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社会形态之一

荣耀与耻辱

在现实里，一个为人类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作家，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不分享人类的荣耀，而是分担耻辱。

在20世纪，存在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生存的荒诞性和非理性，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荣格发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的本质已经被“物化”和“异化”。这些哲学思潮，使得我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复杂性。而我认为，正是人类的这种复杂精神，才构成了我们的小说精神。人的“物化”和“异化”的本质，在现实生活里，概括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的“荒诞性”和“非理性”在我们身边到处可见。可是由于世俗的纵容，金钱的诱惑，却使得我们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惰性。当写作不在面对现实精神世界里的焦虑和痛苦，不是面对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不是以自己的心灵来引导读者走向精神的高地，而是以“消费者”的口味来腌制文字时候，实际世俗已经吞噬了我们的灵魂。因此，这样的写作是缺少创造和发现的。因此，写作形成了一种惰性。毫无疑问，惰性的写作是对一个作家的伤害。同时，惰性的、不加思考的阅读也是对一个民族的伤害。

网络时代的小说创作

网络的出现，使人类的写作与阅读发生了一次革命。传统的写作与阅读方式被打破。由于网络，人类的阅读习惯被改变，文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的阅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这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写作。由于便捷的交流平台，使更多的人加入小说的创作中来。

在这种状况下，对真正的有价值、有品位的文学作品的筛选变得愈加困难。在越来越碎片化的网络时代，小说写作的文学性也愈加显得重要起来。我把小说视为时间的种子，一粒进入我们生命的种子。这粒种子一直都在寻找适合的土壤，并在时间的延伸里生根发芽，长出绿色的茎干，在蓝色的天空下繁荣旺盛。虽然是一门虚构艺术，可小说创作的源泉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但是，小说从来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而是创造。

如果懂得文学史，你就会发现，用来引导我们精神世界的大都来自文学家的创造。比如我们熟悉的莎士比亚、但丁或者托尔斯泰。如果一个小说家不是站在批判和自省的立场上，就很难谈得上精神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一个丧失了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人，很难独立思考很难客观地反映所处的时代，一个小说家要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来面对自己魂灵。要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创作最终要构成历史的延续，所以小说家要考虑怎样用现代精神和目光来吸取传统的精华，然后密切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在我看来，应该文学家倡导知足与自律，倡导怜悯与博爱，倡导宽恕与宽容，文学创作与人类的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在这里，深藏着人类获取幸福的泉源。

真正的小说家都渴望自己创作出来的小说能成为时间的种子，就像历史构成的迷宫一样，被风吹动的沙漠仿佛浩瀚的历史，风会不停地吹动沙漠，使沙漠构成新的形态，同时，还要有头脑的批评家参与进来，时间因此在所有我们的行为中播下种子，然后在适合的生态环境中生根、发芽、长出绿色的茎干，由于文学批评的参与，使从创作到阐释的文学活动最终构成人类精神的森林，把人类生命的悲壮深深地刻在所有经历者的记忆之中。

作为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作家，我们在文学创作上要有野心，要有引导读者、改变读者思维习惯的野心，就像20世纪出现的卡夫卡、乔伊斯、纳博科夫、博尔赫斯一样。我们小说的写作既要考虑到对母语的贡献，又不能对世俗妥协，我们的写作才可能在浩瀚的历史与繁杂的客观世界里寻找到接近人类精神真谛的可能性。

忠于艺术

在我的眼里，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他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都是一片叶子，他们有发芽变绿的日子，也都有发黄飘落的岁月，他们对我同等重要。有良知的小说家是受生命的驱使来从事创作的，他们总是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对人类精神的感悟，去把握比生活真实更深厚的精神内涵。

评论是对文本的发现

就我所知，刘宏志关于我小说创作的学术著作《墨白小说研究》写作的准备时间很长，前前后后有十几年，而真正写作用去了三年。出版之前，我对这部书的框架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放进去一些我小说的插图，是小说在文学期刊发表时的插图，作者采纳了。现在看来效果挺好，在一部理论专著里放一些小说原著的插图，能调节一下阅读者的情绪。

