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是有故事的

书可以有多种分法，但有一种最简单，那就是全世界的书都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新书，一是旧书，虽然所有的新书最后还是会变成旧书，但这一分类仍然有效，因为在当下，一般人所说的买书，其实多指前者，淘旧书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事。喜欢新书的人也许还会比较极端。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只喜欢买新书，每次去书店，如果决定买一本书，一定要店员从库里重新拿一本出来，他说不能忍受书架上那些被无数人翻过的所谓新书。这种想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占有欲的表达，其实，人类自从有了书，书与人的关系就很矛盾，这位朋友想法的本质就是以自己为书的主人，因此，就要完全占有它，不允许与人共享。但这种潜意识的假定值得商榷，因为，绝大多数时候，书都比人长寿，书主去世后，书却依然存在，那就意味着，如果它不是被毁掉的话，它就会以“旧书”的身份重新择定一位收藏者，这种关系似乎可以稍改一句俗语来表达，就是铁打的古书，流水的拥有者，也就是说，书才是主人。

这一点，有的古人没想明白，所以藏书印上往往刻上“子孙其永宝之”的话，正传达了一种对自己死后爱书“琵琶别抱”的恐惧，希望子孙替自己继续把书软禁起来。也有人知道这种祈使句没什么用，就更为严厉，如清人洪颐煊就把唐人杜暹的名言“鬻及借人为不孝”刻在印章上，钤在藏书中，时刻提醒子孙。更有甚者，干脆用诅咒加持，如清人王昶藏书印中就有“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的咒语。其实有不少通达的人换了角度，立刻就展示出不一样的境界。唐弢《晦庵书话》中载“偶见近人藏书印，借《兰亭序》‘暂得于己’四字，用古天衣无缝，而襟怀豁达，殊足称道”，此处所指为谁，唐氏未明指，学界似亦未见讨论，顷检张景栻为自藏天禄继鉴本《通鉴总类》所撰叙录（见《藏书家》第一辑，张氏定为宋本，据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录》考，当为元刊），知山东日照藏书家马惠阶有藏书印“暂得于己”，又有“快然自足”一印，则当二印配合（然辽宁图书馆亦藏有马氏旧藏《新序》，似仅有前印，或亦单用），甚至其藏书处名“欣遇草堂”，同出于《兰亭序》“欣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一语，知其于此意之服膺。则唐氏所谓“近人”，或即此人。其后，近代藏书家张钧衡之子张珩又有“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印（参《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其灵感或亦自马氏。此后，类似藏印便多起来，据北京师范大学朱金顺教授文章，钟敬文先生曾有“静闻暂藏”印（参朱氏《我所藏〈百喻经〉刻本及其传承》一文），朱氏亦有“朱氏暂藏”“朱金顺暂得之”印（参朱氏《我的闲章》），或即仿自钟先生；据说韦力先生也有一方“韦力暂得”印。这种态度大概也都承认了书比人长寿的事实。

正因为一本书尤其是古籍，其寿命或当以千年计，所以，只要不遭无妄之灾，它都会历经多位藏书家，与之相比，新书的经历便似白纸一张，不像旧书那样有故事。只是，旧书的故事大多数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不能被人看到。但书中的印章、题跋都会有故事的摘要，甚至历经沧桑的残损、折痕也都折射出隐秘的过往。

