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的“晚年定论”

多年执教、一生以启蒙为职志的近代思想文化界领袖梁启超，著述之余，也编纂过不少接引后学、指点门径的书目及读书指导类著作。目前，学界关注较为集中的是他与胡适论战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对其早年所编《读书分月课程》（1894）《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1896）《东籍月旦》（1902）及晚年所编《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读书示例——〈荀子〉》（1925）等也时有论及，唯独对其堪称“晚年定论”，最具逻辑性且周详、系统的《读书法讲义》（下文简称“《读书法》”）罕见提及，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这可能与此著未收入《饮冰室合集》有很大关系。《读书法》系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初级教材，成书时间比《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晚四五个月。一年多之后，梁启超应邀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详下），即沿着《读书法》的思路及框架筛选，足见其为任公“晚年定论”。

《读书法》系梁启超1923年八九月间，应商务高管高梦旦约稿而撰。梁氏书札对此有清晰呈现，其1923年7月31日《致菊梦两公书》云：

梦兄前惠书，因彼时方从西山返天津，放在行箧中，遂忘作答，荒唐极了。续接菊兄书……梦兄委撰《读书法》，极愿从事，惟因一月来在南开演讲，带编讲义，日不暇给，故未尝着手。顷南开讲义将完，而教育改进社又将开会，须入京旬日，大约八月杪九月初始能属稿，不审太迟否（又尚有一题系何题，请并示）。若尚可赶及，当暂阁置一切即成之。

8月11日《与菊生、梦旦两兄书》曰：

书悉。国学讲义中《读书法》一种，顷已撰成一半，因恐全讲义出版期迫，谨先寄上。今夕到北戴河小憩，约五六日便归，余半当在彼成之。

9月15日《致菊公书》言：

一月前寄上《读书法》前半篇，未得复书，不知有无失落，祈一见示。后半篇近数日始续成，因钞胥乏人，明日入京当先钞上。下半年在清华讲学。

由上可知，商务方面当时还拟约请梁启超另撰一种，但不知何故，并未落实。国文科最后成书的讲义中，梁氏所撰仅有《读书法》。

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可知，《读书法》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颇大的文化事件国学书目推荐之产物。1923年2月，应将要赴美留学的胡敦元等四个清华学生的请求，胡适“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开列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初刊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1923年2月25日），再刊于《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引起不少人关注。3月11日，《清华周刊》记者致信胡适质疑，胡适随后作复。该刊记者还约请梁启超另拟，在京郊休假的梁氏于4月26日“凭忆想”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初刊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镌》第3期（1923年5月4日），发表时另附梁氏所撰《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三文。“梁、胡所拟者，以盛名为之辅，乃不胫而走，坊间汇订之书目，闻亦销行巨万”（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在他们的影响下，相关商榷讨论及另拟书目纷纷出台，如李笠撰有《国学用书撰要》，附录《评胡适书目》和《评梁启超书目》。梁启超本人亦应商务约稿，改写出更为系统周密的《读书法》，先以“读书法”为题，连载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镌》第5期（1923年9月29日）和第7期（12月2日），后又由商务推出单行本。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发布《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关于后者，启事提道：“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随后，该报从2月11日至4月9日，共登出78人推荐的必读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还有周作人、马裕藻、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汪兆铭、马叙伦、罗庸、许寿裳、太虚等名流参与。整体来看，诸人推荐的“青年必读书”和青年自己票选的“爱读书”中，中国古籍或时人撰著的国学研究论著占绝对优势。因此，这次征求活动可视为胡、梁引发的国学书目推荐事件的持续“发酵”。然而，大文豪、思想文化界斗士鲁迅却交了“白卷”，坦言“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栏说明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言一出，更是引来一番关于要不要“读中国书”的激烈争论。

国学书目推荐事件是当时声势盛大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大众阅读层面的辐射。它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在治学领域、兴趣、理路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还因其关乎“改造国民性”“再造文明”“民族国家认同”乃至“救亡图存”等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呈现了他们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等关系的不同思考。事件的核心人物胡适、梁启超、鲁迅所持主张颇有代表性。

胡适乃“新文化运动”健将。1919年12月，他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方针，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胡适主张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把杂乱无序的“国故”改造为成系统且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其“整理国故”理念、方法乃至着力点的反映或实践。此目分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部，每部下的书籍大致按内容及成书先后顺序排列，书后附有注释说明版本、价值、用途或读法等。思想史、文学史两部，恰好是胡适从事国故整理与研究的着力点，他也将其视为“国学最低限度”。文学史书目基本遵照他扩大研究范围，重视白话和民间文学的理念，有意勾勒了一条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脉络。思想史书目首列其自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随后所列先秦之书及次序亦基本与此书一致，而藉秦以下书目，则可以窥测此书未成部分的概貌。不过，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越来越沉溺于发扬国光，身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又转变态度，公开感叹“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认为中国旧籍“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青年人要少读，应多读外国书，“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

