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吗

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主题被广泛关注，就是情义的仗与负。这一母题衍生出两大主题，一是多情女子薄情郞，二是“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两大主题之间有不同，也有交叉，但对读书人负情负义的关注与鞭挞却是共通的，是重中之重。第一个主题中的薄情郎也多是读书人。在这一母题的众多文学形象中，贾雨村与刘姥姥，是“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一母题中的代表性人物。深入研究这一母题的真伪与其深厚文化内蕴，特别是其被广泛传播的深层原因，具有较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个广泛传播的文学母题

《红楼梦》中有一批两两对应的人物，如薛宝钗与林黛玉、贾宝玉与甄宝玉、赵姨娘与周姨娘等。其中有一组人物特别引人注目，就是贾雨村与刘姥姥。如果说薛宝钗与林黛玉是双美并峙，美美与共，那么，贾雨村与刘姥姥则是反向对比，美丑分明。

贾雨村与刘姥姥之间对应特别鲜明，是截然不同的一组人物。从身份上看，一个是读书人，是朝廷命官；一个大字不识，是最普通的村妇。他们之间的连接点，是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家，他们都受恩于贾家。贾雨村从一个被贬逐而浪荡江湖的塾师，在贾家女婿林如海的引荐下，和贾家攀上关系，在贾家的帮助下被重新起用，成为一个高官。可以说贾家对他有再造之恩。而与之相对应的刘姥姥，是一个最最底层的农家妇女，也是因为女婿祖上的关系，和贾家有点联系，为了打秋风到贾家去，得到了贾家的当家主妇王熙凤和一众人等的资助。正因为有了贾家的接济，她和女儿女婿一家从温饱迈向了小康，存了钱，置了地，生活也够嚼头了。虽然贾家的贵妇小姐们其间对她也有些戏弄，但并没有恶意与过分，应该说是贾家对她不薄。相同的是，贾雨村和刘姥姥，他们都是贾家的受恩者。不同的是，他们报恩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在贾家得势时，贾雨村对贾家是极尽巴结之能事，这特别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在葫芦僧错断葫芦案上，贾雨村之所以错断葫芦案，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门子献给他一张护官符，并告诉他薛蟠是贾家的亲戚，是四大家族的人。他虽然知道另外一个当事人英莲是曾经对他有恩者的女儿，他本应秉持为官之道与为人之义，但他选择了背信弃义，枉法判案。在枉法错断葫芦案之后，还修书一封给贾政表功。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贾赦想索取石呆子的扇子时，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石呆子强加罪名，下狱抄家，强行夺走了石呆子的宝扇献于贾赦，手段之卑劣，连贾琏都看不上，认为为了几把扇子置人于死地，太恶毒。贾雨村对贾家极尽巴结之能事好像是想报答贾家的提携之恩，给人感觉，他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但我们看到，等到贾家失势时，他很快投到了忠顺王府，对贾家是大打出手。在贾家被抄之时，他人在现场，没有制止，没有为贾家做一点工作；在朝堂之上，对贾家多有攻击。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曾经的恩主不是感恩，他最初对贾家的一种报答，也不是出于朴素的报恩，而是为了进一步巴结贾家，巴结四大家族，为自己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一旦贾家失势，他落井下石，表现出一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嘴脸。这就是贾雨村，一个读书人，一个负义者。而村妇刘姥姥则与之相反。她发自内心的感恩贾家。贾家曾经对她的不好，她一笑而过，没有记在心头，伺机报复；贾家对她的好，她铭记心上，时时想着报恩。她四进荣国府，除第一次是求助外，第二次是致谢，第三次是祭奠，第四次是救难。新菜一收，她赶快送到贾家：

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这个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

礼虽轻，情义重。听说贾母仙逝，她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收，抛开一切，马上哭过来。就是对周瑞家的引荐，她也是从刚打的秋风中拿出一块银子表示感谢。对贾府上下所有帮助过她的人，她都从内心里为之念佛。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说着，指着青儿说：“她的老子娘都要饿死了。”特别是贾家失势，她主动伸出援手冒着风险解救。当平儿无处可去时，刘姥姥道：“只怕你们不走，你们要走，就到我屯里去。”她把平儿和巧儿藏起来，躲过了大难。而这一切，是冒着生命风险的。如果没有刘姥姥的冒险相助，后果不堪设想。王熙凤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刘姥姥，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妇，却是一个仗义之人，患难见真情，真正的一个报恩者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方面，她和贾雨村形成鲜明对比。

刘姥姥与贾雨村，这种极化的反向对比，正应了明代曹学佺的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屠狗辈每仗义，读书人多负心，这成了中国文学上史上的一个主题，被反复展现。特别是在小说戏剧出现后，这一题材更是不断涌现，这一类型的人物层出不穷。小说中特别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其中，杜十娘是一个青楼的女子，与一个赶考的富家公子产生了感情，且对爱情坚贞不渝。这个读书的公子、赶考的士子，在金钱和父亲的淫威下，选择了对爱情的放弃，并要把深爱他的人转手卖与他人。最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让李公子这个负心的读书人，留下的更多是后悔。这是一个读书人与青楼女的对照，一个负心，一个多情。

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铡美案》，讲的是宋代包公怒铡驸马陈世美的故事。陈世美本是一个贫苦的读书人，中了状元。为了能做驸马抛弃了结发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更可恨的是，在他的结发妻子陈香莲携一双儿女千里寻夫找到他时，他不但拒不相认，而且暗里派人追杀，试图杀人灭口，可谓是恶毒至极。在这里，已不是一个读书人的负心负义，而是人性的泯灭。

