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真实与艺术的执着追求

2013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在“新书架”栏目，以首条位置报道了《张伯驹传》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并特别指出，本书是张伯驹家乡人撰写的关于他的一部传记，作者以严谨态度记述张伯驹的生平，对历史资料做了重要补充。

2018年，这部书经修订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2019年、2021年多次重印。有些读者就来信，希望我谈一下本书的创作经验，其实，我只能谈一下本书的创作体会，以求教于大家，并对推动传记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尽些薄力。

这部书是怎样出版的

有学者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读者是热爱传记文学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日报特意向读者推荐了这本书。

就在人民日报刊发拙著出版消息以后，我陆续收到了一些知名学者、专家撰写的评论《张伯驹传》的文章，如知名学者，《聂紺弩刑事档案》的作者寓真先生的文章《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张伯驹》，知名史学家纪宗安女士的文章《多面张伯驹》，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孔令环的文章《豪华落尽见真情》等。一篇篇文章充满了作者对张伯驹先生的厚爱和对《张伯驹传》的肯定与希望。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到成功来得不易。

这本书初稿成于2011年春，我先后向三家出版社投寄，有两家出版社直接退稿。在失望之余，忽接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刘玉女士电话，她热情地说，该书文字深沉可读，叙事严谨，可惜我社刚出了一本关于张伯驹生平的书，不易短时间再推一本，拟转介到花城出版社，可否？我当即回答可以。

不久，就接到了花城出版社，我不曾谋面，但早知其名的林贤治先生的电话。他说，我们决定出版《张伯驹传》，该书颇有新意，我们认可你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写作态度和求实精神。我听了这句话已是热泪盈眶。林贤治先生是文史界知名学者，重要著作已有传记作品《人间鲁迅》，自选集《深思与反抗》，及其他作品《娜拉出走后归来》《旷代的忧伤》等多部书的出版。他的认可，使我感到天道酬勤，心血不会白费，追求必有所获。一个人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气馁、不灰心、坚持不去，必有所成，人生际遇，伯乐常有，关键是自己有没有磨炼成千里马的决心，即使成不了千里马，只要炼了，也无遗憾可言了。

我是怎样写成此书的

此书写作过程一言难尽，这部书从产生写作欲望到搜集资料，学习传记写作知识，到反复试写、文字推敲、润色修改，前前后后用了尽30年的时间。

1986年，我承担了《河南省志》人物传张伯驹简介的撰写任务，进京调访张伯驹的生平资料，走访了张伯驹生前所在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他的家人，张伯驹的艺术成就及其命运、人品都使我惊叹和感慨。因而产生了为其作传的欲望，

此后，我便注意张伯驹资料的搜寻和传记文学知识的学习。每进新华书店，见到此类书籍能买则买，不能买便抄。一次在郑州书店，看到黄永玉一篇写张伯驹的文章收录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我就席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口气抄完了这篇文章。多年下来，所获颇丰。

最后奠定我写作《张伯驹传》厚实资料基础的机遇是2007年。项城市政协决定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派我广泛深入搜集资料。因此，我得以四上北京，并多次去天津、南京、石家庄等地和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特别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大力支持张伯驹传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使我得以深入了解了传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经历，更有勇气去否定或纠正张伯驹述说中的误传，还原史实的真实。

2009年，我进入了传记的写作阶段，至初稿完成整整两年。白天，我要到单位上班，只能星期天和晚上铺开稿纸构思传记。和学术论文差别很大的文学体裁，常常使我的思路和文笔难以自如地完成转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我写作时不是小孩子捣乱，就是我影响家人，于是我干脆钻到较为清静的地下室，搞起了“地下工作”。这里没有食品、没有床，正好可以“废寝忘食”。但地下室也不是冬暖夏凉的安乐窝。夏天蚊子咬脚，我就穿上胶鞋；冬天太冷，我就小大衣外套大大衣，坚持不辍。更是常有这样的时候，吃饭时，忽然放下筷子，翻开笔记写上一阵，或半夜三更披衣而起，再写上一阵，甚至在汽车上、火车上，还时不时掏出小本本写上几句，在别人看来，一副走火入魔，不可理解的模样。我也自知，已进入到写作的痴迷状态。

