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党格局从“两极对立”到“三足鼎立”

【关键词】泰国  政党政治  极左翼  中左势力  保守阵营

2023年5月14日，泰国举行新一届国会众议院选举，其出乎意料的结果不仅改变了过去20年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且标志着代际分化开始成为影响泰国政治博弈的关键变数。尽管在历时3个多月的组阁危机后，泰国成立“保革和解”的赛塔政府，但引发代际分化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化解，“两极分化”风险仍在，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政治危机。

泰国政党政治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从1997年宪法引入有利于大党发展的选举制度开始，泰国政党政治告别了20世纪中后期纷乱的小党林立格局，步入大党博弈时代。2002年，新兴资本集团他信派系领导的泰爱泰党首次参选即赢得国会众议院近半数席位，开启了此后20年中左与中右“红黄对峙”的政党政治格局。2023年大选前，无论是代表中左势力的“挺他信/红衫军”为泰党，还是代表中右势力“反他信/黄衫军”人民国家力量党，都对延续“红黄对峙”两大党格局充满信心，并携手促成2021年宪法修正案，重新启用1997年宪法规定的有利于大党发展的选举制度。为泰党甚至在大选前高调宣称将赢得压倒性胜选。但大选结果出人意料。随着极左翼强势扩张与中右势力分崩离析，泰国政党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调整，开始从“红黄对峙”转变为“橙红蓝鼎立”。

一、橙色阵营：代际分化促成极左翼远进党崛起

极左翼政治势力崛起于2019年大选。当时正值以“挺他信/红衫军”与“反他信/黄衫军”政治博弈为主线的“保革冲突”趋于缓和，政治和解开始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主流话语叙事。作为新兴政治势力，亿万富豪塔纳通领导的新未来党最初将派系装扮为中间力量，并选择了“橙色”作为政党主色调，寓意着将在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探求解决泰国现实问题的中庸发展道路。[1]不过，新未来党很快呈现出极左翼色彩，并将选民目标锁定为新生代尤其是“首投族”。大选结果揭晓后，新未来党成为政治黑马，赢得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81席，初次参选即跻身国会第三大党。

作为较他信派系更为激进的新兴政治势力，极左翼遭到保守阵营的重点打击。2020年2月21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解散新未来党，并判定包括该党党主席塔纳通在内的16名执行委员会委员10年内禁止从政。尽管从国会竞争来看，极左翼遭受重创，作为新未来党继承者的远进党，其众议院席位数从81席降至54席，国会话语权大幅下降，但从社会影响来看，极左翼迎来新高潮。2020—2021年持续性的大规模反政府街头运动，不仅激起泰国新生代的政治不满情绪与抗争意识，并且有史以来首次公开提出了“王室改革”议题，从而在代际分化背景下将“红黄对峙”时期以国家发展道路为核心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

在2023年大选中，远进党在“全面改革”的激进政治口号引领下，赢得众议院全部500席中的151席，跃居国会第一大党。从选票构成来看，远进党的胜选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在过去4年新增300多万“首投族”的支持下，从主要比拼基本盘的小选区制投票中赢得25%的选票，相较新未来党时期增长超过50%；二是在意识形态分歧引发的政治极化影响下，从主要比拼政治立场的民意支持率的政党名单制投票中赢得38%的选票，相较新未来党时期更是翻了一番多。

二、红色阵营：中左势力为泰党面临转型困境

从1998年创建泰爱泰党开始，他信派系就一直处于泰国“革新阵营”最前沿。得益于其中左立场，他信派系一方面赢得泰国北部和东北地区农村选民的广泛支持，从而成就了过去20年“逢选必赢”的政坛神话，促成他信、他信密友沙马、他信妹妹翁沙瓦的丈夫颂猜、他信妹妹英拉先后登上泰国总理宝座；但另一方面也使其成为保守阵营的重点打击对象，不仅他信与英拉两位总理相继被政变推翻，而且他信派系建立的泰爱泰党与人民力量党也先后被宪法法院裁定强制解散。

2019年大选是他信派系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由于受2017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压制，再加上极左翼新未来党对革新阵营的选票分流，为泰党仅获得不足三成议席，虽然维持了国会第一大党地位，但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不如以往。

针对代际分化的政治冲击，他信派系在2023年大选前对为泰党领导层进行了年轻化改组，不仅在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上以60后的中生代取代40后的老一代，而且开始为80后上位铺路，尤其是任命他信女儿贝东丹为“为泰家族”新首领，试图争取新生代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不过，相较于对人员年轻化议题的积极回应，他信派系在政治转型问题上，对代际分化引发的“激进改革”诉求态度消极，尤其是在极左翼提出的“王室改革”问题上表现得模棱两可，极力避免再次成为保守阵营的首要打压对象。

他信派系在政治极化背景下选择中庸立场，导致其在2023年大选中“高开低走”。为泰党民意支持率在2021年宣布贝东丹从政后就一直稳步攀升，并在2023年1月有利于大党发展的《众议院议员选举组织法》修正案生效后一度达到49.85%的支持率峰值；但是，随着远进党政治立场日益激进，始终保持中庸立场的为泰党的民意支持率开始持续回落，并在大选前夕被远进党全面反超。

得益于选举制度调整，为泰党在2023年大选中不再受政党名单制议席分配限制，从而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29个政党名单制议席，使其在小选区制议席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依然赢得近三成的国会议席，与上届相比甚至还略有增加。但在看似中庸立场奏效的表象下，是政党改组后的压倒性胜选预期落空，以及失去“革新阵营”主导地位的严峻现实。相较于远进党高达1443.8万张的政党名单制选票，为泰党所得选票少了近1/3，直观呈现出泰国选民尤其是新生代选民对他信派系的失望与质疑。

