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学术研究导师

在舒芜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前，友人祝晓风来电话说希望我写点东西，以示纪念。于是从旧书信中，翻检出一批舒芜先生的书信，当时总共有24封。近日翻阅一些从日本带回的资料，里面竟然又发现了舒芜先生的3封信，这样加起来一共是27封了。细细想来仿佛舒芜先生并没有离开，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以前，我每有研究文章发表，总是想事先听听他的意见才能安心。现在他走了，我感到无尽的遗憾。我只能将这些书信发表出来纪念他，并表示对先生指导我学术研究的感谢和怀念。

关于通信的经纬

总共现在我这里珍藏的应该是29封信，可惜的是其中有两封信只有信封，没有信件的内容了，所以只剩下这27封，那两封遗失的信件估计一定是当时有用，写完文章后分别夹在什么书里面，现在找起来非常困难，想来十足可惜。

与舒芜先生相识是30多年前的事情，我上世纪80年代就曾拜读过他不少学术研究的文章，大气磅礴、有理有据、才华横溢、实事求是，令我钦佩至极。尤其是他为《周作人散文选》写过一篇序言，因为论述全面、洋洋洒洒，后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专门印书成册，名为《周作人概观》。这是国内周作人研究方面非常早的一本书，一时间影响巨大。

真正见到舒芜先生是在1986年底，那时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一次“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舒芜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这篇发言证据确凿，条理分明，资料翔实，娓娓道来，令参会者大开眼界，震撼之中非常佩服。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鲁迅研究动态》上。可以说初次见面，舒芜先生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年半以后，我应约去日本讲学，一走就是五年半。在日期间，当然也非常注意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时常读到舒芜先生的文章，每次都是看得非常认真，见字如面，就连一些小的细节也绝不放过。我认为他是国内第一流的文学研究专家。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舒芜先生说过，研究周作人要做到起周作人于地下，让他对于我们的评论无话可说。叹服之余我对此念念不忘。所以在日本讲学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他，想到他的研究。日本各大学发展不平衡，有些资料不如国内丰富，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想起写信向他请教。一次讲知堂的旧体诗，其中有两句不明出处，一句是收在《老虎桥杂诗补遗》中《骑驴》的“仓卒骑驴出北平”；另外，则是知堂从浦口渡江至南京下关途中，写的两首渡江诗中的一句：“卖却黄牛入若耶”，于是就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求教。不久就收到了先生非常耐心圆满的回答，既解决了我上课的急需，又使得个人受益匪浅。就这样我们建立了通信联系，那是1990年1月7日，这就是舒芜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的由来。

1992年我写了一篇长文章，题为《周作人与〈古今〉杂志》，发表于我所在日本的大学刊物上，同时还被“日本全国论文保存学会”收录保存。我将此文寄给舒芜先生，想征求他的意见和指导。很快就得到了回信，他对文章本身提出了一些看法，同时还询问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汉奸、强调民族感情的论文在日本发表，会不会有“特殊的反映”，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94年4月回国以后，我给舒芜先生写了一封信，同时寄上自己认为还算拿得出手的两篇论文，即《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与《周作人四九年以后散文论》，请求他指教。那个时代的老先生一般是有信必复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风和传统美德。

自2000年以后，与舒芜先生的通信联系，都是与时俱进地利用电子邮件了。这27封信是一个标志，在所有的书信中只有第24封是打印后寄来的。此后我和舒芜先生都是通过电子信箱联系。非常可惜由于数次更换电脑，加之自己的电脑水平太差，许多重要的电子文件都丢失了，后来与舒芜先生的所有往来通信均在其中。

忽而想起来一件趣事，舒芜先生曾经通过电子邮件，介绍过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博士生徐敏，其文风刚健、语言沉重、问题尖锐，我从开始一直以为她是一位男士，直到后来才知道是女生。记得把我写给她的邮件摘录了一些，凑成了一篇语录体的文章，叫作《周作人研究谈片》，后来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

可见当时如果将舒芜先生的信件打印留下来就好了，时过境迁再去寻找真是难上加难。所以在作为科盲和保守派的我看来，还是手写的书信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久一些。我曾经说过，手写的文字是有温度的，此言自认为不虚。丢失了舒芜先生的电子邮件，对我来说是最痛惜的一件事，现在想来真是遗憾终身、追悔莫及。

关于书信的内容

与舒芜先生的书信来往，大多是谈周作人和周作人研究有关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舒芜先生指导了我的周作人研究。

首先，是对于周作人研究的方向性指导。

一是除了答疑解惑之外，他一开始就注意到知堂的日本文学造诣，认为应该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而且这是一个大题目，他说：

知堂日本文学一文，很扎实，惟觉得此事应与其泛论评介日本文学合谈，他这些文中，凡所引日本文学，皆他所译，例如永井荷风的《江户艺术论》中的那一大段，他甚是珍爱，再三引用之中，颇有不断改进译文之处，皆可视为他的“选择示例”也。知堂与日本文学之关系，是一大题目，还值得更全面地考虑。（第3封信）

