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曲折求学路

南朝的南京城里有一个思想家叫范缜，就是《神灭论》的作者。范缜曾与竟陵王萧子良争论因果报应的事情，萧子良说：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为什么人们的命运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呢？范缜回答说：富贵贫贱完全是出于偶然。人的命运就像亭子外面这棵树，树上开满了花，一阵风吹过来，花瓣纷纷飘落，有的花瓣随风飘到我们这个亭子里来了，落在地上毯上。这就是好的命运，就像你贵为帝胄一样。有的花瓣被风一吹，飘到那个角落的粪坑里，这就是不好的命，就像我生来贫苦。命运确有不同，但是哪里有什么因果？有什么逻辑关系？没有的。范缜的意思就是说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你自己没法掌控。风往哪边吹，花瓣就往哪边飘。一朵花瓣能够说我要往这边飘，我要往那边飘吗？不能，它没有选择，是客观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有一点像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我一生命运的转变，最大的一个拐弯，就是发生在我高中毕业时候。

1966年，我在苏州中学高中毕业。当年的苏州中学叫作苏州高级中学，简称苏高中。苏高中高三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不上新课，就是复习备考。所以到了五月份，我们已经把功课复习得差不多了，从1951年以来的全部高考试卷都做过两遍，摩拳擦掌准备高考，学校里已经让我们填写高考志愿的草表。那个时候我们苏高中的大部分同学都想学理工科，我也如此，所以我是要考理科的。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了填报志愿的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考文科，第二是不考师范，我们不想当老师。没想到几十年以后，我做了中文系的老师，两个原则都打破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一阵狂风刮过来，我这朵花瓣不由自主地飘荡，落到何处不由我自己决定。

我的求学路是从太仓开始的。我生在无锡，3岁时，父母就携我到了太仓。先是在陆渡桥，后来到鹿河，最后落脚于璜泾。那时我大概是5岁。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招生规定比较宽松，也没什么正规的幼儿园，我父母就让我提前上了小学。所以我比我的同班同学要小一两岁。我在璜泾小学读了六年小学，然后读初级中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一向是偏理，就是理科成绩要比文科好一点。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读到初三上学期，1962年，那一年太仓县教育局史无前例地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的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学校里推荐我参加了两场比赛，我虽然参加了作文竞赛，但是名落孙山。不过在数学竞赛中，我以全县唯一的满分得了第一名，学校里很高兴，因为我们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普通初中，一向被人轻视。

然后到了第二年，1963年的上半年，就是我们读到初三下学期，即将初中毕业，命运要有转机了。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像我们这种普通百姓的家庭，父母都非常希望孩子读中技校。因为上中技校，读两三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就有工作，你就可以养家糊口了。我家里比较贫困，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是老大，父母总觉得养我们兄妹四人很吃力。我也很体谅父母，我觉得考中专学校很好，早点毕业出来帮父母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所以父母和我商量好了，决定要考中专校，准备考南京机电学校或南京航运学校，两个学校那一年在太仓招生，当然名额也很少。但是我父亲这个人耳朵根特别软，听不得别人劝。本来都已商量好了，我也同意了，后来，初中里的校长赵居俭老师和教导主任刘慰慈老师，他们两人突然把我父亲请到学校去谈话，谈什么呢？动员他让我考苏高中。当然，两个老师一定是跟我父亲说了苏高中怎么怎么好，毕业以后可以考清华，将来前程无量。我爸爸听了以后就变主意了，回来就说，我家砺锋不考这个机电学校了，要考苏高中。本来我的命运也许是上中专，这一下子就改了，就上了苏高中。

