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竞选策略的调整

【关键词】美国政治  政治极化  民主党  竞选策略

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周期的开启，民主党的竞选态势引发媒体和学界广泛关注。继特朗普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后不久，拜登于2023年4月正式宣布再次竞选。面对可能的“拜登VS特朗普2.0版”，民主党将采用何种竞选策略成为当前热议话题，其比较优势与固有劣势之间的张力，将对未来民主党乃至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民主党竞选策略的调整变化

竞选策略往往决定选举结果。恰当、稳妥的竞选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自身实力、打击对手。2010年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日益加剧，国会分化和政策分歧愈加严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全域性对抗频频上演。在此背景下，民主党大力调整竞选策略，以适应日趋变化的政治逻辑，实现选举利益最大化。

第一，突出“身份认同”的竞选主轴。在政党“对等极化”背景下，社会领域的“身份政治”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实现竞选目标的重要抓手。从“身份政治”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民主党长期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并从中获益颇多。然而，随着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民主党的“身份政治”遭遇重大挑战，正在步入一种新困境，即过度关注“身份政治”议题，可能导致其他议题被忽视，引发民主党内部争议。鉴于此，民主党逐步向“身份政治”的纵深发展，更加强调“身份认同”对其竞选的作用，推动“身份政治”向“身份认同”加速转变。与“身份政治”聚焦平等诉求不同，“身份认同”是对更深层次文化价值议题的关注，其激发个体或群体参与政治、争取权益的动力更强。因此，在竞选过程中，民主党试图把少数人群的身份认同叠加以形成一个占多数的身份认同。

第二，干扰共和党的内部选举。随着党争的加剧，民主党“剑走偏锋”，逐步采取“曲线救国”策略，即在注重自身选才的同时，强力干扰共和党内部选举，助推对手“问题”候选人从其内部胜出，以扩大正面对决的赢面。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以民主党州长协会为代表的民主党政治团体共投入5300多万美元，对全美9个州的13场共和党初选进行了干预，包括6场州长竞选、2场参议院初选和5场众议院初选。[1]从效果来看，民主党的冒险策略取得不小成绩，使共和党的“红潮”预期落空。除直接干扰共和党内部选举外，民主党还试图通过支持“第三方”来实现竞选目标。

第三，借力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政治传播生态，使政党越来越多地尝试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播风格。一是政治宣传。通过推特、脸书、油管和照片墙等社交软件，民主党候选人直接快速地向社会面传达政策、计划和竞选活动等信息。二是广告投送。民主党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广告平台的算法功能，将广告精准投送给具有特定政治立场和兴趣爱好的选民。三是舆论引导。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及信息“过滤气泡”能够影响选民的立场态度。民主党通过制作相关主题标签和发布相应内容来营造于己有利的竞选舆论。

第四，利用“楔子议题”增加竞选筹码。“楔子议题”成为区别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尺和巩固各自基本盘的重要筹码。正是由于对多个“楔子议题”的充分利用，民主党才得以阻遏2022年中期选举“红潮”现象的出现。一是堕胎议题。随着“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民主党在堕胎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激起广大选民的不满。二是枪支议题。2022年美国爆发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引发全美抗议。民主党顺应舆论之势，就枪支暴力问题炮轰共和党。拜登签署《两党更安全社区法》，赢得控枪人士的大力称赞。三是民主议题。民主党把自身塑造成美国民主的代言人，反复向选民警示特朗普及共和党对美国民主带来的威胁。民主党之所以选择上述非经济议题进行动员，是因为这些问题自带“情绪”属性。换言之，分配问题（经济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往往难以激发强烈情绪（如仇恨、恐惧等），而价值观问题（如堕胎、平权、枪支等）则很容易让人高度情绪化。[2]

第五，在竞选中复制“艾布拉姆斯模式”。2020年大选，佐治亚州民主党政治活动家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帮助拜登以微弱优势赢下该州。两年后，艾布拉姆斯又助力两名民主党候选人赢得参议员选举，使佐治亚州自1992年以来首次“翻蓝”。“艾布拉姆斯模式”的成功自然引起大量民主党人关注，尤其得到党内左派力量的赞赏与认可。该模式强调在聚合年轻选民、农村选民以及投票率较低的有色人种选民的同时，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营销来动员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以扭转选举局势。[3]如今，面对日趋极化的选举政治，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以及“取胜之路”等政治团体呼吁复制“艾布拉姆斯模式”，并开始有选择地向多个关键战场州投入大量资金，以期再现2020年大选及2022年中期选举的奇迹。

民主党竞选策略调整的社会政治考量

近年来，民主党日益重视“非常规”策略的使用，即从传统的“以面带点”，强调广泛的议程和普遍的价值观，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转向“以点带面”，突出某个单一议程和特殊倾向的价值观，以动员核心群体。这一策略调整反映了美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