收藏古书有年，也看到了一些故事，这里拿出一条来分享。

在我收藏和刻汉籍善本中，日人林衡辑印《佚存丛书》绝对是第一优先项，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它都完美符合我对和刻汉籍善本的定义。但优先也没用，十几年来，我只见到并买到一册（原书计六十册）。之所以如此，一者活字本印量少，二者也是书太显眼，现在基本都被各大图书馆金屋藏娇了。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光绪八年，沪上黄氏兄弟亦曾以活字排印，也算中日佚存书环流佳话，惜一来此本亦难得，二来在排印时颇有改动原本处，是其不足。所以，我又再退一步，想着购藏一套1924年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原本影印者——至今恰过百年，也算是一个纪念。当时在孔网检索，本拟单册来凑，但发现倒有两家有全套，便与其一交流，彼时对方好像正忙，回复说过一段时间再说，便只好放下。一晃就忘了此事，直到有一天忽然想起来，赶快再与店主联系，并商量好了价格。但在我准备下单交割时才发现，我经常用来购书的信用卡额度已不够书价了，只好再向店主汇报，想着下个月信用卡还款后额度恢复再买。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意外收到了日本东城书店寄来的书目。此前一直向东城索要书目，但一直没有收到，心里颇纳闷。直到有一天，一位邮局工作人员来敲门，说你们的信箱塞爆了，实在什么也塞不下了，只好来告诉你们取一下，我才想到已经数年不开信箱了。打开信箱，除了一堆报纸之外，就是几册东城书店的书目。赶快拿了最新一期翻检。以往看东城书目只看和刻本部分，但因前几天刚刚决定要买涵芬楼影印《佚存丛书》，便顺道翻了下中国古籍部分，结果大有收获，其一便是赫然发现竟然也有一套此书，价格较前大约减半，唯一不足是不知品相，但东城的书品向来有保证，便放心地写信下单。等书到手，打开一看，果不其然，书几乎可以算是全新——面对这样的旧书，既有点遗憾，因为完全没有印章或题跋来暗示它曾经的故事，但也有点窃喜，古代藏书家经常说的“触手如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不过，在我随意翻检时才发现，这套书真是做到了“既要”“又要”，就是说，既像新书一样新，又像旧书一样有故事。在看第十六册《蒙求》的时候，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拿出来看，是一封信函，信纸的框格与单位名址均以红色印刷，上横题“鼎鑫纱厂股份有限公司用笺”，有详细的厂址与电话，右署“中华民国 年 月 日”。信的正文用铅笔所书，如下：

含之：顷接来函，得悉一切，近来身体好否？念念。我近来忙得不一（原文如此，以下误字同）乐呼，连写信的工夫都没有，每天要十六小时工作，下班后洗澡、吃饭、睡，学习我都不能去，不要说别的。我很想回北京一趟，旦是无法请假，你若赞成我回北京的话，请速电报或快信给我（说妈妈要我回北京），我拿去告假。你要些什么东西，亦可告我。不多谈，再会！祝健。姐蕴如启。九。一日。

写信者与收信者是谁？引起了我的好奇。首先看到收信者叫“含之”，自然而然就想到章含之，当然知道看到两个字就攀名人，可能性为零，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先从“鼎鑫纱厂”查起，结果大吃一惊。民国上海名医刘民叔所著《鲁楼医案》中有“章士钊侄女蕴如血压高至二百七十四度一案”，云：“湖南长沙人，章士钊先生之侄女蕴如小姐，现年四十六岁，未婚。住上海市长宁区番禺路二二四号。在鼎鑫纱厂医务室工作。以下是她自述患病的经过：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晚上，刚吃过夜饭，我的右手和右脚突然麻木。”则可确定写信的“蕴如”为章士钊侄女，那收信的“含之”则必是章士钊之（养）女章含之无疑。据白吉庵《章士钊传》所载《章士钊家世简表》，知章氏兄弟四人，大哥章士锳子女各一，子名章立恭，女则失名；二哥章士爵有女名“伟如”，四弟章士戛仅有二子，并无女儿。似可确证此蕴如当即章士瑛女，一者别无他女可满足章士钊侄女且又是章含之之姐的条件，二来章士爵女名“伟如”，也可知章士钊两位兄长家给女儿起名的样式。另外，《鲁楼医楼》中章蕴如说：

到七月七日，我又去北京易地疗养，经亲戚介绍施今墨大夫替我医治。连服中药五十多帖，不见什么功效。因此我重回上海。寓法华路六九一号疗养所内，再请刘民叔大夫诊治。

这里的“亲戚”当即章士钊——章氏自1949年11月至京后便一直住在北京。事实上，章含之原住上海，也是此年随章士钊赴京，故此信最早写于1950年9月；再据《鲁楼医案》所述病情及年龄，再核以信中语气，则必不会晚于生病之1953年。加之信纸仍署“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可知为民国间印制未用完者，新印信笺必不如此，更可确证不会太晚。

