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献整理的丰硕之果

202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黄灵庚、慈波两位教授整理的482卷的《明文海》（附录《明文案》《明文授读》二编所收而未见于《明文海》之选文），合计790万字。这是明代文献整理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其功甚巨，其泽必远，值得祝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竭其平生之力编纂《明文海》，选辑有明一代各体之文章，分类编次，蔚为可观，系迄今为止明文总集中规模最大的一部。《明文海》的前身是《明文案》，据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自康熙七年（1668）始，他“即为明文之选。中间作辍不一，然于诸家文集，蒐择亦已过半”，其子黄百家《明文授读序》也言其“取家所藏有明文集约五六千本，撷其精华”，至康熙十四年（1675）编成，历时七载。之后，黄宗羲还对《明文案》进行简汰，并且“究以有明作者林林，歉于未尽”（黄百家《明文授读序》），有意扩充明文的选录，因此，又检搜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所藏明集，“复得《文案》所未备者三百馀家”，“于是增益《文案》而成《文海》”，“《文海》成而有明一代有全书”（徐秉义《明文授读序》）。关于《明文案》，黄宗羲比照前代之选，曾自评曰，“前代古文之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为最著”，然而“《文选》主于修辞，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撷华，亦《选》之鼓吹。《文鉴》主于论事，意不在文。《文类》则苏天爵未成之书也”，如此，“若以《文案》与四选并列，文章之盛似谓过之”（《明文案序上》）。由是看来，追求修辞、论事兼备的“文章之盛”的编辑效果，成为黄宗羲企图超越前代诸选而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鉴于《明文海》是在《明文案》的基础上辑成的，这也可以说是《明文海》编纂的主要意图。四库馆臣即称是编“蒐罗极富”，“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明文海》提要）。事实上，《明文海》因其辑录明人文献详备，所选之文广涉明代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上全书分体编次，每体之中又各分子目，便于检阅，故素为学人所重视和利用，尤其是治文史者，更是以此书作为常用的明代要籍。

作为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明文总集，《明文海》在整理上具有很大的难度。首先，《明文海》编成后，因“缃帙浩繁，世无任而刻之者”（张锡琨《明文授读序》），仅有钞写本流传，而传世各本包括原稿本，或有佚失而残缺，或如四库钞本经校改删削，已非原本全帙，并且各本之间特别是因传抄而造成很多异文，包括鱼豕衍脱之误，这势必大大增加核验和校勘工作的强度。其次，《明文海》选录范围跨越整个明代，全编卷帙庞大，不仅选文篇幅浩繁，而且所录作者人数众多，达数百之巨，尤其是众家萃集，行文风格各异，标校的难度相应增大。2014年，《明文海》整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得以立项，黄先生和他所带领的课题组成员不辞辛苦，深入查访和搜集各类版本及相关文献，仔细比勘，用心标校，矻矻不休，竭尽心力，费时八个春秋，终于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明文总集的整理工作，其中甘苦可以想见。

综合观之，此项古籍整理重大成果的问世，尤其在明代文献整理领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主要特色，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所用底本精当。众所周知，确定合适的底本是古籍整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乎整理本的文本质量。该书整理者在底本的选择上十分慎重和恰当，其中《明文海》以浙江图书馆所藏清康雍间钞本为底本，是本原为482卷，现存473卷，相比于其他诸本，此本钞写时间较早，篇目较全；《明文案》以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康熙钞本为底本，是本二百零七卷，存一百八十八卷，钞写时间较早。相对精善的底本的择取，对于保证《明文海》的整理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广泛参校诸本及相关文献。《明文海》仅有钞写本传世，各本存、阙、删情况不一，且存在大量异文，因而校勘的工作量很大。在此方面，整理者不嫌繁复，用力颇勤，其中《明文海》分别参校了四库全书文津阁、文渊阁、文澜阁诸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原涵芬楼藏钞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原皕宋楼藏钞本、张宗祥《增订明文海》钞本、《明文案》《明文授读》等；《明文案》则分别参校了台湾图书馆藏清康熙钞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北平图书馆甲库藏清康熙钞本、浙江图书馆藏清同光钞本等。以诸本比较异同，拾遗补阙，勘正讹误。与此同时，作为一部明文总集，《明文海》所选各体文章多可以追溯至诸作者文集。当初黄宗羲编辑《明文案》，自谓“于诸家文集，蒐择亦已过半”，这足以说明，选文作者的文集是其从事明文编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文本来源。从溯源的角度来说，利用所选作者的别集进行参校，自然是鉴别文本、辨正文字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正鉴于此，在《明文海》的校勘过程中，整理者也往往参校了诸多选文作者之别集，从而为辨误订讹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整理者还辨析黄宗羲“无意之误”与“有意所改”。对无意之误处，改底本，出校记；对有意所改处，尊重底本，出校记，列别集文字，以示异同。这体现出整理者对总集整理的深刻认知。三是形成一个具有更大容量、更便于利用的《明文海》文本系统。整理者显然是从系统的层面，对于黄宗羲的整个明文编选展开清理工作。其主要表现，除了整理482卷《明文海》之外，该书还附录《明文案》《明文授读》二编所收而不见于《明文海》之选文，依照整理者的意图，正所谓“庶几一编而兼备观三书”（《明文海·凡例》）。始自康熙七年（1668）的《明文案》的编纂，成为黄宗羲致力于“明文之选”的重要开端，继此之后又对《明文案》进行简汰和增补而更辑为《明文海》，则是黄氏从事“明文之选”的延续。至于《明文授读》一编，乃为黄宗羲“于《文案》《文海》中更拔其尤”（黄百家《明文授读发凡》），授其子以读之者，实为课子的读本，也是《明文案》《明文海》二编选文精华之所在。因此可以说，《明文海》和《明文案》《明文授读》本身连为一体，三编诚属黄宗羲“明文之选”的系列性选集，彼此之间既相交集，又有区别。现整理本将三集分列而合编，不仅保留了《明文海》一编的独立性，并且构结了三部选本之间的关系，为读者或研究者系统查阅和整体考察黄宗羲的“明文之选”提供了很大便利。

依照传统的工序，古籍的点校，涉及底本的选择、文本的标点以及利用各个版本与有关文献进行校勘、辑佚等诸环节，以使形成相对完善和便于利用的新的版本。而要处理好这些相关的环节，充分保证深度整理的质量，往往需要整理者付出艰苦的劳动，为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一方面，《明文海》整理者面对浩繁的卷帙和繁复的工作，甘于寂寞，不畏苦辛，全力以赴，其精神可嘉，业绩可观，堪称楷范。相信随着这部凝聚了整理者极大心血的明文总集整理本的问世，其必将对整个明代文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