《墨白小说研究》这部著作我不多说，我想说些一个小说写作者对评论家劳动的理解。评论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首先需要大量的阅读，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又要跟自己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文学观念发生关系。有了感受，评论家才能产生写作的欲望。我认为评论不单单是论述作家文本所提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创造，是创造性的发现。桑塔格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反对阐释》，其实她的很多文章本身就是在阐释，也就是说她反对阐释的本意是反对那种唯一的阐释，反对简单化的阐释，反对那种将世界纳入事先预设的意识系统的概念化的阐释，她说的阐释是对文本发现，是面对文本所呈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就是说面对文本要具有“新感受力”。我自认为“新感受力”是桑塔格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说一个批评家在面对你所研究的文本时，要有新的发现，要从文本里面发现一些连小说家自己都没有发现、意识到的东西。

苏联时期有一个俄罗斯作家叫列昂尼德·茨普金，他一生酷爱文学，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却没有出版过一本著作。《巴登夏日》是这位医学博士生前创作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小说主人公去列宁格勒探访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的经历。小说的叙事是两条线交叉着往前走，一是我乘坐火车前往列宁格勒的经历与思想，另外一条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和新婚妻子到国外旅行的遭遇。茨普金为了写这部小说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描写过的很多地方拍过照，去体验。小说用当下叙事的方法和两条线往前走，把“我”“他”和“他们”在叙事里融为一体，极具时间深度。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主题也十分丰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命运的作家，却有着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人的意识，而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人却恰恰是一个犹太人。这部小说茨普金从1977年动笔，到1980年完成，然而这个时期茨普金的生活十分潦倒。小说出版后一直没有太多的声音。十几年后桑塔格在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她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了，这部著作因由桑塔格的推荐，才渐渐被世界所接受。如果是一个普通读者，而不是桑塔格具有发现的眼光，那么这部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评论是一项具有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事业，一个评论家所发出的言论、观点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影响读者对小说、诗歌的阅读，他以个人的力量，以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使文学作品在读者那里产生不同的质变。

2013年10月份在河南大学研讨《欲望》时，最后我说到了小说家和他作品的关系，小说家有权利回头看他本人所创作的小说，因为文学作品一旦发表，它就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已经和小说家本身关系不大。这就像一个人，他一旦出生，今后的生活就要靠他自己。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起码他对评论家对他所写的小说发出的声音肯定会有自己的感受。由于文学观、价值观的不同，我们无法避免有时候评论家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比如说《欲望》三部曲中的《别人的房间》，我很少看到有人来讨论方立言这个人物的生存状态。这个刑警队长的生活内容都是由别人的生活构成的，他在不停地阅读与侦破案件有关的文字、关注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这些看似和他无关的东西却构成了他的生活内容，构成了他的生命经历。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由别人的生活构成的，可许多人都在谈论方立言所看到的黄秋雨，谈论小说碎片化的结构，怎么会是碎片？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方立言的眼光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他的生存状态，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状态。方立言的这种生命状态极具普遍性，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生命哲学。当然，黄秋雨和小说的叙事结构或者别的内容不是不可以说，但评论家在谈论某一点的时候，总会遮蔽另外的一些东西，而这些又是一般读者没有能力识别的，由此，读者在读你评论的时候就会受到误导，就像王尔德所说，影响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用布鲁姆的话说就是“影响的焦虑”。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好的读者甚至比好的小说家还要稀少，我认为博尔赫斯所说的好读者就是真正的评论家。如果说不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能我们今天阅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另外一个版本。夏志清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的观念是融合了中西的治学方法，是建立在对文本的研究之上，他不是那种纯粹的关注社会学的评论家，他关注的是文学本身所承载的东西。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影响和颠覆了旧有的文学史，像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这些作家，是因为夏志清的研究著作才放射出他们应该具有的光芒。我们的时代需要像夏志清、桑塔格这样具有发现目光的批评家。特别是在当下我们所处的文学状况下，在网络的时代，这种发现的目光更加重要。评论是一项具有影响世界的事业，一个评论家所发出的言论、观点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影响读者对小说、诗歌的阅读，他以个人的力量，以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使文学作品在读者那里产生不同的质变。就像王尔德所说，影响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

一个评论家对文本的理解，对作家本人的理解到什么程度，这些会在他的文字里面体现出来。如果说宏志能到颍河边上走一走，如果能到太昊陵庙会赶赶庙会，到我的故乡那片土地上去生活一段，我想出现在《墨白小说研究》这部书里的文字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评论家不光光是对所批评文本的阐述，他的阅读要贴近自己的生命感受，就像博尔赫斯，他的阅读就是他获得灵感的一个入口。从内心来讲，我对所有的评论家所做的劳动都心怀崇敬之情，好的评论，无论是一篇短文，写一部专著，其实都不容易，都有自己价值观和人生观在里面，是发现性的创造。