这位章蕴如小姐至1953年时46岁，尚未婚，则或无后人，生平不详。但据章含之的文字载：

一九四九年我们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在这个台阶上照的，我父亲、我母亲坐在中间，我们全家，我的堂哥堂姐，我站在中间。照片里面，现在恐怕只剩下两个人了。

这张照片在其书中也曾刊出，此时章蕴如42岁，当是后排左起第二人。

综上可以确定，收信者确为最初想到的章含之，那么是否意味着此套《佚存丛书》便是章含之旧藏呢？恐怕也不是。原因也很有趣，那就是此时的章含之只有十五六岁，一直未在章士钊身边，传统文化方面的熏习几乎没有。据她自述，虽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但喜爱的是《家》《春》《秋》或《简·爱》，并“酷爱话剧”，传统文化要籍便不在其知识结构之中，遑论《佚存丛书》这样的生僻之典了。当然，这样说稍觉武断，那么就举一个例证便可了解。据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载，她那时正处逆反期，与父亲关系很荒疏：

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还记载了另一故事：

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越俎代庖”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此后她还在不同的场合讲过这个往事，可见印象之深。彼时的她已37岁，此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已经开英美文学史的课了”（参《龙门阵·我给毛主席当老师》），却不知“越俎代庖”这个成语的意思，似可证明“失学”之状。这里还可延伸一个小枝节，就是“越俎代庖”这个成语，或许对章士钊来说有特别的况味，章氏一生最为人疵议者，是从1924年底投身于段祺瑞执政府，在他任教育部总长后，提出了“整顿教育”的计划，中有“严格考查学生成绩”一条，据说北大派人到教育部抗议，中有“学生成绩之考查，系各校应有的职权，勿劳教育部之越俎代庖”之语。

如果此书非章含之所有，那答案就只有一个，它的原藏者当为章士钊。此书出版具体日期据首册扉页牌记载云“甲子仲冬上海涵芬楼影印”，知当出于1924年十一月，此时章氏亦在上海，并于十一月中旬应段祺瑞之邀北上，可能便是此时所购。然紧接着便陷入纷繁复杂的政治风波，无暇在此书上留下为后人所见的痕迹了。

当然，知此为章士钊藏书，则还可以继续畅想其他故事的可能性。前引章含之文又载，她准备为毛主席讲授英文时，章士钊“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父亲藏书较多，主席经常问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之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主席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一记载颇让我这个者收藏产生一个幻想，即毛主席也有可能曾阅此书。

考辨至此，我忽然想到，应该细看一下这封信究竟是夹在哪个页面间，或许还可挖掘一点剩余的故事，比如说可能是章含之要查某个典故。但很可惜，我当时不经意看到这个叠成数叠的小纸块，便直接取出来，而为了打开它又不弄破它，就把书合上腾出另一只手来小心翼翼地展开，结果，现在却无法把它再插回去了。这让我想起以前读到博尔赫斯一篇令人惶恐不安的小说《沙之书》，小说主人公无意中买到一本名叫《沙之书》的怪书，这是一本无限的书，打开的任何一页都只会出现一次，再次打开，永远不会看到此前的页面。或许在博尔赫斯看来，这正是人类历史的隐喻，主人公最终把这本书塞进了国立图书馆一个他故意不去记住位置的书架里，我现在好像也只能把这封信同样塞进《佚存丛书》第十六册的随便哪一页了。

讲完这部古书中的故事，我忽然有两个想法：一是呼吁藏家们都应当去翻一翻自己的藏品，也许书页间的惊喜已经等待多年了；二是如果没有惊喜，那就在自己的藏品上留下印迹，至少让我们的藏书变成有故事的古书，为后世藏家埋下惊喜的种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