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全球南方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

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全球性特征日益鲜明，其典型表现就是“全球南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阵营政治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追求更加公正、合理、平等和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秩序，以便为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谋求更加和平、稳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全球南方”国家逐步凝聚成团结互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共同建设平等、繁荣、可持续的世界。

全球政治中的新兴力量

“全球南方”的兴起缘于世界进入全球政治时代。“批判性是全球学的重要特征和支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种族中心主义，也是国内外全球学研究的基本共识。”[1]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南北视角，当今“全球南方”更像是一种新的跨国身份和世界观建构，奉行全球思考与全球行动的逻辑，强调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才能解决面临的挑战。“全球南方”的崛起增强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全球性、多元性和平等性。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后续产物，“全球南方”延续了反殖反帝反霸运动的传统，逐渐演变为当今全球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国际力量。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南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逐渐取代了更具等级色彩的“第三世界”称谓。“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一方面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其发展议程是当今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方国家正在形成一股新兴的全球性力量，不再局限于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寻找发展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更倾向于在全球层面表达关切并付诸行动。

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政治新兴力量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其中既有自身实力提升和政治觉醒的内因，也有新一轮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持续演进的外因。

从内因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方乃至引领方。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吸纳了众多来自“全球南方”的成员。2023年非盟获准加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南非峰会同意邀请6国加入该机制，非洲和平代表团史无前例地走出非洲以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呼吁关注巴以冲突中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些都是“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表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多边发展融资机构给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以更多的优先考量，显示出“全球南方”较以往有更多内生动力和资源参与全球事务、实现自身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全球南方”的落后面貌，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全球南方”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正在深刻塑造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

2023年10月30日，在安理会叙利亚政治人道问题公开会上，中方明确表示反对外部势力破坏叙利亚安全稳定。图为当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安理会会议现场。

从外因来看，在国际权力格局日趋多元化的大变局之中，美西方为维持霸权地位试图拉拢“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美西方开始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全球化模式，其基本逻辑是通过全球化的部落化转型，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而其自身则稳居顶端。[2]美西方通过构建意识形态纽带、推进供应链“近岸化”和“友岸化”以及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倡议等措施强化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从而营造了国际力量在争夺“全球南方”的情景。然而，尽管“全球南方”欢迎美西方拿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际发展，但他们并不认同与之相伴的经济保护主义和泛安全化逻辑，而是继续支持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与多边合作。

“全球南方”的国际秩序观

“全球南方”不仅具有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政治属性，它是一个与国际秩序演变高度相关的政治概念。这种双重属性推动“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领域发挥出独特优势和作用，从而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

一、追求和平转型

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功能是为各国提供和平共处的规则体系与和平化解冲突的能力。冷战的结束并未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新干涉主义与北约东扩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与动荡，大国间的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意愿急剧下降。在恐怖主义威胁并未彻底消退的背景下，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在后冷战时代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全球范围内谋求维持对华长期竞争优势并遏制俄罗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上述调整恶化了“全球南方”所处的外部战略环境，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美国要求其选边站队的压力。

不同于美西方倡导的“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以及绝对安全等理念，“全球南方”国家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的国际安全，突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为代表的致力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的多边机制正在作出有益尝试。上海合作组织聚焦解决地区安全威胁，同时吸纳了印度、巴基斯坦等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作为成员，展示了很强的包容性与合作能力。在沙特和伊朗和解后不久，两国均获邀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新成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实践表明，“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基于“全球南方”的共同身份、共同塑造新国际秩序的诉求而团结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差异性和局部矛盾的束缚。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1 — 作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博会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机遇。图为2023年11月8日，在第六届进博会国家展区，一位乌干达参展商向观众介绍饰品。

面对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为代表的新一轮国际安全危机，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没有跟随美西方起舞，而是从对危机本身是非曲直的认知、人道主义关切以及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确定本国立场，积极发挥劝和促谈的斡旋作用。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拒绝向交战国提供武器援助或施加单方面制裁，也不赞同那种毫无根据地将特定国家或企业定义为安全威胁的泛安全化行径，这种对待国际安全事务的新立场被概括为“积极不结盟”。这里的“积极不结盟”指的是一种外交政策方针，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拒绝在大国之间的冲突中选边站队，理性关注自己的利益；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全球南方”国家更愿意在国际安全领域展示国际影响力，他们根据自身利益独立自主地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积极不结盟”的兴起反映了“全球南方”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普遍失望，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呼吁似乎只符合大国利益，而不是全球公共利益。[3]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玻利维亚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哥伦比亚和智利召回了各自驻以大使，《时代》杂志撰文哀叹美国正因在加沙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失去“全球南方”。[4]在上述安全形势下，“全球南方”国家呼吁对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更具代表性并对常任理事国的权力作出限制。

二、追求发展权益

长期以来，众多“全球南方”国家受自身资源和发展能力的约束，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长期受制于援助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融资条件，难以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更为合理的发展政策，他们迫切需要获得更为平等、自主与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机会。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遭受美西方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制裁，几乎丧失了通过全球金融贸易体系获取发展资源的外部条件。美国在科技领域推动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策略也对“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和使用新兴科技构成严重干扰与限制。在美西方日益从负面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之际，“全球南方”国家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力量。

鉴于上述情况，2023年9月“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指出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重大挑战已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呼吁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全面改革，采取更具包容性和协调性的全球金融治理方式，更加重视国家间合作，包括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代表性；反对实施具有域外影响的法律法规和一切其他形式的胁迫性经济措施，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制裁，并重申迫切需要立即消除这些措施。[5]“全球南方”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的呼吁也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响应，他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彻底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家机构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权重、推进份额改革和改善资金用途等。

受新冠疫情、国际经济与安全形势动荡影响，加上自身科技与创新能力不足，“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度已经严重滞后，他们迫切需要国际秩序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创造和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新型工业化实现本国发展与现代化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满足于充当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是希望通过借助科学、技术和创新深度参与其中。《哈瓦那宣言》建议创设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获取和发展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机构，反对技术垄断等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不公平做法，呼吁国际社会为科技发展营造开放、公平、包容、非歧视的环境，认识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对于扩大和加速实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至关重要，共同致力于全球发展和科技发展合作共赢。[6]此外，“全球南方”对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及其治理规范高度关注，希望提升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运用水平并参与到有关全球治理规范的制定之中。

三、追求环境正义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于一个崇尚气候环境正义的时代，这使得他们难以简单重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现代化道路。在双碳目标的约束和追求绿色发展的价值指引下，缺乏资金与技术的“全球南方”国家呼吁国际秩序转型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需求。尽管国际社会达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共识，但发达国家未能最终履行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未能为将气候适应资金增加一倍制定清晰、可信的路线图，未能改变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2022年，在多个“全球南方”国家遭遇极端气候灾难的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达成一项突破性协议，推出了“损失与损害”基金，用以援助那些遭受气候影响的欠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