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禅中走出的侠僧

《水浒传》的流传过程中，有关鲁智深形象的阐释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壹

以影响最大的两种评点——李卓吾的“容与堂本”和金圣叹的“五才子书”来看，二人的理解实有相当大的差异。

李卓吾的代表性评语是：

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

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

其着眼点是鲁智深言行中体现的特殊的佛理。而在全书的夹批中，凡遇到描写鲁智深的文字，李卓吾差不多都要批上一个“佛”字，有时意有未尽，还要加上“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南无阿弥陀佛”之类。

而金圣叹的代表性批语是：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

句句使人洒出热泪，字字使人增长义气，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非此语定写不出鲁达。……使我敬，使我骇，使我哭，使我思。写得便与剑侠诸传相似。

其着眼点是鲁达（注意，金氏这里不称“智深”）言行中流露的侠情。金圣叹不仅盛赞，而且感动、共鸣，批语中也流露出燃烧的义侠血性。

这两种阐释在后代均得到了认同与发挥。循前一思路的如清初邱园《虎囊弹》传奇所塑造的鲁智深形象，其中《醉打山门》一折，让鲁智深自我表白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这段《寄生草》唱词深受曹雪芹喜爱。他在《红楼梦》的“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先是浓墨重笔地写宝钗对这支曲子的激赏，然后写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并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语“解悟”，“亦填一支《寄生草》……自觉无挂碍，中心自得”。淑女薛宝钗、贵公子贾宝玉欣赏鲁智深的自白，并从中得到共鸣与启示，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深入分析却自有其道理。

循后一思路的如当代台湾学者乐衡军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所讲：

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这一种救世的怜悯，原本是缔造梁山泊的初始的动机……水浒其实已经把最珍惜的笔单独保留给鲁智深了，每当他“大踏步”而来时，就有一种大无畏的信心，人间保姆的呵护，笼罩着我们。

这显然是着眼于鲁智深的侠肝义胆。

贰

这两种阐释看似差距很大，其实各有其道理，因为在鲁智深的形象中原本就包涵着两种与之相关的因素。

在《水浒》的人物中，鲁智深形象的演变过程最为奇特。早期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称“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语不甚详，给人印象似乎与“精精儿”“空空儿”有些类比的关系。《宣和遗事》则仅有“僧人鲁智深反叛”数语而已。另外，《醉翁谈录》虽有《花和尚》的说话名目，详情却无从查考。就现有的资料看，早期的鲁智深故事中，既未发现佛理，也无侠情的踪迹。

到了元明杂剧中，鲁智深的性格出现了复杂的色调。他不仅具有“喜赏黄花峪”的雅兴，甚至还“难舍凤鸾俦”。当然，此类色调并没有被吸纳到《水浒传》之中。

至于“佛理”“禅味”的掺入，其演化原由自非一端，但最主要的却是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作者参照了禅门大德丹霞天然和尚的事迹，从而为鲁智深的形象涂上了别具意蕴的一笔。

天然的事迹主要见于《五灯会元》卷五“石头迁禅师法嗣”：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偶禅者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曰：“选佛当往何所？”禅者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祖，师以手拓幞头额。祖顾视良久，曰：“南岳石头是汝师也。”遽抵石头，还以前意投之。头曰：“著槽厂去！”师礼谢，入行者房，随次执炊役，凡三年。忽一日，石头告众曰：“来日剗佛殿前草。”至来日，大众诸童行各备锹镬剗草，独师以盆盛水，沐头于石头前，胡跪。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师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谒马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师即下地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

……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元和三年，于天津桥横卧，会留守郑公出，呵之不起。吏问其故，师徐曰：“无事僧。”留守异之，奉束素及衣两袭。

……长庆四年六月，告门人曰：“备汤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屦，垂一足未及地而化。

在《水浒传》的有关鲁智深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与之十分相似的情节，其中有的描写甚至具体文字都有某种影响痕迹在。下面按上文中序号对应顺序列举有关情节：

第六回，反复写智深在“选佛场”中念念不忘作官，道：“本师真长老着洒家投大寺讨个职事僧做，却不教俺做个都寺、监寺……”“洒家……杀也要做都寺、监寺！”

第四回，“智深回到丛林选佛场中”。

第六回，智深先到五台，后被智真长老介绍到大相国寺智清长老处；讨“官”未得，方才去管菜园。

第四回，智真为其剃度时，口念：“寸草不留，六根清净。”

第四回，智深对其他僧人无礼，长老却“只是护短”，“说道他后来证果非凡”；又，他醉后把“下首的禅和子”“劈耳朵揪住”。

第四回，智深闹禅堂，“监寺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听得，急引了三五个侍者直来廊下”。

第四回，智深打坏了山门金刚，长老道：“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得回避他。”——金圣叹就此批道：“真正善知识！胸中便有丹霞烧佛眼界。”

五十八回，“鲁智深却正好来到浮桥上，只见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过来。’鲁智深道：‘俺正要寻他……’”“虞侯……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赴斋。’”

九十九回，“鲁智深笑道：‘……洒家今已必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道人烧汤来，与鲁智深洗浴，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自迭起两只脚，左脚搭在右脚，……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

