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意气与唐人生活

唐代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盛唐时期则可谓诗歌的巅峰。在这一时期中，出现了一批力能扛鼎的大诗人，诸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都以其诗歌成就雄视一代，由此形成昂扬向上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已故的林庚先生曾指出：“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盛唐气象》）实际上，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程中，除去安史之乱一度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晚唐的萎靡不振，在多数时间段中，这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有所展示，只不过在盛唐时期更为突出一些而已。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把它简称为“青春意气”。

我们要了解唐代这样一种青春意气，最重要的着眼点，便是唐诗和与之相伴的唐人生活了。换句话说，诗是人写出来的，要了解其诗歌，首先要了解作者的为人，了解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创作背景。也只有了解了这些与生活相关的必要因素，我们才能对其诗作获得更深入的体悟。

关于唐人生活，有两点要做一个说明。其一，唐人的生活从初盛唐到中晚唐，是各有不同的，不可能拿某一种生活方式来概括所有时期的所有唐人。但为了便于了解，我们可以截取他们较具共性的、有代表性的一些生活段落，以初盛唐为主要时间段，作一个集中的展现。其二，唐人生活涉及的方面很多，有闲居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情爱生活，其他如琴棋书画诗酒茶，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不可能都谈，所以我打算主要围绕唐人读书、漫游、干谒、科举等活动，就其最能体现青春意气的一些方面来谈一下，以期窥斑见豹。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应是唐人的读书生活。

唐人是怎么读书的？从学校性质和地点来看，无非有这样几种：一是国家开办的官学，如设在京城的国子监，其中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等。但这一类学校招收的学生都不多，其名额少则几十，多亦不过千余，在人数上受到很大限制；除此之外，还要讲究生员父祖的官职和品级，平民子弟很难进入。二是设在各州、县的州学、县学，但比起国子监，这些学校的等级就要差一些了，而且同样有人数的限制。三是家学，即在自己家里读书。但这种读书方式，要求家里有比较丰厚的藏书，还要有学养比较高的父母来教导，或者请私塾先生来执教。这对一般经济不宽裕的中下层家庭来说，也有相当的困难。由此就引出了唐人读书最具特点的一种方式，即到山林、寺院去读书。

唐人往往读书于山林。虽然在此前、此后也有在山林读书的，但那多是个例，而在唐代，则形成了一种读书山林的群体性的风气。据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考察，唐代有相当一批诗人和政治家都在山林里读过书，比如陈子昂、李白、徐彦伯、岑参、李华、刘长卿、孟郊、白居易、王建、吕温、李贺、符载、刘轲、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端、顾云、杜荀鹤等诗文作者，颜真卿、孔巢父、李栖筠、崔从、卢群、李泌、韦昭度、张镐、徐商、齐抗、裴垍、柳璨、房琯、李逢吉、朱朴、杨牧、刘瞻、段文昌、王播、李藩、李绅、张濬等名臣名相，都曾有过习业山林的经历。在山林读书，又分几种情形。一种是他家靠近山水，比如孟浩然，家在襄阳，经常往来于鹿门山。其地山川环绕，风光秀美，所以他读书的地点本来就在山水之间。另一种是自结茅庐，或与友人为伴，以半隐居的方式读书于山林。翻阅文献，像终南山、太白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徂徕山、庐山、衡山、青城山、九华山等名山，都有不少士子绳床瓦灶，读书其中。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到山林里的寺院或道观去读书。为什么要到寺院去读书呢？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那里的环境非常清静，非常优雅。有句俗话怎么说的，是“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些和尚道士们最会选地方了，他们将寺院往往建在山水最佳丽的处所。到那里去读书，能够修养身心，能够让人有一个怡情悦性的环境。其次，唐代的佛寺众多，会昌毁佛时全唐大的寺院即达四千六百多座，小的寺院僧居更有四万余所。在这些寺院里，往往有一些高僧大德，学问不错，藏书也不少，诸如经史子集等典籍，所在多有。诗人李隲在他的《题惠山寺诗序》里就记载了在山寺读书的范围和所作诗歌数量：“肄业于惠山寺，居三岁，其所讽念：《左氏春秋》《诗》《易》及司马迁、班固史，屈原《离骚》、庄周、韩非、书记，及著诗歌数百篇。”从这段话可知，寺院藏书还是很丰富的。大家往往以为佛寺只是讲佛教的东西，实际上不尽然。僧徒们一方面要修习佛学的功课，有时也兼涉俗学。在这样的处所，士子们有书可读，有诗文可作，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也可以直接向那些学问僧请教的，于是就具备了在山林读书的最重要的条件。还有第三个原因，这就比较现实了，那就是可以白吃白住。因为佛教是以普度众生为目的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收取钱财。于是有不少寒门的士子，就跑到山林寺院住下来了。有的住得时间短一点，一年半载就离开了，有的则长达数年或十数年。但你老住着不走，把人家和尚都给吃穷了，和尚就很不高兴了。比如《唐摭言》就记载了士子王播在寺院饿饭的故事。王播少时因家庭贫寒，便来到扬州惠昭寺木兰院住下来，一住住了多年，使得僧人们大为光火，说你老在这住着，白吃白住，这算什么事呀。寺院里有先钟后食的习惯，这些和尚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食后钟。待和尚们悄无声息吃完饭，敲起钟，王播匆匆赶去时，饭堂中已是空空如也了。后来这个王播离开寺院，出息了，当了方面大员，重新来到这个寺院。寺院的僧人们一看王播发迹了，要故地重游了，便将他二十年前在墙壁上题写的诗用轻薄的碧纱给罩上，很有点讨好他的意思。可是，王播仍然念念不忘当年的遭遇，遂题诗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闍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这里的“惭愧闍黎饭后钟”，说的就是当年饿肚子的事。