鲁迅本人对国故颇有兴趣，喜好汉画像拓片，大量购买碑帖、墓志，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也盛赞过胡适《水浒续集两种·序》等古代小说考证成果。私下里，鲁迅亦开列过国学方面的书单。然而，《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征求属于公众媒体事件，鲁迅非常清楚此事件及他本人的巨大影响力。他对“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后，思想界乃至全社会愈来愈浓厚的埋头读古书风气非常不满，担心“尊孔复古”的逆流死灰复燃。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推荐，且有把“青年必读书”弄成“青年必读国学书”的势头时，鲁迅终于忍不住以极端的“交白卷”形式表明态度：“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力图以此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国家民族希望的青年人的思想走向。在鲁迅看来，身处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现代化远未完成的时代，应该倡导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实，而不是拿“整理国故”的旗子号召他们像老先生一样“埋在南窗下读死书”，“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个主张和胡适在“整理国故”后期的看法一致，只不过鲁迅的文化嗅觉和洞察力更为敏锐、超前。

至于梁启超，“戊戌维新”失败后，改革思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转向自下而上的思想启蒙，愈来愈意识到救国首在“新民”，对“国民常识”的培养十分重视。1910年，他曾谋划发起“国民常识学会”，打算联络同人编纂《国民常识讲义》《国民常识小丛书》和《国民常识丛书》，用为会员函授教材或廉价发售的普及读物。梁启超拟定的《国民常识讲义》科目中，即有“读书法”。次年，他还就这些书籍印售事宜，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反复磋商，张不看好《国民常识讲义》，但乐意承担《国民常识丛书》，并建议补入科学内容。尽管上述成立学会、编印书籍的系列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为商务成功约请梁启超撰写《读书法》做了铺垫。

夏晓虹指出，梁启超对“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发起“国民常识学会”时，由于此会是应筹备立宪而起，以培养合格的立宪国民为目标，故梁启超强调给社会中坚的中年人“采补”其最为欠缺但又关系国家体制与命脉的西方现代政治、法律与经济知识。1920年“欧游”后，经由对“一战”后西方精神危机的切近体察，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此时，随着他的人生由官场从政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梁启超“国民常识”教育的施教对象也向青年学生倾斜，内容亦偏重人文学科、重视人格修养，最终更集聚到国学，倡导“德性的学问”与“文献的学问”并重。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即是“维新巨子梁启超从一个热烈追慕西方现代文明的盗火者，而变成了一个审择反思西方现代性并阐扬昌明本土精神价值”，会通中西而创造一种“新文化”以贡献于人类的思想者后，“淬厉”传统以普及“国民常识”的具体实践。

梁启超、胡适二人所开国学书目，诚如夏晓虹所言，体现了“常识”与“专门学识”观念的冲突。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对胡适的批评，即主要着眼于此。他指责胡目一方面“博而寡要”，主观性太强，胡适“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且“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列书过多。另一方面又“罣漏太多”，如“把史部书一概屏绝”，而在梁启超看来，“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平心而论，虽然胡目有授人以渔的考虑，但从“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应指点“国学常识”的角度衡量，胡目确实如梁启超所言，过于“主观”，“文不对题”。而胡适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领受”了这个批评。1925年，胡适在平民中学演讲时提道：“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在《京报》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青年必读书’，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胡适所言“选者”，当然包括他自己。

而梁启超晚年所开国学书目，则专为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指点“国学常识”而设。在他看来，“国学常识”乃“国民常识”的首要内容，是中国青年必须首先了解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有些书的评介已流露着这个意思。比如，梁启超说“前四史”“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末尾云其所举“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读书法》更是明确说：“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后来，梁启超应《京报副刊》邀请推荐“青年必读书十部”，所举皆为中国古籍，此亦可见“国学常识”在其理想的“新民”人格中所占的地位与分量。之所以如此主张，与“欧游”后梁启超“自西向东”的文化转向有关。他亲眼看见了“科学万能”、自由竞争等迷梦破灭后西方社会的人生观及信仰危机，打破了以往“进步”的西方想象，醒悟到中国古圣先贤的“人生哲学”最值得宝贵，具有恒久价值，不仅可以供我们“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国学常识”自然是“国民常识”的首要内容。

1923年4月，因旅居缺书，梁启超先“凭忆想”撰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四五个月后，又在其基础上修订出《读书法》。目前，学界集中关注的是前者，其实，罕见提及的后者因为是晚出的论著体，相对于簿录式的前者，不仅更具逻辑性，而且充分阐述了如此开列的目的、缘由，对诸方面书籍内容、价值的评析及相关研读法的提点也更为周详、系统，有些看法甚至有所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