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辞赋中的新疆书写与经典生成

清代是中国古代辞赋创作发展的末期，也是整个辞赋文体的集成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重要文献，清代新疆赋是近年来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1982年，边疆史地学者吴丰培编辑了《新疆四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据抄本影印），为当代学者研究清代新疆赋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文本。《新疆四赋》包括徐松《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王大枢《天山赋》、纪昀《乌鲁木齐赋》（一说为罗学旦作）。清代西域流寓文人基于经世致用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创造出了传世经典之作。清代辞赋中的新疆书写与前代文人书写西域有较大的不同，相较于汉唐辞赋较多对西域的想象，清赋中的新疆书写有着明确的地域性指向。研究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应吸收前人对《新疆四赋》作者考辨、作品校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新疆赋作品文本出发，进入清代新疆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深入揭示清人赋写帝国边疆的文体表征与深层内涵，并从发现、传播、阐释的文学接受视角，探究这些作品作为经典文本的生成过程。

经典生成的三个维度

何为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就辞赋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而言，它作为古代文学史上缘起较早的文体，在汉代已成熟且完成了文体的“经典化”，其后的两千多年，赋体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历代均有堪称经典的作品传世。清代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奉敕编纂《历代赋汇》，收入清代以前辞赋约四千篇（包括补遗、逸句），清人编纂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和声鸣盛”。纵观辞赋发展流变，其结构定于汉代、声藻成于魏晋、范式变于唐宋，明清两代虽大多尊体复古，但也有新的发明创造。尤其清代新疆赋创作，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彰显了一定时代精神，构建了丰富地域文化内涵，应该被纳入学术视野，帮助我们明确清代以新疆为书写对象的辞赋得以繁盛的深层文化动因，这是研究者更新传统研究观念的应有之义。

综合学界对文学经典及其经典化的释义，经典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人类思想浓缩的精华，是人们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动态选择认定的结果，它不但反映了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独特又兼具普适性意义的生命体验，而且在建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反观清代辞赋文体中的西域书写及其经典化历程，一方面要从文艺学的层面深入文本内部，探究经典得以生成的文体价值，从传播接受的视角进入经典生成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还应超越以上两维，从更具深广度的文化学领域持续发掘清代新疆赋背后深层的文化语境，探究古代作品如何助力当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由此可见，文化语境、文体价值与文本接受是阐释清代新疆赋经典生成的三个基本维度。

（一）辞赋：一种清代新疆书写的文体选择

辞赋文体发展到清代，上承两汉都邑大赋和唐代科举律赋，对明代尊汉抑唐的倡导进行了颠覆和重构，在创作与批评上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征。许结认为赋体在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突出表现为馆阁赋与疆域赋两翼，形成了重经义、尚古雅，典重而简严的赋体特点。基于以上基本认识，考察《新疆四赋》，不难发现，从赋体类型上区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仿汉大赋的基本体式，上下两篇可谓鸿篇巨制，《天山赋》既有汉赋雄肆的体式又更具两晋辞赋之韵律，《乌鲁木齐赋》作者自述“学步三都”，仿西晋左思《三都赋》体式；从题材上区分：徐松赋属清代典型的边疆舆地赋，王大枢赋属纪行赋，罗学旦赋属都邑赋。“诗有拟古，赋亦然”，四赋虽有颂德逢迎、摹拟前代的意识，体现了清代辞赋以汉魏两晋为尊的赋学倾向，但四篇赋作，登高发旨，睹物兴情，面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边疆平定的盛景，作者将历史、形胜、城市、祥瑞、奇珍异产与典章制度，悉数写尽，使新疆这片远离朝政中心的边地，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使远在边陲的新疆与国家的中心连接在一起。

辞赋这一文体发展至清代，以书写新疆为主要内容的赋作，展示了空前的成就，清人把目光集中到了这片辽阔的疆域，新疆也赋予了清代新疆赋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可以说，辞赋是清代流寓新疆的文人书写边地的一种文体选择。这一选择，使继续探究“四赋”本身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接受问题拥有了确定的文体视角。