苏高中是一个好中学，历史悠久。它位于苏州南边的三元坊，那个校园原来是北宋时候的苏州府学。它的创办者是范仲淹，大政治家。范仲淹到苏州做知州也就是市长的时候，那片地方还是城郊。范仲淹看那里地形很好，就买了一块地，准备修一座他们范氏家族的私塾。古代都是讲究风水的，风水先生过来一看，断定这一块地的风水特别好。好在哪里？出人才，这个地方一定会出优秀人才。范仲淹高风亮节，他一听这个结论，就说与其我范家一家子出人才，不如让苏州一个府出人才。所以他就把那块已经买好的地捐出来办府学，办苏州府的学校。这就是苏高中的前身。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办新学，就叫苏州中学。所以我们中学的校训就是范仲淹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一到苏高中，觉得整个的气象就是不一样。我不是贬低我在璜泾的母校，但璜中校园确实是比较简陋。我们在璜泾中学上物理课、化学课，老师从来不让我们做实验，因为没有仪器。老师拿一个仪器在讲台上演示一下，我们就在下面看看，根本没机会动手。进入苏高中一看，物理有四个实验室，化学有四个实验室，每堂课都自己动手做，一下子提升了我的学习兴趣。更加重要的是，我读到高一下学期，学校里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请来讲学。我为此激动了好几天。以前只能从书本上看到照片的一个大数学家，现在就坐在我面前。事后，我就给璜泾中学的同学写信说，我今天见到华罗庚了！苏高中确实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考虑到跟我现在的职业有关的情况，我还要提一下，苏高中的语文老师非常棒。我从高一开始就决心将来一定要考理工科的大学，但是语文老师讲得太好了。语文老师讲得好，就强烈地吸引了我们学习语文、读文学作品的兴趣。所以我在苏高中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我在中小学读书时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我自己觉得有点小聪明，功课对付对付就行了，所以课外看闲书比较多。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之下，我甚至都已经读过两套《中国文学史》。照理说是不必读的，那也不是高中的教学内容，而是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内容，但我已经读过两套，因为我感兴趣。

就这样，我在苏高中学习了三年，很快到了1966年的春天，到了要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苏高中对高考填志愿比较慎重，五月份老师叫我们每个人填一份志愿草表，我的第一、二、三的专业已经选好了，分别是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数学力学系和自动化控制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高考被废除了，我随着时代的波澜，回到太仓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种地。因为贫下中农，生产队的老乡，大部分是文盲，他们能教你的，只有种地。那时候种地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的农具是镰刀、锄头、扁担，耕地也没有拖拉机，用牛拉犁。那些农具，我后来到南大学习古代文学以后，看了很多古代的图像资料，发现跟宋代农民用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千多年来没什么改进。 我从此在农村种地，一种十年。

在这十年中间，我没有中断学习，我还在求学，但是这个求学完全变成了自学。我下乡以后，很多人对我说，你这辈子不可能上大学了，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还看什么书呢？好多好心人劝我说，你不如学个编篮子的手艺，挣点零钱，你读书学习有什么用啊。但是，我实在是喜欢学习，我实在是想读书。

下乡之初，苏高中的同学还都在学习。我们下乡时都带了一些书，准备在农村自学。但是过了一两年以后，我们发现，在当时的农村，要想自学理科的知识，几乎不可能。第一，你找不到教材。大学的高等数学、物理学教材没地方找。书店里也不卖。第二，一碰到难题，碰到一道坎，没有人指点，就过不去。我就果断地把离开苏高中时候搜罗到手的，临时买到的一些数理化的书，包括后来看得滚瓜烂熟的几本小册子，物理的有《万有引力与圆周运动》，数学的有《极大值和极小值》，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叫作《一笔画和奇偶点图上作业法》等书，通通当废纸卖给了废品站，从此跟数理化再见了，这辈子不再学习数理化了。

在农村种地很辛苦，但是毕竟有农闲的时候，还有下大雨不能下地的时候，我干什么呢？我当然还想读点书。说实话，那时候的知青生活是比较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当然有的知青会谈恋爱，有一首歌叫作《小芳》：村里的姑娘叫小芳，我们村里真有姑娘叫小芳，但小芳根本不爱我。所以我是非常孤独，非常苦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读书，借书来安慰自己。还有，由于我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力，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反倒激发了我的志气：我一定要完成自我高等教育，我要学习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家高尔基，他写的自传三部曲，第一本叫《童年》，第二本叫《在人间》，第三本叫《我的大学》。当然，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写，他到喀山去想进喀山大学。实际上他没有钱交学费，根本进不了大学。他只是到喀山大学里去卖面包而已。但是高尔基在社会上磨炼多年，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文豪，他是读的社会大学。我当时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完成自我高等教育，我非要自修成大学的文化水平不可。所以后来我的读书是带着一股情绪的，这样一来，我反倒改掉了原来在中学里不够用功的习惯，变得刻苦起来。

