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融合的典范：金庸与二月河比较论

2018年末，金庸、二月河先后逝世，在读书界文艺界乃至大众网络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不过，二人逝世引起的强烈反响，并不是只有悼念、赞誉之声，个中亦不乏批判否定之声，更有全面综论得失者。只是综论得失往往是分别针对金庸或二月河而发，将两者作全面比较分析者尚寡，本文即拟于此做一尝试。

将金庸、二月河做比较分析，首先是因二人分别在武侠小说和通俗历史小说这两个相近且相互影响的文学创作领域，作品均取得了空前成就，传播亦均获巨大成功。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其影响力之深巨，在同类文学创作中，可说无人堪与比肩。首先是作品本身流传广泛，所谓“有华人处必有金庸”，其次又有不计其数的影视改编之作。到上个世纪末，更由主流知识界开启了对其作品经典化历程。如1994年，由王一川等学者主编并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该文库小说卷将金庸列为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排名第四的小说大师，位列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引起轩然大波。1996年，北京大学谢冕和钱理群主编《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收入金庸的《射雕英雄传》。199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意味着“金学”开始进入国际汉学界较高层次的视野。进入本世纪，金庸亦因其创作成就和巨大影响力，于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二月河的创作，若仅就其传播影响力而言，也同样可说是通俗历史小说作家中空前成功的。其于1985年至1999年陆续出版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其中《康熙大帝》先后再版十余次，并于1994年、2001年两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雍正皇帝》同样再版十余次，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乾隆皇帝》亦多次再版。该系列小说，在香港台湾亦印有多个版本，并多次再版，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历史小说来台首开畅销之例，就属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据统计热销程度足与金庸比拼”。因此，有媒体将二月河与金庸，并称为“世界华文小说的两座高峰”。

更重要的是，因武侠小说和通俗历史小说题材领域的相近，又使二人作品的具体创作与传播，体现出某些共性，同时，亦因文类制约，以及二人各自的创作偏好及传播时代环境不同，二人作品创作与传播，亦有明显差异。而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均值得做深入之学理研讨。

壹

首先考察比较金庸与二月河作品的历史书写。

金庸、二月河笔下世界，最直观的相似点，首先就是故事多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二月河的小说自不待言，正如“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书名所示，三部书全景式展现的，就是从康熙初年到乾隆末期130余年的历史。而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作品，除《侠客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这类短篇小说历史背景较为模糊之外，长篇小说，多注重特定的历史时代氛围的营造，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人物事件。如《书剑恩仇录》的故事背景是清乾隆时期，《碧血剑》为明末，射雕三部曲则为南宋末或元末，《天龙八部》为北宋中期，《鹿鼎记》为清康熙年间，等等。

如果说二月河写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本是历史小说这一文类的基本要求所致，那么金庸特重历史环境的书写，则既体现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一般创作规范的制约——主角是武侠，而武侠的施展空间又只能是冷兵器为主的古代，又有作家个人趣味的偏好在内。因同样是武侠小说中的古代背景，也可能很虚化，如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金庸自己的创作也有历史背景比较模糊的例子，如《侠客行》《鸳鸯刀》《连城诀》这类短篇小说，如《笑傲江湖》这部长篇小说。但金庸的多数长篇小说，还是以其鲜明的历史时代气息引人注目。而这无疑是金庸这位作家在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总规范下个人选择的结果。众所周知，金庸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其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主题就是中华文明与历史，后一度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81岁赴剑桥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亦以历史领域的唐朝皇位继承问题为研究对象。金庸这浓厚的历史情结，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