一、政治极化的影响

政治极化是指同时存在对立或冲突的原则、趋势或观点。在美国，政治极化突出体现为政党极化，即民主、共和两党彼此分离，意识形态和政策分野变得更为鲜明。美国政治极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至2016年大选季，已达到“超级极化”的程度。[4] 在此背景下，民主党平衡传统策略与新型策略的关系，以实现选举问题的“最优解”：一方面，更加注重选民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议题，增强选民对其认同感，增强党内凝聚力；另一方面，积极回应选民实际需求，提出更为务实的政策方案。这种身份政治叠加实用主义的竞选策略吸引了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竞选模式的影响力。

此外，政治极化导致美国多数选民展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形态偏好，其政党认同更加明显和强烈，美国社会日渐“部落化”，普通选民对立程度加剧。有鉴于此，民主党高度重视核心选民群体，更加倚重身份政治的选举动能。而由于多数选民“政党选择”基本完成，美国选举政治的“内战化”倾向亦十分突出。民主、共和两党在竞选中尖锐对立，刻意扭曲对方形象，竞相将对方描绘为“敌人”或“恶魔”。例如，特朗普将民主党说成是“犯罪党”，其支持者则把拜登描绘为一个决心摧毁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指责拜登丧失了爱国主义和信仰。

二、新冠疫情的冲击

新冠疫情在美国大规模流行，不仅严重阻滞了选举进程的推进，也重塑了选举本身的面貌。面对疫情冲击，民主党不得不调整竞选策略。首先，竞选方式上，民主党基本取消了竞选集会、市民大会、登门拜票等传统竞选活动，转而采取线上竞选。线上竞选尽管是超预期突发因素使然，但延续了民主党在疫情特殊时期的竞选活动，取得不错效果。例如，2020年大选期间，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家设立演播室，利用网络直播向民众发表讲话。他还通过与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交流互动，来提高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投票结果显示，18—24岁的选民中，有65%投票给拜登，比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高。[5]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18—34岁的选民中，有61%投票给民主党。

其次，竞选议程上，民主党发力主打“疫情牌”，试图引起民众共鸣。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一直强调其疫情处理和控制能力，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疫情方面不力。拜登提出一系列疫情应对计划和政策，包括增加医疗设备和物资生产供应、为受影响的人提供经济支持、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等。随着疫情的持续肆虐，民主党转向扩大新冠疫情与其他社会议题的联动性，积极动员本党选民，并激起广大选民在其他社会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从而塑造了一种于己有利的竞选叙事。

三、人口结构的变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口结构的总体趋势是增长变缓、老龄化加剧、白人人口下降、少数族裔人口增多、城乡差异加大、受教育水平提升。其中，人口族裔结构和受教育水平的变化对政党认同和选举具有重要影响。据统计，美国白人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在下降。2010—2019年，白人人口不增反降，很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老龄化是白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白人人口下降则是美国人口增长变缓的主因。与白人人口下降相反，少数族裔人口呈快速增长之势，且在年轻世代中更加显著。1981年以后出生的“千禧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世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40.7%升至2019年的50.7%。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年轻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汇集。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2000—2019年，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从24%升至36%，而只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比例从49%降至38%。

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因素复杂多样，选民稳定且可预期的结构性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选民的族裔、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学特征均会影响其政党认同和投票偏好。数十年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形成了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政治格局。为将这种利好充分“变现”，民主党采取针对性的选举策略，组建主要由少数族裔、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构成的选举联盟，屡屡在不被看好的情势下逆势翻盘、赢得选举。[6]

四、社会思潮的驱动

随着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美国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极端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更是为民主党竞选策略调整提供了强大思想推力。一是极端思想重新泛起。自2016年以来，美国社会思潮的两极分化呈加速态势，左右极端思想均“高歌猛进”，侵蚀着社会政治生态。一方面，伴随极右社会思潮的高涨，美国政治尖锐对立，选举分野更加明显。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另类右翼”团体大多支持特朗普，尤其赞同其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多元文化以及反对“政治正确”的立场。另一方面，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促使激进左翼的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将“绿色新政”“全民医保”等进步口号视为竞选的制胜之道。桑德斯的竞选运动深刻影响了民主党和激进左翼的政策取向和选举策略，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7]

二是社会价值观持续演变。过去20年，美国社会价值观发生转折性变化。以气候问题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美国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关注非常有限。然而，随着近些年美国自然灾害频发，民众的气候理念发生重大转变，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正因为如此，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中以气候变化问题为重要抓手，在解决就业、促进经济、保护环境等多个议题上向共和党发起猛烈攻击。同性婚姻、种族正义、虚假信息、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等价值观议题也成为民主党着重强调的内容。总的来看，由于社会价值观的不断演变，民主党在竞选活动中一直试图划清与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界限，紧抓具有争议的价值观议题，凸显自身政治纲领的进步性，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