但是，尽管我在精神上想刻苦自学，实际上却是无所作为。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书，是无书可读。那时候新华书店能买到的人文方面的书籍，只有六个作家。这六个作者的名字我说一个字大家就知道是谁，马、恩、列、斯、毛、鲁。当然这六个人的书很好，我也喜欢读。说实话，我认真读过不少马列著作，马列原著中相对冷僻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哲学的贫困》我都从头到尾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简直读得滚瓜烂熟。但是问题是你光读这六个人的书是不够的，是吃不饱的，我还想读其他的书呢，对不起，没有了。所以我在农村，不管在江南还是淮北，最大的困难就是无书可读。为了借书，我求神拜佛，到处打听，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到处问，也只是偶然能借到一本书来看，借不到就束手无策。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读书是没有选择性的。只能等命运之风把哪本书吹到我手里，我就读哪本书。有一次，我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就读了一本书，那本书是《气象学教程》。我并不想学气象学，但是当时就借到那一本书。我就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天气谚语，都是那个时候读来的。

我在农村的十年读书生涯就这样过去了。大概到1974年，我已经把我所能借到的中文书全部读完了，怎么也借不到新的书了。实在没办法，我就开始读英文书。英文书读得很慢，一本英文书里面生词很多，一边查词典，一边阅读，阅读速度就很慢，不像中文书那么快。 也就是英文书比较禁读，可以延长阅读时间。我就开始学英文，我在最后几年的农村生涯中主要是读英文书。

这里要说一说我的学科转向。我的学科转向完全是被迫的，偶然发生的，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第一个转向是，我在农村读中文书，一开始是漫无边际的，后来才慢慢地收缩到古典文学这里来。怎么会收缩到这里来的呢？不是我特别想读这些书，而是这些书特别耐读，这些书你多读几遍没关系。你说《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不像小说一样读一遍、读两遍就算读完了。这种书你读十遍、一百遍都不嫌多，你可以反复读，你可以去咀嚼，去体会。我对这些书读的次数特别多，反复阅读，一个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把文本背诵出来了。所以我在农村背诵了大量作品，比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我是从头背到尾的，屈子的《离骚》也是从头背到尾的。这两个作品对我来说还起到了计时器的作用。我插队在璜泾镇的东边，离镇大概五里左右。我每次从插队的那个村子走回镇上来，我没有手表，我怎么计时呢？我就一路走一路背作品。我后来很清楚，这段路正好可背三遍《离骚》，或者是背一遍《孙子兵法》。作品背完，我就走到镇上了。

我的第二个转向是从读中文书转到英文书，这与我生命中遇到的一位贵人有关。我下乡以后的读书应该说是很孤独的，因为周围的人都不读书。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就是读书无用论。但是，我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一个贵人，他鼓励我读书。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顾树柏的舅舅。顾树柏家在沙州，现在叫张家港。改革开放以后，顾树柏是张家港最好的中学梁丰中学的特级数学教师。他是我在苏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下乡后也一直在自修，主要是自学数学。顾树柏有个舅舅叫徐学明，徐学明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复旦的学生，后来跑到苏北去投奔新四军，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了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家里有大量的藏书。他听顾树柏说我很喜欢读书，又借不到书，他就开始借书给我。他家里有特别多的英文书，还是英文原版书，我从他那里借了好几本英国的诗集。还有一本非常厚，像砖块一样的书，是伦敦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名著》英文版。他不但借书给我读，他还指导我学习英语。那年我开始自学英语，辗转借到了《大学英语》。这套书一共八册，我没借到七、八两册，只借到第一册到第六册。我就一边读课文，一边做习题。做了习题以后，写在一张纸上寄给顾树柏，他再拿给他的舅舅，请他帮我批改。批改之后再寄还给我。这种远距离的函授教学持续了两年，他一分钱都不收，完全是义务。他就是看见我喜欢读书，就想鼓励我，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