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志》岂可如此张冠李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中国运河志》，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运河出版工程。自2012年立项启动，著名历史地理专家邹逸麟领衔担任总主编，历时8年，集中海内百余位专家，投入千余万元，完成9卷11册14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由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和著名历史学家戴逸作序，2019年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并在“2019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暨世界运河大会”上举行盛大发布仪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国运河志》的出版得到江苏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发展专项资金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21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其相关衍生出版物《舟楫往来通南北——中国大运河》入围2018年度“中国好书”、《大运河画传》入选2022年度“中国好书”。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专门成立中国运河出版中心，研发“数字中国·大运河”知识服务平台，推进《世界运河文丛》编写，在运河出版领域形成了专业化发展的思路和涵盖纸质图书、数字出版和国际合作出版的内容产品体系，建立了运河出版的专业品牌，今后还将持续推进运河文化出版，纸媒数媒互动，研发多元化产品、多场景应用，致力于成为运河文化领域的内容资源整合者、知识信息服务提供商。

《中国运河志》的策划运作，堪称当代出版专业化、品牌化的成功典范，也是盛世修志的一项丰硕成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作为“一号工程”高度重视，“合集团之力所组成的数十位编校人员团队，精心编稿、审稿、校稿，可谓‘《中国运河志》出版大会战’”（《〈中国运河志〉编纂始末》）。然而，“精英尽出，多管齐下”，仍不免千虑一失，留下遗憾。

我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对运河历史文化有所涉猎，对此项运河出版工程甚为关注，尽管该书总定价高达数千元，还是购买了一套，以便学习借鉴。粗览一过，对编纂者、出版者的感佩之情油然而生。然翻阅到《文献》（下）第2850-2873页《中国运河研究论著存目》（1949-2018）中的著作部分，简直惊到了，那么多熟悉的著作，作者都换成了其他一些名字，简直不敢相信。于是一一核查过来，所列602种著作，张冠李戴者多达130种以上，限于篇幅，按照其页码顺序每页仅举一例：

第2850页：“北京市档案馆：《陕西商帮史》”，作者应为李刚。

第2851页：“陈清义：《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作者应为王兴亚。

第2852页：“陈学文：《晋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作者应为北京市三多堂影视广告有限公司。

第2853页：“丁言模：《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作者应为朱英。

第2854页：“高山令、江俊文：《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作者应为庞玉洁。

第2855页：“郭绪印：《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作者应为阎广芬，书名中“教育”后应加“活动”二字。

第2856页：“姜革文：《广东会馆论稿》”作者应为刘正刚。

第2857页：“李华：《中国会馆史论》”作者应为何炳棣。

第2858页：“廖晓东、万剑声：《洞庭商帮》”，作者应为范金民、夏爱军。

第2859页： “罗旭东、陈典松：《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作者应为马敏。

第2860页：“毛世屏、丘克军：《明清商人社会》”，作者应为郭蕴静、王兆祥、刘文智。

第2861页：“潘文伟：《近代中国商人》”，作者应为虞和平。

第2862页：“荣浪：《闷声发大财 中国第一商帮的文化解读》”，作者应为陈祖芬，书名应为“中国第一商帮：关于浙商的文化解读”。

第2863页：“石骏：《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作者应为王日根。

第2864页：“陶水木：《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作者应为章开源、马敏、朱英主编。

第2865页：“王强：《明清工商业形态研究》”，作者应为李绍强。

第2866页：“王支援：《徽商——正说中国明清第一商帮》”，作者应为潘小平。

第2867页：“解维汉：《会馆》”，作者应为王熹、杨帆。

第2868页：“余英时：《山西商人研究》”，作者应为[日]寺田隆信。

第2869页：“张海鹏、张海瀛：《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化洞察》”，作者应为林大雄。

第2870页：“张明富：《宁波商人》”，作者应为林树建。

第2871页：“浙商研究会：《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作者应为傅衣凌，中华书局版此书为“傅衣凌著作集”之一，两种合刊，故书名中的冒号应删，以免造成歧义，视为一本书的正副标题。

第2872页：“周冬梅：《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杨轶清点评”，作者应为唐力行，“杨轶清点评”莫名其妙，应删。

第2873页：“朱英：《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作者应为姜锡东。

以上所举24例，约当此类差错的六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问题。

一是作者名错误。如第2868页“于耀：《漫话大运河》”，作者应为于耀文；第2854页“桂林：《千古大运河》”，作者应为蔡桂林。

二是书名差错。如第2870页“张金池：《中国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变迁》”，书名应为“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变迁”；第2859页“吕志江：《走读京杭大运河浙江段》”，漏掉了主书名“家乡的那条河”。

