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现代重生与反讽

加拿大当代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谈及荷马史诗对后世的影响时指出，像《奥德赛》这样伟大而经典的故事不可能只有唯一的版本，它会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被不断讲述。在阿特伍德看来，尽管古老的神话是口头的、地方性的，但人类强烈的写作欲望则会以尽可能多的形式去不断地变换这一神话母体，从而使其尽可能地以不同的面貌获得重新展现。在此意义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奥德赛》这一伟大而古老的神话故事在现代跨越时间和地域空间的另一种重述。

壹

乔伊斯出生于都柏林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天资聪慧，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酷爱古典文学。早在11岁的时候，乔伊斯就阅读了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所写的《尤利西斯冒险记》，对于故事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海上漂泊的非凡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其后来写作《尤利西斯》奠定了重要的叙事框架基础。乔伊斯对但丁的《神曲》也十分崇敬，将其视作《圣经》一样的精神食粮去阅读，并将《神曲》描写幽暗的地狱氛围和风格灌注于后来写作的《尤利西斯》之中。他还崇拜歌德，评论家在《尤利西斯》第十五章中便找到了歌德不朽名篇《浮士德》的影子。而在乔伊斯众多的阅读影响中，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和法国作家福楼拜尤其值得关注。

爱尔兰当代小说家埃德娜·奥布赖恩认为发现易卜生对于乔伊斯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像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转变了信仰一样”（埃德娜·奥布赖恩：《乔伊斯》，李阳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P21）。乔伊斯大学时代易卜生已经70多岁了，在苏格兰享有盛名，但在爱尔兰的名气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当时对易卜生戏剧的看法呈现出近乎截然相反的态势，既有热烈的拥戴，也有轻蔑的鄙夷。以叶芝为代表的一派贬低易卜生戏剧的价值，认为易卜生除晚期象征派戏剧外，大都是中产阶级的陈旧作品，缺乏道德性；而以萧伯纳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赞扬易卜生向传统道德观念宣战的伟大精神。面对纷争，乔伊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易卜生戏剧具有一种倔强的孩童之美，这深深地吸引并影响着他。当易卜生的新戏剧遭到诟病之时，乔伊斯撰写《戏剧与人生》一文，高度评价易卜生的戏剧美学思想。在乔伊斯看来，真正的戏剧应表现人性中不变的法则，传达出人生的真谛，而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欠缺一种活力，但这种活力在易卜生那里却呈现了出来，即采用写实性散文剧来更有效地展现人生、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在另一篇题为《易卜生的新戏剧》的文章中，乔伊斯更是全面评价了易卜生戏剧的意义和价值。他称赞易卜生“开创了戏剧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美誉其为“宗教改革家、社会改革家、热爱正义的闪米特人，伟大的戏剧家”（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文论政论集》，姚君伟、郝素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P39）。乔伊斯认为尽管谈论易卜生的剧本绝非易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易卜生的戏剧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境界，在看似平常的人物对话之中，展现出了灵魂深处发生的各不相同的危机。

乔伊斯关注易卜生主要集中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易卜生的群氓思想，即民众是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艺术家必须反抗社会，卓尔不群；二是易卜生戏剧的真实原则，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乔伊斯认同易卜生的思想，更赞许易卜生特立独行的品格，受此影响，他不仅坚定了对戏剧重要性的认识，而且还改变了对待人生和事物的看法，《尤利西斯》中留有易卜生戏剧《培尔·金特》的影子便是明证。

福楼拜是对乔伊斯又一影响至深的作家。乔伊斯曾宣称阅读过福楼拜的全部作品，甚至还可以记住福楼拜小说中的具体字句。乔伊斯接受福楼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写实主义风格，对此，美国诗人庞德曾评价说：“乔伊斯一贯坚持最严格意义上的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一贯坚持有根有据，一贯坚持联系生活，他从不越过雷池一步。”（王逢振编：《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周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P7）二是福楼拜的非人格化美学观念，或纯客观化叙事方式。乔伊斯同样反对艺术家过于介入艺术作品之中，强调艺术家应该是隐匿的上帝，在表现自我的同时应竭力摒弃自我。

