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自古苦销沉

郁达夫旅日期间，每以中国古典文学寓托故国之思。1918年夏，他在名古屋乡间读唐宋以来各家诗，仿王士禛论诗绝句，也写了八首七绝，其中一首便是写给温庭筠的：

词人自古苦销沉，中晚唯君近正音。

今日爱才非昔日，独挥清泪吊陈琳。

“词人自古苦销沉”，真是道尽了温庭筠一生酸辛。温庭筠与李商隐是同代人，也是诗文上的同道，并称温李。不过，与李商隐相比，温庭筠的家世曾经更为显赫，而其遭际却更为淹蹇。

今日爱才非昔日

《新唐书》谓温庭筠为温彦博之裔孙，附其传在温大雅、温彦博一系之后。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考飞卿为温彦博六世孙，后又有学者更正为温彦博七世孙。这些细节上的争议，不妨碍我们确认温庭筠家族在初唐的辉煌。实际上，温氏自中古即为太原望族，至隋唐之际，温彦宏（大雅）、温彦博（大临）、温彦将（大有）三兄弟佐李唐立国，其后皆居高位，时有“一门三公”之称，更是大振门楣。其中，温彦博于贞观四年（630）拜中书令，又封虞国公，为太宗朝之名相。温庭筠开成中作百韵长诗呈友人，诗中“采地荒遗野 ，爰田失故都 ”一句有作者自注：“予先祖国朝公相，晋阳佐命，食采于并、汾也。”“国朝公相”，即指虞国公温彦博；“晋阳佐命”，则是指大雅 、大有之辅佐李渊创业。

在家族观念浓重的古代社会，先祖的荣耀，是后辈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以贞观朝温氏家族的荣光，在两百余年后，依然映照着温飞卿的精神世界，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优势，乃至影响到其性情、性格的成型。历来温李并称，是因二人之“新声”——具体而言，当是义山之诗与飞卿之词所呈现的相似的审美质素；而就个性、性格而言，温李却俨然是两类人，家世出身对二人个性、性格的影响，不容小觑。

李商隐曾谓自己是“阴阳仙李枝”，与李唐王室同宗，但这个宗谱非常虚渺，比不得温庭筠的家族有迹可考。现实中，李商隐从未沐浴过这“仙李枝”的荣光，反因“内无强近，外乏因依”“门衰祚薄”，尝尽世态炎凉，某种程度上，这直接导致他养成优柔悲观、内向而自闭的性格；温庭筠的家族谱系明晰，其光辉的家史真实不虚，不过，那毕竟已是二百多年前的事，到飞卿这一代，已然衰微。因此，家族的荣光同样没有给飞卿带来丝毫助益，实际上，温庭筠的现实境遇比义山还要悲惨。然而，荣耀的家史，给飞卿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又是义山所不具备的。这种精神力量塑造了飞卿张扬而自信的性格，与义山的悲观自闭，呈现出很大的反差。

温飞卿的诗词，亦如其人。其诗充满理想精神，又因怀才不遇而郁勃着愤懑不平；其词则高华庄丽，浓艳哀婉，那揽镜自怜的美人，何尝不是飞卿为自我传神写照。一般以为温诗与温词气象迥异，正可藉以说明诗庄词媚的文体分殊，然此种差异不过是一体两面，就内在的思想精神而言，温飞卿的诗与词却是一脉通贯的。

独挥清泪吊陈琳

温庭筠过邳州陈琳墓，曾作一首追吊感怀诗：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以为是唐懿宗咸通二三年间，飞卿游幕江东，经陈琳墓而作；刘学锴先生则认为是作于会昌元年（841）春自长安归吴中旧乡途中。飞卿一生畸零落拓，这类借古感今之作，贯穿在其创作的各个时期，故系年之异，并不影响对诗意的理解。诗中所咏陈琳，为汉魏之际著名文士，“建安七子”之一，擅写章表书记。陈琳于灵帝时在大将军何进门下任主簿，何进败后又相继依附于董卓、袁绍。袁绍败后，陈被曹操俘虏。曹操欣赏陈琳的才华，终不怪罪，还极为器重，以其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出自陈琳之手。陈琳的得遇明主，反衬着飞卿的“霸才无主”，犹如飘蓬，不知归所，故其临风惆怅，乃至欲投笔从戎。