在山林、寺院的读书风习，在唐代一直延续着，而且越到后来越兴盛。文人在山林、寺院里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有时还会受到诸如王播这样的待遇，但也确确实实受惠于有别于世俗的优雅环境。这里举一首盛唐诗人常建的名作《题破山寺后禅院》，就可以看出唐代寺院的优雅清静程度了。诗是五言八句：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余钟磬音。

这首诗写常建清晨游览江苏常熟破山寺（现名兴福寺）的观感，一个“古寺”，一个“高林”，一开始就把人带到了深隐、清幽的境界。特别是中间两联，借助“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不用特别渲染，就把寺院中的空寂、幽静、极为悦人的这种环境给表现出来了。你说，这些士子们在这样的处所读书，如果读不好，岂非咄咄怪事！他们完全是在大自然静美的环境中，举目望去，满眼都是山水林木，鸟语花香，其心境自然会清爽、闲静许多。唐人的读书虽然也有科举的大目标，但在时间安排、学习方式等方面灵活、自在多了。他们在山林里读书，最起码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一是养成了热爱自然的心性。自然赐予他很多，他也由此养成了对大自然的亲近、虔敬之心，人与自然就这样融为一体。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这正是人心、人性、人格养成的绝佳途径，这既是天与人的合一，也是情与景的合一。二是他们在养成热爱自然心性的同时，也养成了一种自由的品格，他不受拘束，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性情，这些性情都和他在山林里读书的这个环境息息相关。我们读的不少唐诗，描写山水景物优美畅快，个人情感充沛，是怎么得来的？应该说，和他们与大自然这样一种紧密的接触有着直接关系。当然啦，文人在山林、寺院里读书，更重要的还是学习知识，习练写诗作赋的技能。此外，还可以受到多种艺术门类的熏陶。诸如绘画、音乐、书法，也都会因个人秉性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养成。所以，我们要了解唐代文人的知识结构和艺术才能，恐怕不能忽略他们早期读书山林的这段经历。

山林读书是不少唐人生活的第一个阶段，读完书，腹笥丰满后，他们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能老待在山林里，也不能老待在家里面，他要出去闯天下，出去求官做了。于是唐人就开始了漫游，这是多数唐人生活的第二个阶段。