如果以上情况仅出现一二则，那不妨以偶合视之。但像列举的这样，丹霞天然事迹的主要环节几乎全在鲁智深的故事中以相似乃至相同的面目出现，便无论如何也不可漠视了。当然，这并不一定说明作者是完全自觉地以天然为原型来塑造鲁智深的形象——如果要说原型的话，智深的原型也不止一个，至少《西厢记》的“法聪/惠明”和尚可算其一。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十分熟悉丹霞天然的事迹，而且欣羡得很。所以在总揽旧有之“花和尚”材料进行再加工、再创作时，天然的这些极富个性的言行便自然流入笔下了。

鲁智深的身上带有了丹霞天然的影子，其意义绝不止于使故事更加丰富、生动，而是使人物形象以致作品的相关部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早期“花和尚”的形象不过是一个武勇、反叛的僧人，没有更多的文化内涵。而融入天然的投影后，也同时摄入了半部禅宗史所有的思想内涵。丹霞天然是禅宗由祖师禅向越祖分灯禅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自石头希迁门下，却与马祖道一有极深渊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禅宗这两大统系的特点。他的“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之说，骑僧颈、焚佛象之举，夸张地表达了主体至上、任性率真、蔑弃戒律、破除迷信的新的禅学观念。这种即心即佛、当下解脱的修养观、人生观，大受为宗法礼教所困的才士、狂生欢迎，“吾子天然”“烧佛取舍利”的事迹也就在他们之中广为传颂，并成为“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的催化剂。当小说中的鲁智深作出类似丹霞天然的“壮举”时，这些读书人同样体会到任性之痛快，解脱之愉悦，有的甚至会产生禅学的联想——于是，人物形象的深层文化内涵便由此形成了。

叁

说到惠明和尚的影响，虽不如丹霞天然这样显豁，却也颇有踪迹可求。

当然，惠明的形象本身也有一个演化过程：“王西厢”的惠明是由“董西厢”的法聪而来。“董西厢”流传之时，恰是《水浒》故事酝酿、累积的时候。所以，追踪寻迹，应从法聪说起。

董解元偏爱法聪的形象，给他的“戏”相当多（与“王西厢”比，这一点尤为明显），既有挺身而出的场面，又有与孙飞虎及其部将几场大战的正面描绘。其中，三个方面可以看到鲁智深的依稀身影。

一是性格的基调。

法聪的形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武勇，二是侠烈。作品浓墨重彩渲染他的武勇过人。为表现法聪这方面的超凡绝伦，作者多次使用反衬手法。先写一员敌将，“担一柄截头古定刀，如神道”，“雄豪，举止轻骁”，看起来十分威风。可是与法聪交手，不过“三合以上”，便是“气力难迭”，“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而法聪“叫声如雷炸”，“只喝一声，那里唬煞”。然后写孙飞虎，不仅是“担一柄簸箕来大开山斧”，“雄烈超古今，力敌万夫”，而且诡计多端，惯于暗箭伤人。可这一切在法聪面前全不堪一击，法聪“铁鞭举大蟒腾空，钢箭折流星落地”，“禁持得飞虎心胆破”。于是，作者作一总评道：

粗豪和尚，单身鏖战，勇如九里山混垓西楚王；独自征战，猛似毛驼冈刺良美髯公。

至于侠烈的一面，作者则主要通过法聪的心理活动来表现：

大丈夫之志决矣！既遇今之乱，安忍坐视？非仁者之用心也。

而当他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时，僧众齐呼：“愿从和尚决死！”这也直接衬托出法聪之侠烈品性。

熟悉《水浒传》的读者都知道，鲁智深的性格基调也正是侠烈与武勇。

二是故事的骨架。

“董西厢”中有关法聪的情节主要是：一个强徒率众来抢民女为妻；法聪和尚挺身而出；法聪主张“我若敷陈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奋武作威”；法聪与强徒大打出手，并战而胜之。

巧得很，在《水浒传》有关鲁智深的故事中，几乎可以一一找到类似的情节。最明显的如桃花庄：周通率众来抢民女为妻；智深和尚挺身而出；鲁智深提出由他先向强徒“说因缘”来敷陈利害，促使其回心转意；鲁智深与周通大打出手，并战而胜之。再如“拳打镇关西”，其主要情节也是强占民女——挺身而出——战而胜之。

显然，如果把这些全视为巧合或互不相干的“套子”，是忽略了宋元之际《西厢记》的广泛影响，是难以服人的。

三是文字的细节。

大家知道，鲁智深的随身武器是镔铁禅杖与戒刀，而法聪的武器也同样是铁棒与戒刀。如果说这可能是行脚僧的通常“装备”，那么进一步的相似处就难以轻轻放过了。《水浒传》在写到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以相当细致的笔墨描绘了他到镇上打造随身武器的情状。其中写鲁智深要打造重达百斤的铁杖，工匠认为太重；鲁让步为八十一斤，工匠仍不同意；而最后工匠提出六十二斤，鲁智深便欣然同意了。这一段从情理分析颇有莫名其妙之处，特别是这六十二斤的依据是什么，工匠并未加任何解释，而鲁智深竟痛快答应了。如果我们对照“董西厢”，这原因可就随手拈出了。因为“董西厢”特意写法聪吓敌将道：“待不回去只消我这六十斤铁棒苦。”

更为有趣的是，“董西厢”中竟也出现了名唤“智深”的人物。此人虽非重要人物，但与法聪同寺修行，同堂议事，文中称为“执（职？）事僧智深”。而《水浒传》写鲁智深到大相国寺，对清长老道：“本师真长老着洒家投大刹讨个职事僧作。”两个“智深”皆称“职事僧”，其间有无瓜葛，亦不应漠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