乔伊斯不仅在理论上认同福楼拜的创作理念，而且在实践中他也贯穿福楼拜的小说创作原则。庞德在评价《尤利西斯》时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就是“继续发展福楼拜艺术的第一部作品”，且“比福楼拜写的任何一部完整的著作都更凝练，更能发现其独具匠心”（王逢振编：《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周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P6）。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有类似观点，强调《尤利西斯》在以最准确和最美的方法交代或转述实际的人物、景物与声音，并找寻独特的词汇和声调，以表达人物心中的所思所感等方面的处理，均可清晰地见出“福楼拜这位伟大的自然主义散文诗人对乔伊斯影响深远”（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146）。

贰

《尤利西斯》是公认的现代欧洲文学最为重要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是最难读懂的作品之一。乔伊斯在小说中摒弃传统叙事模式，采用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等多种手法描写了布卢姆、斯蒂芬、莫莉三个人物从1904年6月16日周四早8点至次日凌晨2点之间18个小时在都柏林活动和精神的历程，集中展示了爱尔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人性的复杂多样。学术界一般认为《尤利西斯》的主题可以从五个方面理解：其一认为这是一部用自然主义手法写就的爱尔兰式的喜剧，是酒吧笑料文学的顶峰；其二认为小说表现的是对一切道德价值观的完全彻底的漠视，通过隐而不露的虚无怀疑论或暗含其中的相对论，使人类一切经历最终化为无意义的行动；其三认为小说表现了某种神秘的、深奥的、超感觉的信仰；其四认为小说是对现代生活的悲观的否定，是表现当代历史之混乱空虚的一幅巨大的全景图；其五则认为《尤利西斯》反映了对现实生活乐观主义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不论这种态度是出自幽默轻松的精神还是强烈的悲剧意识（王佐良、周珏良主编：《英国20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P239）。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则将小说的主题概括为“绝望的过去”“可笑可悲的现实”以及“忧郁的未来”三个维度，总主题则是“布鲁姆和命运”（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P250-251）。尽管乔伊斯究竟更侧重哪一维度的主题还有待研究和考证，但他为展现这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故事和人物所进行的结构上的精巧设计在小说中却是清晰可见。

小说《尤利西斯》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在于与《奥德赛》的平行对比。在1920年9月写给约翰·奎因的信中，乔伊斯便透露《尤利西斯》采用了与《奥德赛》相似的结构，同样分为三个部分，对应《奥德赛》的三分结构，且三部分中各章对应《奥德赛》的标题。与此同时，在写给意大利作家卡罗·利纳蒂的信中，乔伊斯进一步表示从少年时代起便对尤利西斯这个人物着迷，他写作《尤利西斯》是将其视作“两个民族（以色列-爱尔兰）的史诗，也是人体的循环，同时还是一天（一生）中的一个小故事”，其意图“不止是讲述以我们的时代为依据的神话，还要让每一次冒险（即，整个身体系统里相互关联、相互连接的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器官以及每一门艺术）都以其自身的技巧为前提，甚至是创造自身的技巧”（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自述：詹姆斯·乔伊斯书信辑》，李宏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P273）。评论家们也大都注意到了小说结构与《奥德赛》的对应关系。托·斯·艾略特认为乔伊斯在小说中运用与《奥德赛》的对比关系非常重要，如同一项科学发现一般通过神话“巧妙地在当代与古代之间设置一个持续的平行关系”，并由此赋予“当代历史那无益和无序的庞大万花筒以形态和意义的方法”（王逢振编：《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周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P13）。与艾略特有所不同，埃德蒙·威尔逊强调了这种平行对比关系之于小说内容建构的价值。在威尔逊看来，小说《尤利西斯》的主题唯有在与《奥德赛》的平行情节中方能找到，因为正是“《奥德赛》为作家笔下平凡人物的现代史诗提供了一个古典模型——而且对于一个讲究效果与形式的复杂性的现代作家而言，这个古典的参照更有吸引力”（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140）。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威尔逊指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现代版的《奥德赛》，其在人物、主题、形式等诸多方面均跟从古典神话故事原本。具体来说，在人物关系方面，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个都柏林的犹太人，广告推销员布鲁姆；乔伊斯的忒勒玛科斯就是斯蒂芬·代达勒斯，亦即乔伊斯自己；乔伊斯的珀涅罗珀则是莫莉，即布鲁姆的妻子。在主题方面，《奥德赛》中儿子寻找父亲的主题对应现代社会父子认同主题。在情节方面，小说比较严格地遵循《奥德赛》的叙述进程，且在诸多细节方面一一对应，如布鲁姆被食莲者引诱、被莱斯初哥尼人恐吓，巧妙摆脱娜西卡少女的魅惑与歌声等。而在结构方面，《奥德赛》的象征结构有效控制着小说的情节、暗示及对人物的评价。