不但人物事件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而且，在二人笔下，均可以看到，虚构的人物深度介入历史事件乃至大历史进程。如在金庸的“射雕三部曲”中，郭靖曾作为成吉思汗西征军的重要将领，为蒙古军打下花剌子模名城撒马尔罕，后又为南宋守襄阳，力抗蒙古大军数十年，杨过更在襄阳城攻防战中，于千军万马中击毙蒙古大汗，张无忌则是元末反元的明教首领，朱元璋亦为其手下。在《天龙八部》中，则有萧峰最终制止了一场辽宋战争，并使辽帝耶律洪基终其一生不再侵宋。《鹿鼎记》中亦有韦小宝，指挥清军与俄军作战，并主持签订《尼布楚条约》。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亦有此特点，如《康熙大帝》中重要角色伍次友，实为虚构人物，而此虚构人物即以帝王师之身份教导少年康熙三年，为后者分析天下大势，并为其除鳌拜、平三藩制定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康熙大帝》头两部中仅次于康熙的重要角色。再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中的方苞、邬师道，虽有历史真人原型，但小说中二人为康熙或雍正谋划全局之诸多事件，亦多属虚构。

金庸、二月河的上述书写，可以说各自代表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心中一个永恒的梦想。前者，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者，堪称“一编书是帝王师”。金庸笔下的游侠深度介入历史进程，人物原型可以溯源到《史记·刺客列传》中，曹沫、专诸、聂政、荆轲这类以个人之力深度介入历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勇者；二月河笔下深度介入历史的伍次友、方苞、邬师道这类虚构的帝王师角色，其理论原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提出的“王者师”，人物原型更可以上溯到传说中商周时代的伊尹、姜尚，又在后世中国文人的笔下，包括《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经典中，被反复书写。

当然同样是虚构历史人物事件，金庸、二月河的虚实布局和虚构程度仍有差别。武侠小说多以完全虚构的人物为主角引领全篇，真实的历史人物，往往在武侠小说中充当配角或背景人物，但历史小说一般不能如此架构。这种文类制约，在金庸、二月河笔下同样有所体现。另外，即使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在两者笔下也会呈现出不同色彩，如金庸的《鹿鼎记》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都出现了康熙、鳌拜、吴三桂、吴应熊这些历史人物，但金庸《鹿鼎记》中的康熙比较扁平化，吴三桂父子更被一定程度漫画化了，而二月河《康熙大帝》中的康熙和吴三桂父子，言行则更接近当时历史环境中的真实人物。二月河好读金庸小说，唯独不怎么读《鹿鼎记》，称其社会性不够，“大量演示一个小流氓的跳梁，不足以显示那个时代的特色”，也说明文类制约对作家创作观和审美观的影响。

历史人物之外，在历史事件的选择上，武侠小说更不妨完全以某个史学家否定的传说作为整个故事的起点。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即是，该作品以乾隆实为海宁陈阁老之子这一民间传说为基础，再虚构出乾隆的同胞兄弟陈家洛，于是兄弟二人，一为满清皇帝，一为反清帮会红花会总舵主，故事由此展开。历史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一般难以如此操作，这也是由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这两种文类的一般规范制约的。

既然将人物事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进程中展开，那么对金庸、二月河来说，追求历史环境描写的丰满与逼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对读金庸《神雕侠侣》第一回“风月无情”和二月河《雍正皇帝》首卷“九王夺嫡”第一回“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开篇文字，就可看到，两者均以细腻笔触，展开了南宋末年江南嘉兴南湖和清初扬州瘦西湖这两个特定历史时代和地域的风情画卷。

背景式的风情画卷描绘之外，二人在人物事件演进的具体叙事过程中，更填充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金庸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其笔下的武侠世界时时可见丰盈而熠熠生辉的儒、佛、易、道、琴、棋、书、画等文化因子，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二月河亦于此用力甚深，举凡诗词戏文、医道棋理、拆字扶乩、狱政科举，以及皇宫大内、显宦豪门、青楼市井、道观佛寺、军营战阵、江湖山林各色人等的坐卧起居、衣食住行，相关细节尽量到位，写豪贵之家饮馔起居，笔触细腻处，直追《红楼梦》。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二人的历史文化书写，又可看到细微差别。大体而言，金庸这类描写偏于文化，尤其是大段虚构涉笔成趣的，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为洪七公烧制“好逑汤”“玉笛谁家听落梅”一段，《笑傲江湖》里祖千秋为令狐冲讲论杯酒如何相配一段，《天龙八部》中段誉为王夫人品第茶花一段，这些段落，多巧妙化用诗文典故，因而更轻灵，更诗化。而二月河虽也有大段诗文融入情节中，但同时更注重历史典章制度、风情民俗和日常器用方便的细节描写，因而总体上更质实。