（二）《新疆四赋》成书以来相关研究辑要

在帝王推崇、科举试赋、经世学风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之下，清代出现了赋体文学的复兴。其中边疆舆地赋是清代辞赋创作不同于前代的一大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多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以徐松为代表的乾嘉文人，据遣戍伊犁、乌鲁木齐等地的流寓经历，积极以赋体进行创作，较为重要的作品除《新疆四赋》外，还有纪昀《平定准噶尔赋》、刘豢龙《西征赋》《伊犁赋》《东归赋》等。以上赋文多散见于清人别集、方志等文献资料中，就目前所存文献而言，吴丰培《新疆四赋》相对完善。“四赋”自成书以来，学界对清代西域辞赋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证清代政策、士风与清代新疆赋创作的内在关系，基本厘清了清代新疆赋创作兴起的历史背景，为后来者继续进行深入探究地域文化语境相关问题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二，探究清代新疆赋在文献、民俗、历史、方志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对进一步认识清代新疆赋的经典化生成过程多有益助；第三，考辨辞赋作者并归类创作题材，兼论徐松、王大枢等人辞赋承袭汉大赋体制，宏衍博丽、炫目新奇的文体特色，后学者可沿波讨源，深入探究文体内部结构和清代新疆赋作为一种经典文本的生成历程。以上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还将有助于后学者继续深入清代西域文学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进入清代新疆赋的文体内部，同时，将视野从创作主体转移到文本接受，更加全面地探究清代新疆赋经典文体生成的历史进程与时代价值。

文化语境的发现

（一）清代新疆舆地赋的兴起与成因

清朝统一新疆后，“测量星野，考稽古典”，舆地堪辑再兴，清代大批流寓新疆的文人在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影响之下，用辞赋书写了清代边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迥异中原的民俗风情，发挥了赋体铺陈描摹的文体特长，再现了边陲的山川形胜：

乾隆二十二年，平准噶尔，定伊犁。其地统辖新疆，为天山南北总会之区……东西一千五百余里，南北一千一百余里。木苏尔峙其阳，塔勒奇障其阴，左以额林哈必尔罕为门户，右以善塔斯为藩篱。而伊犁河横亘其中，河之北列城九，为将军官兵分驻之，所有游牧二河之南为锡伯、厄鲁特，驻扎游牧之所，地处极边，形胜四塞，距京师一万零六百一十里。

清代一大批官员、谪臣相继前往伊犁、乌鲁木齐等地，使伊犁等地聚集了清代强盛时期的众多官员、文人，奠定了清代新疆区域文化逐渐形成的基础。他们中的一部分奉命于清政府，在边疆处理军事、边防、屯戍等事务，内务府的技术官僚和边疆官员合力制作舆图，用于军事行动和日常治理，这些新收集的新疆地理知识为清廷所用，地图也由内务府精心维护，并谨慎地分发给各级官员。

嘉庆年间，学者徐松遭受弹劾“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流寓伊犁期间，徐松壮游天山南北，随军政官员在哈什校猎，在伊犁戍馆多有著述，据邓廷桢、龙万育为徐松《西域水道记》所作的序中所述，徐松本人好古嗜奇，除了访舆图、搜志乘，还亲历新疆各地，随身携带小册子，每每下马记录。龙万育与徐松两人谪戍伊犁时比屋而居，对其新疆著述的过程亲眼所见，作为徐松著作成书后早期的读者，他对《新疆赋》的看法是“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余方为迻书，而先后赐环归京师”。由此可见，徐松派遣戍伊犁期间，对天山南北两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先作《新疆赋》，后《西域水道记》书成，《新疆赋》以先导之势，开启了徐松作为清代西北史地学者的著述生涯。

徐松为代表的清代流寓文人，借辞赋书写其地理情怀，他们的赋作构建了以天山南北为核心的文学地理空间，这迥异于前代，尤其一改汉唐辞赋对西域的浪漫想象，真实地塑造了影响后世的新疆人文景观，这正是清代新疆赋作为一种经典文献存在的价值。由此可见，清代赋写边疆，不但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学建构，其背后还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文化语境。