唐人以陈琳为典故指称敏捷才华，寄托用世之志的诗甚多。如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刘长卿《送孔巢父赴河南军》“共许陈琳工奏记，知君名宦未蹉跎”，钱起《卢龙塞行送韦掌记》“陈琳书记本翩翩，料敌能兵夺酒泉”，等等。因文章为世所重，而特被擢拔，得以实现平生抱负，陈琳就是成功的典范。

陈琳还有一个特点，即数易其主，顺势而为。他幸运地生活在观念相对通达的汉魏之交，更幸运地遇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明主曹操。陈琳的这一特点，是很多才子的共性，温、李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特点。李商隐《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献诗郑亚，有云“固惭非贾谊，唯恐后陈琳”，联系义山在牛、李两党间的处境，其引陈琳以为典，或有微意寓焉。而温庭筠之与陈琳，虽然命运穷达迥异，但在才华、性格上多有相似。

首先，同样思虑敏捷，才华横溢。陈琳依袁绍时，曾为袁作檄文讨伐曹操，《三国志》裴注引《典略》叙其事极为生动，谓檄文传到曹营，曹操正患风疾，“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檄文让曹操惊出一身冷汗，风疾顿愈，非笔力千钧，不能有此立竿见影之效果，此足见陈琳之才。曹操怪陈琳云：“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传陈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此语《三国志》及裴注无录，出自《太平御览》所辑王沈《魏书》，陈琳敏于应对，足智多才之情状，如在目前。曹丕论当世文人杰出者七人，陈琳为其一，谓之“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陈琳之才，是其时四海之共识。复观飞卿，亦以捷才驰名。《唐摭言》卷一三“敏捷”条：“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这个“温八吟”，又有呼为“温八叉”的，见《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条：“（温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温庭筠“八吟（八叉）成诗”的故事为诸多笔记所载，大概是此事最具传奇性，在士林被广泛传播。

除了八吟（八叉）成诗，温庭筠的捷才故事还有很多。《北梦琐言》载令狐绹向其征询文典，温脱口而出；又载与李商隐、唐宣宗联对之事，皆能敏捷应对，与同为才子的李商隐、段成式等相比，温庭筠的才思似更为突出。唐宋笔记中所叙此类故事极多，细节不尽相同，有些可能只是传闻或虚构，然温庭筠才思敏捷，声闻之广，其事确然不虚。故《新唐书》本传谓之“思神速”，史传特书一笔，可见“思捷”的特点，在温庭筠那里表现得异常突出。

温庭筠与陈琳第二个相似点是均有建功立业、实现个人抱负的强烈愿望，但与儒家的家国情怀相比，陈、温的功业思想是才子型的赍志求聘，呈现出较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陈琳朝袁暮曹，最终找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他在诗中直言“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毫不掩饰对功业声名的渴求。温庭筠科场蹭蹬，江湖飘零，先后依附过庄恪太子，追随过裴度、令狐绹，游幕于徐商、萧邺等人。四方奔走，善价求沽，功业之念，无时不横梗在心头。试读下面两首诗：

十年分散剑关秋，万事皆随锦水流。

心气已曾明汉节，功名犹自滞吴钩。

雕边认箭寒云重，马上听笳塞草愁。

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

——《蜀将》

宣曲长杨瑞气凝，上林狐兔待秋鹰。

谁将词赋陪雕辇，寂寞相如卧茂陵

——《车驾西游因而有作》

第一首诗是酬赠某蜀将而作，题下有注“蛮入成都，颇著功劳”。据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该蜀将曾在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入侵成都之时，护城有功，然却迟迟未能升迁。从“雕边认箭寒云重，马上听笳塞草愁”句可知，该将非但未获升迁，还从成都迁调至条件更为艰苦的西北边塞。至于该诗的作年，刘学锴据诗中“十年分散”向后推，认为应作于十年后的文宗开成四年（839），且由颈联“雕边认箭”“马上听笳”等句，二人当于西北边塞相会。这一系年恐需再作推敲。飞卿开成中几乎一直都在长安，并无西北之行。蜀将迁守西北，飞卿作诗赠之，模拟想象边塞景状，不必身处其地，二人完全可以在蜀将来长安时相会。诗言“十年”，未必就是确指。诗为蜀将的遭际鸣不平，其中亦有自己的情怀寄托，最后一句“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以灌婴、韩信等得以封侯，反衬武略出众的蜀将著功无赏，点明主题。“倍惆怅”者，则是诗人以沦落之身与故人相逢，有物伤其类之感。飞卿因遭人毁谤，无缘参加开成五年（840）春的进士试，情怀抑郁。此时，与同样落魄淹蹇的蜀将重逢，诗中“倍惆怅”之义正可得到落实。因此，该诗或作于开成五年或稍后。