这其实也是文类制约的结果。盖因历史文化细节描写，对武侠小说来说是“加分项”，有则更好，但不强求，像古龙那样，历史背景完全虚化，也可以卓然成家。但对追求历史逼真感的历史小说来说，则是基本功。当然，虽曰基本功，仍有高低深浅之别，二月河这方面的功力，同时历史题材作家罕有其匹，亦为其赢得了热烈赞誉。

金庸、二月河在通过大量的历史文化细节营造特定的历史环境氛围，并于此环境中展开人物事件的同时，更分别传达出对历史的冷峻思考。

金庸作品中可举的例证很多。如《碧血剑》，借袁承志的视角，描绘了李自成义军从得民心取天下，到迅即腐化堕落失民心的全过程，写出封建皇权压迫下，农民起义的历史正义，也写出了农民起义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射雕英雄传》的结尾，则借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对后者这个一代天骄一生屠戮无数造成白骨如山的罪责做了谴责，提出“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提出民本的评判标准。《天龙八部》结尾则借萧峰与少林寺僧玄渡的对话，揭出历史中各种民族仇恨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最后又写到辽帝耶律洪基被逼下令退兵后，意外地看到，组成侵略大军的辽兵们因可以平安还家反而一脸喜色，这就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民族立场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深刻地揭出，反战其实是各民族底层百姓共有的意愿。这些叙述，均堪称透视历史，传达出深长的意味。

二月河笔下的人物，由于多为历史中真实人物，而且既然描摹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历史人物的心理，追求历史逼真感，就不易让人物做超越历史环境和具体身份的批判，但仍一定程度地展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如《乾隆皇帝》第一卷“风华初露”，第四十四回“尹继善泛舟歌侑酒，刘啸林闲赋讥时文”中，江南巡抚尹继善与主持南闱乡试的孙嘉淦对话，谈到当时虽为盛世，然“赃官十八九，清官十一二”，最后尹大笑着指出，革命是天道，是大数，所有王朝都无法避免由盛而衰最终覆灭的历史命运。此外，作者虽对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封建君主总体上持正面肯定态度，但仍写出他们对臣子深刻的猜忌，更写出雍正继位后将助其夺位的一班亲信几乎尽数毒杀，揭出无论是什么样的皇权政治，终有其无法彻底消除的冷酷特质。

通过对金庸、二月河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加以考察，可以看到，二人在这方面有很多共性，亦有一些差异，而无论是共性还是差异，都有文类制约和作家个人创作偏好的影响。二人的历史书写，又都成功地实现了雅俗融合，既满足了大众对历史的想象和求知欲，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原属于士大夫和贵族阶层的精雅文化的深邃魅力，更传达出作家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性的当代思考。

贰

现在再来考察比较金庸、二月河的文学书写。

二人的文学书写，首先引人注目的共同点是，都注重情节的戏剧化。这其实也是文类制约的结果，武侠小说也好，通俗历史小说也好，首先都属于市场导向读者导向的通俗文类。这也就决定了，情节必然高度戏剧化，以吸引读者。

但二人又都高度重视，在追求情节戏剧化的同时，深刻地刻画人性。如金庸的《神雕侠侣》第二十、二十一回，叙杨过来到襄阳城中，本欲刺杀传言中的杀父仇人郭靖，却几次为郭靖的仁厚襟怀感动，最后在蒙古军中更因眼见郭靖为救护自己受伤，瞬间由在郭靖背后猛下杀手转为拼死救护郭靖，这一笔既写出了人性，又以人性的变化来带动情节突转，既满足通俗文学的惊险传奇趣味与高度戏剧化，又能如所谓雅文学精英文学那样去揭示人心的深邃复杂，极见作家功力。二月河的小说同样如此，如写九王夺嫡，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同时，又展示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复杂人性。这类情节设计，皆展现了雅俗融合的理念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