一位古人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无痴不可与交。意思是有癖有痴之人才有真性情，真执着，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看来我也有了癖，也有了痴，只是也有了别人怪异的冷眼和嘲讽。但我无悔，任别人说去，自走我的路。几年前，我曾为退休写过一首诗：

面壁求知三十年，韶华渐逝鬓毛斑。

人文史实存心底，先烈精神蕴笔端。

考证难逢春雨暖，著书惯伴夜风寒。

有缘明月常邀我，一片痴情可对天。

这首诗对我写作《张伯驹传》的过程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我是怎样追求传记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

我的职业是地方党史研究，秉笔直书和实事求是是职业习惯，也是我崇奉的准则。我的坚守就是：真实是传记之本，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而我所看到的一些记述张伯驹生平的书籍与文章，大都是事实与传说与合理编撰杂糅在一起，如关于张伯驹受聘文史馆员一事，以前已形成的流行说法，即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意外发现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代周恩来办理的。这其实只是一个因时间巧合的传说，而真实情况是章士钊先生的帮助和周总理的批示，其过程是很曲折的。因此我认为，在传记写作中，还是还历史的实况为好，否则，严酷的现实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了。

除了史实的失真以外，在张伯驹生平的一些述说中，其真实形象和精神世界也被误写了，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把张伯驹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民国公子”“京城玩主”，或大藏家，以其风流倜傥的生活和传奇的收藏故事为素材，加以赞美和再传奇；一是把张伯驹的形象加以“理想化和想象化”，把他写成一个模范人物，再加上一些豪言壮语，以树立一个榜样。其实，张伯驹是很有个性和主张的人，始终用同一种人品对待社会上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物。其实，我们学习的正是张伯驹所坚守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刚毅和清正及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才是写作这部传记的要义。否则，一个被戏说，并不真实的人物形象，对历史有何意义，对生命有何意义？

我常常思考，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世界。我以为，传记写作中，传记作家和传主在身份、经历、气质、兴趣、价值观等方面如果尽可能多具一致性，才能有利于形成对话和互动关系，传记作家才能理解传主，对其命运和人生选择做出准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我自不能与张伯驹先生相比，但我却愿意尽可能加深对传主的理解和体验，更多地通过历史背景、生存形境和人物关系来理解传主。

对于《张伯驹传》写作的艺术追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主要是处理好结构和语言。在传记结构上，《张伯驹传》有其特殊性，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或政治家，按照其生命进程并写清各个阶段的主要创作和活动即可，他是一个兼诗词、戏剧、收藏、书画多种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家，且许多艺事是在同一年代交叉进行或同时进行的，如何叙述是个难题。我对他前半生的活动采取了“花开多头，各表一枝”的写法，兼顾时间性。这种写法，可称为“横排纵写”。张伯驹的后半生，是其屡遭磨难而愈显其骨气奇高的阶段。这一阶段采取按年代顺序写清他在各个时段的生活和艺事活动，这种写法可称作“纵排横写”。这样写大体做到了脉络和层次的清楚，让读者觉得有条理。

传记文学的语言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指出：传记文学，魅力四射。这魅力也来自语言，如果语言读起来平淡无味，枯燥无味，再好的创意也难吸引读者。因而，这部书的语言我采用纯文学语言叙述，尽量做到平实、朴实、晓畅，同时，又要意味深沉，尽量意蕴丰厚，兼含哲理，能给人启发和感悟，以增加美感，净化心灵。在每章每节的结尾，我力争用卒章显意的段落和语言，突出本章本节的主题和情感，做到余味耐品。例如“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超越时代的人间真情正是中华民族所景仰的高尚人格节操的体现”。一些读者反映，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他们，常常掩卷深思。

巾短情长，不再赘述了，一部书的出版，也不意味着这部书的完美无缺。我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对此书多提批评意见，以便我再作修改加工，不断地臻于完美，并为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作者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