自由的疆界

一个有出息的小说家，他不会去迎合读者，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怎样去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感受和思考。大众的口味只能使一个小说家变得庸俗不堪。艾特玛托夫说：“大众读物不能使人变得进步，它只能使人开心和逗乐，使人停留在原处。”一个只会写出所谓的畅销小说的作家不会给人类带来思考，只能给读者带来惰性，只能使读者变得更加庸俗。

夜幕降临，我出门去街头散步。路灯下，一个头发纷乱的青年人，正蹲在路边往一个鱼鳞袋子里一五一十地数被压扁的饲料瓶子，还有铝合金的易拉罐，等数完了，他就在路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发皱的报纸，在昏暗的路灯下吃力地看着。通过交谈，我得知六年前他的父母因车祸去世，自己就一个人从乡村里来到城市，每天依靠在街道里拾收垃圾度日，每天拾100个塑料瓶能挣十元钱。你住在哪呢？他说，走到哪住那。他是一个流浪者。那冬天呢？他放下手中的报纸看我一眼说，我有一件军大衣。仍然是没有固定的住所。他生活的状态让我想起了歌德。

1825年2月24日，歌德在同艾克曼的谈话中说，在我所说的创造力方面，世间还没有谁比拜伦更卓越。他到处感到太狭窄，由于他追求最极端的个人自由，所以他感到自己受压抑，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座监狱。所有的大艺术家和大诗人都属于中产阶级，像拜伦这样地位的人，能对谁起敬畏之心呢？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灵感代替了沉思，他必须不停地创作，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

拜伦的放荡不羁，与坐在灰黄的灯光下看报纸的流浪者，他们自由的状态能同日而语吗？一个从偏僻乡村来到城市的生活没有依靠的青年，和生活在衣食无忧贵族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绝对不同的。那么我们的写作呢？我是指不同的生活境遇、你的阅读与艺术修养，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写作的精神层面上、在人格的形成中他要克服的东西更多。

一个人忘记思考是可怕的，同样，一个民族忘记思考也是可怕的，她有的只是盲目的随从。同样，一个庸俗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生气和希望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讲，给读者带来惰性的作家是不负责任的，是愧对手中的笔的。

欲望与恐惧

欲望是一个如同海洋一样辽阔的词语。在《欲望与恐惧》里，年轻的吴西玉所想的一切都和欲望有关。如果吴西玉是2200百年前的秦嬴政呢？如果吴西玉是1800年前的曹孟德呢？如果吴西玉是700年前的朱元璋呢？如果吴西玉是80年前的蒋介石呢？如果吴西玉是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呢？如果吴西玉就是现在的你呢？

是呀，一切都与欲望有关。秦嬴政生下来不可能就是秦始皇，曹孟德生下来也不可能就是曹丞相，朱元璋生下来不能就是明太祖。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欲望史，生与死，地位和权势，金钱和女人……我们谁能逃脱了干系？

恐惧是一个寄生性的词语。恐惧因欲望不能实现而产生。

想象的能力

小说所呈现的不应该单单是一个外部世界，即生活的表象；更重要应该是内部世界，即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就素材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认识问题。我们所处的环境使我们形成了一种认识事物的习惯，我们往往对生活表面的东西非常敏感，却常常忽视事物内在的东西，这种习惯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应该从生活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认识世界。比如我们感知某件白色物体的颜色偏蓝或者偏红，那是因为光和以其周围环境色为参照的。比如我们把手放在茶瓶上，那时你映在茶瓶上的手形就会发生变化，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如果那个茶瓶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的话，那么作为人的象征的手也就失去了本有的形象，一只正常的手被圆形的环境所改变，那么这样说来你以前视为正常的形象就太单调了。那么同样是一只手在不同的环境里所呈现出来的色彩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抛开对事物以往固有的概念，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去考虑。

在一部小说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极为重要。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在这里，黑格尔讲的是艺术家在创造一件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而我要说的是在一个艺术家具有了这种能力之后，他的作品所留给读者的想象的空间，这是两个内容不同的艺术概念，一是说的是艺术家，另一个说的是这个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具有双重品质：一是作家的创造力，二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想象的空间，概括了神秘的自然与人性、梦境与幻想和潜意识，来衬托我们所描述的现实更具有真实性，具有超越现实的力量。

（作者简介？：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