威尔逊在详细罗列了《尤利西斯》与《奥德赛》之间的相似性和对比关系的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乔伊斯让古典再生并非仅是将其镶嵌在现代小说的躯壳中，而是必定有其独特的表达意蕴。因此，他又反过来强调说如果仅是简单的现代与古典的对读，其实对理解小说没有多大意义。换言之，威尔逊意在告诫读者，一定要透过古典的框架来找寻乔伊斯真正的创作目的，而非留恋于古典不能自拔，或者将小说的主题简单化为对古典的《奥德赛》的重复。威尔逊的洞察力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跨时空认同。纳博科夫曾明确指出，不要把布卢姆在都柏林的某一夏日中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是对《奥德赛》的准确的滑稽的模仿，尽管在布卢姆四处闲逛的主题里面，确实有一种非常含糊非常笼统的荷马史诗的回声，但因此就在小说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找寻这种准确的相似则完全属于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申、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P250）美国学者吉尔伯特·海厄特也有类似看法。海厄特强调尽管《尤利西斯》和《奥德赛》在细节上密切对应，但乔伊斯借鉴的仅是《奥德赛》的结构方案，甚至仅仅是“成功模仿了最简单的框架”（吉尔伯特·海厄特：《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P418）。

叁

那么，乔伊斯借鉴《奥德赛》的结构框架究竟意欲何为？小说人物形象的古今异变最能说明问题。

作为现代尤利西斯的布鲁姆已不再是高大智慧的英雄形象了，古代神性的英雄已悄然转化为漂荡在都柏林城市中道德败坏的混混儿。作为广告推销员的布鲁姆生意不好，整天碰壁受气，经济没有保障。他的妻子莫莉是个女歌手，活力四射、精力旺盛，由于他对儿子的夭折悲伤过度造成性机能障碍，莫莉与经纪人出轨。布鲁姆既要忍受失去儿子的悲痛，又要承受妻子出轨的内心折磨，从而成为一个没有尊严、苟延残喘地活着的懦弱者。小说描写布鲁姆有特殊的食癖，尤其爱吃牲口的下水，表明他已陷入生理乐趣和感官刺激相伴的非正常生活之中。他明明知道妻子与其他男人媾和却无动于衷，表明他已丧失了对家庭的期望。他凝视格蒂·麦克道维尔而陷入手淫，表明他的潜意识中流露出窥淫癖、恋物癖以及对人体排泄物的喜好。而他的宗教信仰也不够坚定虔诚，常常在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违背教规的意愿。种种迹象表明，布卢姆不仅谈不上趣味高雅，相反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得麻木而低俗，甚至是猥亵与恶心。布鲁姆身上体现出强烈的反英雄色彩，他已成为一个懦弱的庸人。难怪荣格在分析《尤利西斯》时认为布鲁姆已经不再是荷马世界中那个狡猾的、为风暴追逐的人物。在荣格看来，荷马笔下的那个尤利西斯以自己的狡黠和机智逃脱了神马人的报复和恶意，在经历了艰难的航行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园。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完全不同于他古代的同名人，他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知觉意识，仅仅是一只眼睛、一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巴而已，甚至“他只是一根感觉神经，不加任何选择取舍地暴露于心理和肉体活动的瀑流里，并且以照相似的精确记录着这一瀑流的全部精神错乱似的喧嚣与躁动”（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P145）乔伊斯通过布鲁姆这个人物意在表明新的时代已不是古典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古代的英雄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到20世纪的西方社会中已沦落得琐碎、平凡、庸俗，古典时代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亦已变成现代都市中芸芸众生单调、乏味、枯燥、忙忙碌碌的生活。现代社会是非英雄、反英雄的时代，是低俗而无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