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倡议”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国倡议  国际公共产品  全球南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正迎来新的转折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持续加剧，[1]人类亟需系统且可行的国际公共产品，以整合国际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不均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先方向仍在于“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倡议，覆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领域，成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破解人类共同挑战，特别是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中国智慧，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中国倡议”的内涵与特征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系列倡议致力于在不同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与国际社会既有的各类倡议相比，“中国倡议”具有独特的内涵与特征。

第一，“中国倡议”从根本上搭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事实上是同时在地理区域和议题领域两个方向展开的，即地理模块和领域模块。由于全球治理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领域模块塑造较为困难，面临碎片化风险。因此，中国一开始提出的领域模块倡议相对聚焦，如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全球深海典型生境发现与保护计划合作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随着中国对百年变局及其加速演进的认知逐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先后提出，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平安全与文明进步等核心领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为此前各类倡议提供了整合框架。由此，“中国倡议”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域模块日益迈向系统化和全覆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迈入“工笔画”阶段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倡议”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理模块和领域模块得以有机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理模块，涵盖国别、次地区和地区层次，进而覆盖全球。从国别层面看，中国主要与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达成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在次地区层次，主要包括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在地区层次，中国已与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国等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这意味着，中国已与相关国家在世界绝大多数地理模块达成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共识，并开展了创造性的实践。

当领域模块与地理模块有机结合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变得具体和可操作。这种领域模块和地理模块的结合是双向性的。一方面，在地理模块中添加领域内涵，使地理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得以具象化。例如，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可以理解为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六大领域模块，即责任共担（中非责任共同体）、合作共赢（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幸福共享（中非发展共同体）、文化共兴（中非文明共同体）、安全共筑（中非安全共同体）、和谐共生（中非绿色发展共同体）。这使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体体现在了不同领域。[2]另一方面，领域模块可以在不同地理区域加以落实。例如，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基础，中国持续推进落实《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和《“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因此，实现地理模块与领域模块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嵌套，是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工笔画”的基础，也是“中国倡议”的基本要求。

第三，“中国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日益系统和全面，从以前的议题领域和地理区域相对有限，到现在实现了两个维度的全覆盖。这一发展的关键转折发生在过去10年，其基本逻辑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国更多依赖世界向世界更加需要中国转变。对这一关系转变的认知，是驱动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朝着更加积极、系统方向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正式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念便是这一认知的生动体现。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角度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方逐渐转变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方。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表明中国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自觉性，而系统性“中国倡议”的提出，正是这一自觉性的外在体现。

具体来说，“中国倡议”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缓解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长期未能找到有效的复苏方案。2012年，二十国集团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提出，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仍是寻求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世界经济复苏、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等提供强劲助力。自2016年起，以英国“脱欧”、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等为代表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出，加之新冠疫情暴发，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持续加重。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相继提出，事实上成为缓解上述赤字的“及时雨”。

第四，“中国倡议”为增强国际团结合作提供了重要动能。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加重，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以维持其霸权。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等连续遭遇危机，先是以2001年“9·11”事件为代表的安全危机，后是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经济危机，再是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制度危机。与西方国家陷入深重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内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某些国家试图通过所谓“再全球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从而维护其霸权地位。这一企图对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产生了极大消极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试图以俱乐部性质的“多边团结”取代普遍性的“国际团结”，遭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明确反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看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仅自身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明显下降，还全面阻挠新兴大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因此，系统性的“中国倡议”不仅有助于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更可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与联合国对“国际团结”精神的呼吁不谋而合。

“中国倡议”强化“全球南方”合作动力

“中国倡议”的系统化提出，从根本上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回馈国际社会的产物。作为普遍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倡议”还具有独特之处，即通过为“全球南方”注入全新合作动力，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和“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构建。

第一，“中国倡议”积极呼应联合国“国际团结”精神，是“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黏合剂。近年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战略竞争议程已对“全球南方”的内部团结产生消极影响，而中国大力践行联合国所倡导的“国际团结”精神，为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共同抵制美欧分裂“全球南方”的企图。例如，在美西方的鼓噪下，印度在2023年1月举行“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邀请超过120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首脑、外长和财长与会，但并没有邀请中国。中国政府对此表态指出，中国一向主张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和合理关切，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2023年9月，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上，中国倡导各方坚守团结合作的初心，扛起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责任，做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推动全球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伙伴。中国在峰会筹备期间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始终支持峰会重视发展中国家关切，达成诸多支持全球共同发展的成果。可见，中国抵制美欧分裂“全球南方”企图的重大努力本身，便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的身份定位。

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也被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所吸收。例如，2022年1月，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作为共商、共建、共享倡议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倡议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一步。截至目前，“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有70多个国家加入，并举办了高级别视频会议、部长级会议等活动，就深化倡议务实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小组机制建设、加强同联合国发展系统合作对接等问题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2022年11月，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揭牌。2023年1月，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成立，3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口部门正式加入，为全球发展合作理念交流、规划对接、资源统筹等提供平台和支持。

第二，“中国倡议”全面促进国际公共产品提质增效，是“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赋能平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意味着“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程度和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持续提升。但美西方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强调传统霸权国家拥有压倒性的物质实力和更为强大的政治意愿，可提供优质、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霸权国家控制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霸权国家难以始终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霸权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国际公共产品的潜在供应方日益增加，一种供应能力的比较优势结构正在浮现。二是霸权国家并不愿意始终维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稳定。由于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必然带来某种地缘政治效应，出于维护霸权的目的，霸权国家可能将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武器化，从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不稳定。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上的作为就是典型表现。三是霸权国家往往选择性地吸纳新兴大国加入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体系。为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既得利益和主导地位，霸权国家并不欢迎所有潜在供应方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更拒绝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分工合作体系。

在此背景下，“中国倡议”的推进有利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分工合作体系建设，从而提升“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增长，“中国倡议”首先出现于经济发展领域，此后逐渐拓展到多个关键领域，这意味着中国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制度安排方面的创新实践，即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塑造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分工合作体系。[3]基于比较优势的供应分工合作，不仅意味着新兴大国或在特定领域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可更为便利地进行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更因多方合作而有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质量和稳定性，还可为公共产品消费方提供更多选择，避免“选边站”困境，从而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