唐宋传奇的代表作《霍小玉传》，突出展示的是读书人的负心这一主题。《霍小玉传》是唐代文学家蒋防创作的故事，描述的是陇西书生李益和长安名妓霍小玉凄楚动人的爱情悲剧。长安名妓霍小玉，爱上了文人李益，与李益海誓山盟定情以后，李益中了进士，步入宦途。聪明有才的霍小玉深知她与李益的爱情结局不会圆满，向李益提出，请给她一段时间，以尽毕生之爱，然后她便遁入空门，任凭李益另觅新欢。可是李益这个负心汉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她，很快另选富贵人家女，并避不见她。霍小玉绝望后竟恹恹成病不起，因爱亡身。致使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明清小说中的这一类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说水浒传中的陆虞候，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了巴结高太尉，设计坑害好友林冲，而李逵这样一个粗鲁之人，却是一个特别仗义之人。《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都是引车卖浆之流，却成了生死不渝的结义兄弟。特别是其中的关羽，更成了义的化身，受世世崇敬。《隋唐演义》中，秦叔宝乃一介捕快，程咬金是一个卖耙子的人，都在江湖之上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与之相对应的，一些读书人却是钩心斗角。这一主题不断深化，对当代作品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金庸小说中的大侠郭靖，侠之大者，忠贞爱国，对爱情也是忠贞不渝，却是一个从小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乡村孩子。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样一个母题，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呈现，《红楼梦》的贾雨村和刘姥姥只是其中的代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把陈世美这样的人拿出来，作为一种鞭挞的对象；而与之相对应的，人们会把刘姥姥这样普通人中的报恩者作为一个颂扬的对象。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与生活现象双向互动，互为折射与影响。

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一文学现象真的是社会生活的典型呈现吗？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文学母题的内容与主题，是对生活的精准提炼与概括吗？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吗？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屠狗辈并不多是仗义之人，而很多读书人，为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甚至为爱情，以身相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知识分子，讲道义，重感情。

屈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家之危难，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报国无门，最终沉江而逝；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近代的陈天华留学日本，感受国家积贫积弱，为了唤醒民众，毅然蹈海自杀，留下了震惊世人的《警示钟》。戊戌六君子，为改变社会，冒险变法；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本可以逃生，但他坚定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为了富国强兵，为推动社会变革，他最终付出了生命，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狱中绝唱。

这其中，古代读书人重大义、担道义的，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南宋著名诗人文天祥。一提到文天祥，我们就想起那句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人生应该说充满着苦难与奋斗。自幼读经，高中状元，本希望为国大展抱负，可叹干戈寥落，山河破碎，身世如萍。他为了国家与民族，坚贞不屈，坚持抗击外来侵略者，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能够毅然赴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他的诗起首一句，辛苦遭逢起一经。就是因为自小读圣贤书，研读经典中学习体悟人生的道理。正是书中的知识、道理养育了他，滋养了他的民族大义，报国情怀。

应该说，这一系列人物都是读书人的楷模，也都是读书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起到重大作用。鲁迅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批民族的脊梁中，很多是读书人。在圣贤的典藏中，传递着代代不熄的文化火种，是推动民族绵延不息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身上，很多人践行着知书达礼明大义的士人品格。

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思想和理论建党，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李大钊与陈独秀，都是北大教授；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正是因为读了马恩作品，接受了马恩思想，滋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求和平的初心。为了这一初心与使命，这样一种大义，世界大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人民大义，不懈奋斗。这一批人，是现代读书人的伟大代表。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屠狗辈并不仗义，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镇关西，就是一个屠狗辈，但他欺男霸女，最终被鲁提辖三拳打死，这是屠狗辈中的一个恶人。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屠狗辈中是有很多仗义之人，但读书人也不都是负心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只是对其中部分人的概括，部分典型的体现，并不具有全面性。特别是“每从”与“多是”，更让人存疑，究竟是屠狗辈仗义者多，还是读书人仗义者多，可能也没有做精确的统计，没有数据的支撑。如果说，屠狗辈的仗义与读书人的负心，作为一个现象确实客观存在；但要说是“每从”与“多是”，以偏概全，并不精准，一定程度上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是一个伪命题。

伪命题为何能广泛传播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个并不精准的提法，一个没有真实数据支撑的概念，为什么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呈现？而且在广泛、长久传播的进程中，很少有人提出疑义。这种现象看似片面的，但它能够流行，总有一种内在的支撑，这种内在的支撑点是什么？

首先是这种现象源于生活的真实。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道义的缺失与流失，在知识分子身上得到更多的体现。这也是源于生活，对生活现象的一种反映。曹学佺的那副对联，就是源于他的亲眼所见，有感而发。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批文人失去了气节，失了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和为人情义。比如说秦桧，作为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却忘了民族大义，陷害岳飞，最终成为民族的罪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现代的汪精卫，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却在日本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投降日本，使读书人蒙羞。

读书人易负心，有多方面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人经常面临多样的选择。读书人的社会身份变化多，跨度大，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期间经历的诱惑很多，在诱惑面前，往往会忘记大义。我们看《史记》中的李斯，自年轻时跟老师荀子学习，应该说是饱览诗书，深知大义，但他最后在赵高的威胁利诱下，为了个人的权势和家族的利益，失去了做人做事的大义，与赵高联手，逼死公子扶苏，强立二世胡亥，致使大秦王朝“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自身也身被五刑，夷灭三族。李斯也深知废扶苏立胡亥不忠不义，但他抗拒不了赵高的威胁诱惑。一边是继续为相、保有富贵而失义，一边是可能削职为民、利益受损而仗义，他选择了保富贵，失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