三、蓝色阵营：中右势力崩塌与泛保守联盟建构

从“红黄对峙”时代开始，中右势力就一直处于劣势。无论建党近80年的老牌民主党，还是2019年大选前新成立的人民国家力量党，中右势力的国会众议院议席占比从未超过1/3。面对代际分化的政治冲击，中右势力更是反应迟缓，甚至都未曾像他信派系那样尝试转型，结果成为2023年大选最大的失利方，选票基本盘分崩离析，并直接导致“红黄对峙”格局瓦解。从议席来看，民主党仅得25席，相较2019年减少1/2，相较2007年鼎盛时期更是减少5/6；而人民国家力量党仅得40席，相较2019年减少近2/3。从政治立场的民意支持率来看，作为上届大选后牵头组阁的执政党，人民国家力量党此次所获政党名单制选票不足54万张，不及远进党1/27，其政治立场被选民彻底抛弃。

不过，虽然中右势力崩塌，但从选票流向来看，其主要承接者却不是革新阵营的极左翼或中左势力，而是极右翼与中间势力。2023年大选中，极右翼、中右势力与中间势力各主要政党在小选区制的基本盘比拼中，共赢得1500多万张选票，总体上与2019年大选持平。

其中，以地方豪强“掮客型”政党为主体的中间势力获益最为丰厚，尤其是泰自豪党，从“红黄对峙”时期仅能在两大阵营间反复横跳以牟利的中小政党，跃升为拥有71席的国会第三大党，相较2011年大选所获议席翻了一番多。

极右翼政党崛起，很大程度上分流了中左势力选票。2014年政变后，极右翼保守阵营“铁三角”，即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曼谷政商财阀一直把持着泰国政治主导权。虽然2019年军政府“还政于民”后，巴育连任总理，但极左翼强势崛起，尤其是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对“王室改革”的强硬诉求，还是引发极右翼的强烈不安。

2023年大选前，极右翼推动组建泰国人团结建国党，作为其在国会中的代言人，该党主席在竞选演讲中矛头直指极左翼“王室改革”诉求，公开宣称“泰国是爱国者的土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君主制是国家的支柱。如果你不喜欢它，你无权改变它，因为整个国家都想要它”，“如果我党成为下届政府核心政党，我们将对恨国党和那些想推翻君主制的人采取强硬措施”。[2]从民意支持率来看，该党首次参选即赢得476万张政党名单制选票，虽然仅为远进党的1/3强，但与人民国家力量党相比却高出近8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保守阵营的政治极化倾向。

随着“红黄对峙”格局难以为继，保守阵营“铁三角”为应对革新阵营扩张，避免选票的跨阵营流失，在国会众议院推动建构了囊括极右翼、中右势力、中间势力的泛保守联盟，并以国旗上代表王室的“蓝色”为象征，针对极左翼的“王室改革”诉求塑造了“保卫王室”的政治一致性话语叙事。对此，泰自豪党公开表示，“我党是蓝色的，我党政策是保卫王室，并且从未改变。”[3]

影响泰国政党政治格局重构的主要因素

2023年大选成为泰国政党政治格局转折点存在偶然性，但历时20年的“红黄对峙”格局瓦解，以及在极左翼强势崛起下推动的新格局产生却有其必然性。

一、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新分歧

“红黄对峙”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信派系与保守阵营“铁三角”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存在分歧。当时，泰国社会经济在泡沫破裂后遭受重创，“跨越式”发展引发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峻。为此，他信派系提出了“他信经济”理念，主张对内“加杠杆”刺激消费并加速城市化进程，对外“拥抱全球化”促进外贸与投资；[4]而保守阵营则奉行前国王拉玛九世提出的“充足经济”理念，强调“去杠杆”和“降低对外依存度”。[5]

虽然双方在“红黄对峙”格局下互不相让，无法达成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共识，但得益于21世纪初的全球化发展，尤其是搭上中国经济“顺风车”，泰国社会经济在政局持续动荡下依然取得长足发展。在过去20年里，泰国不仅人均GDP从2001年的1890美元稳步增至2019年疫情前的7628美元新高，[6]而且有效改善了“三大分化”的结构性问题。

从城乡分化来看，泰国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1%增至2022年的53%，有效缓和了原本紧张的城乡关系；[7]从地区分化来看，首都曼谷地区与社会经济水平最落后的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户均月收入差距，从2004年的约3倍降至2021年的约1.85倍，边远地区收入明显改善；[8]从贫富分化来看，泰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28降至2021年的0.351，[9]全国贫困率更是从2000年的42.3%下降至2021年的6.3%。[10]

随着传统社会经济问题显著改善，他信派系与保守阵营的国家发展道路分歧也得以弥合。这也是2019年大选前“保革冲突”趋于缓和，以及2023年大选前为泰党在转型过程中选择中庸立场的根本原因。但在传统分歧弥合的同时，新分歧也在持续酝酿。近年来，美西方主导逆全球化和意图与中国经济“脱钩”“去风险”等外部冲击加剧，使泰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外源动力不足，而在过去20年的持续“加杠杆”过程中，泰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27%增至2021年的58.5%，[11]同期家庭债务占GDP比重则从42%增至89%，[12]导致国内消费与投资能力持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