第二首诗作于会昌四年（844）十月，武宗校猎于鄠，而飞卿其时正闲居鄠郊。武宗校猎，场面盛大，在小小的鄠地必然引起极大轰动，飞卿在鄠郊寂寞的居所，闻讯感而成诗。诗以司马相如的浮沉自比，倾诉被君王冷落的幽怨。

由于遭际不偶，温庭筠的功名之念、理想书写，多为感怀伤世的怨悱之音，其幽怨的程度之深，恰恰反映了对功业渴求的热烈。“自笑谩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郊居秋日有怀一二知己》），历代文人每多“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的，相比之下，温庭筠并不否认他的理想与欲望，不以“烟霞”为高，不以“经济”为低，见识超拔而性情真率。

而这一份超拔和真率，也使得其行事多自由随性，每为物议所不容，这是陈、温相似的第三方面。陈琳的几易其主，就惹得不少口舌。颜之推评曰：“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吴融《陈琳墓》：“冀州飞檄傲英雄，却把文辞事邺宫。纵道笔端由我得，九泉何面见袁公”；杜甫《奉赠王中允维》“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等等，皆以陈琳为戒，深以陈之出处为不齿。而温庭筠名声更差。《旧唐书》本传谓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新唐书》本传谓其“薄于行，无检幅”，具体有如下事迹：流连歌院，与儇薄子弟蒱博纵酒，此外，写作侧艳歌辞也属于薄行之列。在时人眼中的“薄行”，导致温庭筠科考失利、一生蹭蹬，比如开成五年被剥夺进士考试的机会，就直接与此有关。故《旧唐书》在罗列温庭筠种种薄行之后，续曰“由是累年不第”，断语堪称精当。温庭筠的“薄行”，非但使自己累年不第，其子温宪，也因为父亲的缘故，在科考中被有司“抑而不录”。积毁销骨，甚至殃及后人，飞卿的遭遇，真是令人既愤且慨。

温庭筠的上述“薄行”，大约可分三种情况：有些确为年轻时的放荡，比如所谓“狭邪丑迹”；有些或是不实的诬谤；有些则算不得什么“薄行”，像“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等，其实有何不可呢？以弦吹侧艳为薄行，映照出的其实是被封建礼仪文化长期扭曲的不正常的社会观念。

问题还在于，唐代流连歌馆、诗酒风流的文人所在多有，比如元、白，比如杜牧。尤其是杜牧，他自炫“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名声却没有因此而受损，两《唐书》的杜牧传对这类事不着一字，反而说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换了传主，这类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即便是青楼纵酒，到了杜牧这里，一概也都属于“不为龊龊小谨”的“奇节”了。

杜、温相较，命运待飞卿何其不公也！究其原因，一在杜牧之人生仕履，远较飞卿显赫，其传可书者甚多，成功后的夺目光环，很容易就掩盖过青年时期的生涯放荡。二在飞卿之个性，才华外漏、为人真率不羁，敢于蔑视规则，触忤权贵，所谓“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自然无人为其回护。比如他在令狐绹当面直言其学识浅陋；又，令狐绹假其所撰《菩萨蛮》以进御，此万不可泄之事，而飞卿遽言于人；《北梦琐言》还载飞卿偶遇宣宗微行，因口无遮拦而触犯圣颜；又传其替人作赋以应试，直接挑战朝廷科举选士制度，时人斥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其实倒是轻描淡写了。

当然，这些行为，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完全也可以说是“不为龊龊小谨”，然在温庭筠这里，就成了“士行尘杂”，成了“丑迹”和“污行”，夫复何言。温庭筠的个性及其低微之仕履，只是致其蒙受不公之风评的表面原因，更深层的还是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偏见，是“文人无行”观念下的当然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也许以布衣浪子之身而“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才是温庭筠蒙受苛责、不容于世的根本所在。

小山重叠金明灭

温庭筠在文学上是多面手，诗、词、赋、文乃至小说，无不精通。从他留下的作品来看，诗有330余首，词主要就是收录于《花间集》的66首，温诗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词，然温庭筠的文学史地位，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