（二）清代新疆地域文化语境的建构

清代遣戍新疆的政治背景、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共同造就了清代新疆赋广博征实的文化品格，清代新疆独特的地域文化语境是促进新疆赋成为经典文本的外部因素。据清史研究者最新统计估算，清代仅乾隆朝遣发新疆的各类人员及家属总数约为1.93万人。在众多亲赴西域边陲的人员当中，使臣、幕僚、将军、贬官、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员占比较大，他们通常是接受了传统的知识教育，参加或主持过清王朝科举考试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以松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是身份显赫的朝廷要员。他们与新疆之间发生了较汉唐“更加真实的人地关联”，在清代积极堪舆新疆边界的政治行为之下，清人新疆著述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地理再发现。如徐松《天山北路赋》序文中所说：

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又征之有司，伏观典籍，仰见高宗纯皇帝自始禡师，首稽故实。

徐松以深厚的地理地缘意识，进行了一次历史空间的再造，他认为，赋中所叙的山川城邑既有典可征，也与现实相切合。这正是以徐松为代表的清代边疆赋家具有“重现实、明致用、观风俗的文化取向”的表现，这一取向背后是称颂盛世、崇尚统一的国家观念。

此外，康熙时期朝廷设立了“博学鸿词科”闱场考赋，康熙帝亲自为陈元龙奉敕所编的《历代赋汇》作序，序文推崇雅正，倡导实用。其后，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以体现帝国隆盛，两代帝王权力推动加之书院习赋、科举试赋共同引领了清代习赋、考赋、编纂赋集、品评文体的时代文化风尚，还出现了大量的赋话、赋则等帮助士人精研赋艺的手册指南。至此，清代帝王雅好的权力推动、书院习赋的文脉传承、科举试赋的体制规范，与上述几个方面合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动力，产生了深厚的社会文化语境，进一步加强了辞赋文体广征博采的文化风貌，使清代新疆赋的创制走向了清代新疆地域文化的建构历程。

文体表征与价值

辞赋文体自汉代成型以来，经纬纵横、佳作如云，《新疆四赋》在众体之中从赋类体式和主题书写方面共同构成了清代新疆赋的文体价值。吴丰培先生在整理《新疆四赋》时认为，“此四篇赋，气势磅礴，文气秀丽，又各自为注，极有史地价值，故汇编成书，亦可为整理民族地区文献之一种”。吴丰培及后来关注到《新疆四赋》文体价值的研究者也有很多，但讨论其文献 、民俗、历史、方志等价值并不能准确地揭示“四赋”在文体方面的典范性、创造性意义，还应该回归文本，从赋体外部结构与内在的审美品质两个方面讨论其作为经典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

（一）韵、辞、序、注：赋体释放潜能的开放性结构

文学经典是文本内在诸多要素共同对话形成的结果，“从结构方面解剖赋体创作，是把握赋体审美价值的重要取向”。徐松、王大枢、罗学旦三人制赋，不但精研前人各类辞赋作品，对汉唐魏晋多有承袭，还在赋韵、赋辞、赋序、赋注等辞赋的文体结构要素方面用力精深，有所创新。古人认为“赋为古诗之流”。古人作诗，才思敏捷者，即口成诵，而作赋往往三条烛尽，才能八韵赋成。赋作行文过程中要考虑音韵、辞藻、对仗等文体要素，如《新疆北路赋》：

夫其为疆域也，启莽平，邻泽卤。浮沮表进，雍狂闢土。排浚稽之山，奄鲜卑之部。通五船以为门，披六国以为户……镇双碑于蒲类，凌百磴于祁连。其后则包络寒野，跨躡眩雷之塞。标鄂博以察畿疆，因淖尔以名险介。

其中文辞多称引《汉书》《后汉书》等典籍，将乌什北至巴里坤南四千里的地域铺排出来，层峦叠障，气势磅礴。因此，《新疆赋》后附彭邦畴跋文的评论：“如诵内典之文，聱牙结舌，其音韵皆天成也。”

“四赋”文辞方面的特征还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疆赋》多引乾隆诗文，如“兜離集，裘帕联”。徐松注文称：

圣制《瀛台曲宴外藩》诗：“西瀛裘帕许参连。”又云：“兜離歌与任僸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