，版本学的研究正式开启，提要目录书也以版本资料作为一项内容加以记述，例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以蜀本校，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至清代，版本学大昌，表现在版本目录、版本学著作以及专论版本文章层出不穷，如钱曾的《也是园藏书记》和《读书敏求记》、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版本学人才辈出、名家迭现，如钱大昕、戴震、卢文弨、翁方纲、黄丕烈、鲍廷博等，说明版本学在清代学术领域中已成为一门专学。

懂得古籍版本，可择较好的本子阅读研究，少出谬误。何谓较好版本？较好版本也称善本，一般指刊行早、校刻精、内容完整、文字准确、装帧精美的本子。古今学人因不明版本优劣，而读引劣本导致的古代地名、人名、词语等方面的错误比比皆是，或不明其意，或遭人讥讽。明人陆深《俨山外集》中，记有一俗医，告诉病人煎药放“锡”为药引，恰好被名医戴元礼遇到，戴觉得奇怪，下问求知，以长见识，经追问，原是俗医读了误本，“锡”乃“餳”字之误。引用有误的文史书籍，不过被人讥笑，为人诟病而已，而医书有误，按书治病，则人命关天，切不可掉以轻心。

根据刻书和古籍本身形态的不同情况，古籍版本有多种称谓，有宋本、清本、官刻本、坊刻本、浙本、套印本、活字本、影印本、孤本、善本等。版本众多，质量各异，需要鉴别，鉴定古籍版本是一门高超的学问，要具备历史、书文化、文言、文风、文字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熟读版本专著，更要多接触各种古籍，积累经验，才能使鉴别古籍版本的本领日趋熟练。

古籍校雠学

校雠，今人谓之校勘，是读书治学、考求善本的一门学科，校书这项活动先秦时期即已有之，西汉刘向、刘歆整理官藏，对每部书都进行了校雠，且定校雠含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其解释正符合后人校勘工作。东汉郑玄，凭一己之力，遍校群经，整合今古文之说，为专业校勘之始。魏晋至隋唐时期，官私校书频繁，一准刘向遗规，至宋代随着目录学、版本学的发展，校勘古书大盛，并在前人实践基础上，制定校书条例，提出方法，设置专职校手，校勘遂成独立专学。宋朝掌书机构制定校书条例，道：“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南宋馆阁录》卷三）就是说，遇到错字，用雌黄（一种颜料）涂去另写；多出的字，用雌黄圈起；少字，在旁边添加，若旁边空间小，写不下，先用红色标记，再写于天头地脚；若两字次序颠倒，就在中间写上一个“乙”字。这项条例，详细规定了改正讹、衍、夺、倒字的格式，反映了校勘到宋代已有较高水平。宋代校勘家众多，他们既有实践经验，又有校勘方法，如藏书家兼目录学家晁公武自称“躬自朱黄，雠校舛误”，金石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在校勘名家中，当以岳珂为最，他是版本家、校勘家和藏书家，所撰《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多列条目，详审精确，总结了一整套校勘方法。明人校书恶劣，乱改文字，弄乱许多古书，清人纠其风，校勘学获得极大发展，梁启超说，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勘遂成一门专学。清代著名校勘家有戴震、段玉裁、卢文弨、顾千里、陈鳣、钱泰吉等，他们都是博学者，有人终生从事校书职业。校勘古籍并非易事，须有文字、音韵、目录、版本、通假、避讳、历史等许多知识才行；校勘古籍甚苦，逐字逐句，频繁检书核对，非有以苦为乐、惠泽世人精神不可，历史上的校勘家在改正前人谬误、校成善本、为读书治学提供便利，贡献巨大。现代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将古人校勘实践和自己校书经验，归纳校勘方法有四：1.对校法，即用同书祖本或别本对读，不同处加注其旁，此法最简单稳妥，主旨是校异同，不校是非。2.本校法，即用本书前后文互证，了解其中抵牾，此法是未得它本时最宜用，它能发现问题，不能决定正误。3.他校法，即用他书校本书，凡有采自他书或为他书所引用，或史料为他书所并载，均可以他书校之。4.理校法，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只能用此法，此法最难，要据知识定是非，通人方可。遍览古今校勘古籍之法，不外乎有此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