三是作者著录不完整、不规范。如《漕运文化研究》有两个单位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民俗博物馆，只列第二个而漏掉第一个。有多个作者只列一个而又未加“等”，如“姜师立：《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及发展》”漏掉了第二、第三作者陈跃、文啸；有列丛书主编而不列作者，如“王国平：《京杭大运河图说》”漏掉了该书作者赵大川；还有列作者之一而未按照封面、扉页、版权页的署名方式列单位作者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四是书名著录不规范。有时只列丛书名而未列书名，如“《中国地域商人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有时则丛书与其中的单本书分别著录，如《中国十大商帮》及其单行本、繁体字版。有的丛书名与书名颠倒，如“《陋巷人物志·旧北京民俗诗画》”应为“《旧北京民俗诗画丛书·陋巷人物志》”。有的则将丛书名与书名混排，如“《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运河边的租界——拱宸桥》”“《中国红读图时代大运河》”。

五是重复著录。同一作者的同一著作，一般而言，如无修订，则著录初版，如有修订，则著录修订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凡三见，作者著录无一正确。

六是书名著录标点符号用法不规范，使用括号、冒号、中圆点、破折号不统一。同为丛书，有的著录成“《中国红：大运河（名胜古迹篇）》”，有的著录成“《青年文库新编本》21《话说运河》”，有的著录成“《中华治水故事 隋炀帝开大运河》”，有的著录成“《崇贤文化丛书·运河散语》”，有的著录为“《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杭州运河歌谣》”。同一本书，主书名与副书名之间有的用冒号，如《旷世风华：大运河传》；有的用破折号，如《解读运河——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有的空格，如《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有的甚至不空格直接接排，如《开掘〈话说运河〉评论集》，令人无法卒读。

七是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有差错。如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应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八是著作方式均无著录，如著、译、编著、主编、编等，有时难免会产生歧义。如《寻找中国丛书 运河人家》的作者著录为“[英]米范威·布莱恩特 周舒艺”，似乎是二人合著，其实前为作者，后为译者。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为《中国运河志》文献卷的附录，这份《中国运河研究著作存目》（1949-2018）严重缺乏专业度和科学性。在“本卷编纂说明”中，这部分称为“今人论著索引”，明确提出属“学术著作”“研究著作”，因此理应收录标准严格、收录范围齐全、著录方式规范，成为中国运河及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参考。然而，事实证明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应收者大量缺漏，而不应收入者则充斥其中，令人难以容忍。

就应收未收而言，首先是大陆学者的研究著作，且不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陈桥驿等权威学者的文集未列其中，就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运河研究的不少重要成果皆付阙如。如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出版社1986年），陈桥驿主编《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王明德、何一民《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以及蔡桂林《运河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其次是台湾学者的研究著作，如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蔡泰彬《明代漕何之整治与管理》（台北商务印书馆1992年），以及徐安崐的博士论文《清代大运河盐枭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等。再次是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如谷光隆编《东亚同文书院大运河调查报告书》（爱知大学1992年，冯天瑜等选编入《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星斌夫《大运河：中国的漕运》（近藤出版社1971年）、《明代漕运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年）、《大运河发展史：从长江到黄河》（平凡社1982年）以及《明清时代交通史的研究》（山川出版社1971年）；川胜守《明清朝贡制与巨大都市连锁：长江与大运河》（汲古书院2009年）；松浦章《清代内河水利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译本）。当然还有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明代的大运河（1368- 1644）》，中译本改名为《明代的漕运》，有新星出版社2005年本和鹭江出版社2015年本。此外还有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5年中译本；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这些信息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也是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至于不当收而收，乃是基于《中国运河研究论著存目》的基本定位，收录范围自应以学术著作为主，专业性的资料选辑、汇编和工具书亦应列入，非专业性的普及著作也可适当选择列入以备参考；同时要与运河研究有关，不宜涉及面过于宽泛。但这份存目却并非如此，其中通俗读物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诸如运河沿线各省市地方的名胜古迹、风俗人情，几乎无选择地收录，如河南的《南阳民间文化》与运河研究有大多关系，甚至连台湾高雄旗后天后宫《妈祖与旗后天后宫三百年沧桑》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歌》都收录进来。即使与运河相关的出版物，也还有体裁的区分，如杨义堂的《大运河》、张朝俊《未了缘：运河边上的故事》都是长篇历史小说，《李立泰中短篇小说集》虽然内容与运河或运河区域有些关联，却很难想象能作为运河研究著作纳入。至于像《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这样的文献资料，其中固然会有一些运河沿线地区有关的内容，作为运河专业文献却实在有些牵强。还有其中列入了大量有关历代商业和商人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也显得有些失之宽泛，缺乏审慎的考量和别择。

一部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著作，附录的参考书目是非常考究的，也是颇见功力的。而《中国运河志》这样一个专业化、品牌化的出版工程，更是如此。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差错和问题，一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论证，二是具体执我的专业度有限，三是技术性的原因，四是编校人员可能对运河历史文化不够熟稔，发挥不了应有的把关作用。但不管有多少主客观原因，出现这样的差错和问题都是不可原谅的，与该书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规格以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荣誉严重不相符合，值得认真总结教训，引以为戒。

（作者系中州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