漫游是唐代文人的一大特点。其他时代也漫游，可是有些朝代漫游就受到限制，比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割，你即使漫游，也只能局限在一块狭小的地域，难得有更开阔的视野；再如宋代，特别是南宋，同样南北分割，用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话说：“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初入淮河绝句》）以淮河中游为界，北面就是金朝的天下了，因而也受到地域的极大限制。相比之下，唐人生活一个大统一的时代，国力空前的强盛，疆域空前的辽阔，这足以供他们在广袤的地域挥洒出一份浪漫和激情。前面说的青春意气，很大程度上便是从他们的漫游生活开始的。

唐人要漫游，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需要安全。如果出去老遇到凶险，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漫游了。唐代安全不安全呢？《通典》说当时“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唐语林》记载则是“路不拾遗”。这就是说，你远游在外，无须带任何兵器，也不用担心偷盗抢劫，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第二，要漫游，还需要交通的便利。唐代的交通情况如何呢？《唐六典》记载：全国驿路总长约五万里。《通典》说得更详细：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宽敞的驿路。如果你走累了，还可以花点钱雇上一头驴子骑乘。此外，车船也极为便利，有些渡口不仅白天渡人，晚上也渡人，非常的热闹。大家想一下，如果唐人老是拿自己的双脚去丈量旅程，就太累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便利的交通和工具，所以他们自然乐意外出漫游。第三，经济非常的富庶。如果经济状况不好，到哪里都吃不上饭，这就成了问题。可是从初唐到盛唐，乃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不妨以人口为例：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唐人口615万户，到了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就骤增至961.9万千户。从神龙初到天宝末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每年户口的增长数竟达70余万户。一户如果按五口人来计算，900余万户大概就是5000万左右的人口。在一千多年前，全国能达到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已经很可观了。人口多了，自然会带动耕地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盛唐人元结的《元次山集》里，就有一条《问进士》，是这么说的：“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在辽阔的地域，哪怕是高山绝壑，也都有耕种田地的人。杜甫写过一首题为《忆昔》的诗，追忆了往昔开元年间的富庶程度。其中说了这样几句话：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开元年间全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村落，都能够藏纳万户人家，流着香气的稻米粟米啊，填满了公私的仓库。你如果要远行的话，根本用不着选择何时是吉日，只要想外出，打起行囊走就是了。由于有这样一个富庶的社会，唐人自然愿意外出漫游了。

似乎可以这么说：文人特殊的身份使唐人乐意漫游，安全的环境使唐人敢于漫游，而便利的交通和富庶的经济财力使唐人能够漫游。当此之际，众多的文人便一囊书，一支剑，开始闯荡天下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吟唱，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吟到哪里，那样一种青春的意气，浪漫的情怀，恐怕是千载之后的我们不大好想象的。

那么，唐人漫游前往的主要是哪些地域呢？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名山大川，通过和自然界名山胜水的接触，来润泽其心性，培养其豪气。文人的气质是需要养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养，一方面讲究道德人格的内在充实，另一方面则来自名山大川的激发，自我和自然的深度交融。用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的话说，就是：“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于是很多文人就开始了对自然山水的跋涉。中国奇美的自然山水有很多，但就唐代而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浙东地区。浙江东部的山水既秀美异常，又有着长期的人文积淀，诸如道教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仅浙东就占有多处；而以浙江台州天台山为基地发展壮大的天台宗，更是佛教中的一大门派。因而，人文积淀与自然风光合于一起，便为浙东地区赢得了盛名，意气风发的唐人也就纷纷涌向浙东，寻幽探胜。在盛唐大诗人中，孟浩然去了，杜甫去了，李白更是去过多次。他们既受益于浙东山水，又凭借自己的诗笔，为浙东的山水作了最好的广告。记得三十多年前在南京举办的唐代文学研讨会上，有位叫竺岳兵的学者提交了一篇《剡溪——唐诗之路》的论文，据该文统计，收入《唐才子传》的278人中有174人（即占63%）游过浙东。实际上，就整个唐代来说，到访过浙东山水的诗人至少有四五百位，占有唐一代诗人总数的七分之一强。由此可见浙东对唐人的吸引力，而将此地称为“唐诗之路”，也就不无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