后来根据他的意见，我又写了一篇《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

再就是周作人的女性观研究，他始终认为这也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方面，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在书信中他写道：

知堂的妇女论，博大精深，值得大家来研究。您的研究中有研究这个问题的，极好极好，有水平较高的，可以有发展的么？（第24封信）

同时，他赞扬了我的南开大学同事乔以钢教授，认为她的女性文学研究非常有功力，他写道：

只觉得文章很好，给我很多启发，我一向留心女性命运，女性诗文，女性心理以及妇女观这些问题，这大约与二周影响有关，一看乔文不凡，便写文介绍，在《读书》上发表。

提及乔以钢他还说：

我们一直都常有联系，她的确是长于思辨，长于研讨，程千帆先生对她的评价也很高。她的著作《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我也在《读书》是发表过读后评介。（第14封信）

他的这些指教对我十分受用，除了读知堂、读蔼理斯、读舒芜以外，对于乔以钢的研究成果，我也都是非常认真拜读的，按照舒芜先生的文章指导，除了读文章以外，我还读这些人读过的书、引用过的书，也为此买了不少书，从中也是深受启发获益良多。特别是在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成果就是写出了《鲁迅与周作人女性观之比较》。后来读了舒芜先生的《哀妇人》一书，觉得真是写得好，特别是他对于白居易的分析，至今令我念念不忘。

其次，是对于我研究论文中具体细节的严谨和纠偏。

舒芜先生对于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一点也不敷衍。对于褒奖和肯定的部分这里自不必说，我只想列举的是问题部分。

比如周作人在文章中批评古人可以写长篇八股而不会写家书，以印证书呆子最愚蠢。但是他举例说此翰林是“太史公”，于是乎我立即想到了司马迁，这是约定俗成的固定印象。舒芜先生说不对，这是硬伤，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此“太史公”指明代或清代某一位翰林，非指司马迁。太史，古代官名，职掌修史。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皆曾任此官，故司马迁称其父曰“太史公”，亦以自称，后人又以为司马迁之尊称代称。明清官职无太史，修史属于翰林院，故社会上对于一切翰林，皆尊称为“太史公”。五四时期。林纾写信给蔡元培，骂他不该提倡新文化，信上开头有尊称之为“鹤卿先生太史足下”，意在讽刺他本是清朝翰林，不应背本起新。此等处之“太史公”，与司马迁毫无关系。某翰林（太史公）能写入股大卷，正是明清科举之事，遥遥数代的司马迁，那时安得有八股大卷哉？（第3封信）

此后，他还在下一封信中又举了一个例子，说：

关于太史公，记《笑林广记》（？）中有一则笑话云：有童子方读《史记》，里中某翰林过而问曰：“何所读？”对曰：“太史公。”翰林曰：“哪一科的？”童子不知所对。翰林取书观之，摇首曰：“文章亦不见佳”，掷书而去。此记某翰林竟不知《史记》，不知太史公司马迁，只知习称翰林曰“太史公”，以为是某一翰林所作，故问曰“哪一科的”也。此虽笑话，亦可见清代社会上称翰林曰“太史公”之流行矣。（第4封信）

这是舒芜先生又一次提醒我，关于“太史公”不能专指司马迁一个人的例证。经他这样娓娓道来，有理有据一说，我就立刻明白了，马上从定式的思维中醒来。这就是清醒的读书人的家学渊源。令人钦佩不已。

他从我写的《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选·序言》中，发现对军阀徐树铮的结局论述模糊，于是在信中指出：

尊著《海涵百川前言》 很精当，甚佩。惟文中言“军阀徐树铮被暗杀”，我记得徐是被冯玉祥公开捉住处死的（以报冯之舅父陆建章被杀于徐之仇），并非“暗杀”。请再查一查，如何？（第24封信）

我是看了一些资料，说徐树铮是在睡梦中被杀，详细的传记并没有看过，后来找到资料核对才知道：“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时，徐的卫士在他身后开枪了。”原来陆建章是被徐树铮暗杀的；而徐树铮则是“冯玉祥命人截下执政专使专列，把穿着睡衣、还在睡梦中的徐树铮抓下来，呯呯两枪打死。徐树铮的尸体被随意丢弃，就盖了个破草席”。还有资料说徐树铮的专列到廊坊时，徐已睡下，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把徐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一行被押送到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徐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董尧《北洋怪杰徐树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可见，舒芜先生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细节是多么清楚，对待文字又是何等的严谨。

对于民国人物的姓氏与字的称谓问题，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承，也是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记录。他对此非常讲究且要求严格，告诉我首先要懂得，其次是行文中前后要一致，不然的话现在的读者就会弄不清看不懂。他说：

过去称呼别人，习惯上都称字，而不称名，疏如《三国演义》上张辽、关羽两将对阵，仍互称“云长”“文远”，亲如鲁迅称周作人，包括失和以后，总是称“启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一律称名。于是，《年谱》中就有了一个问题：如P608，13日中：“中午，往弘通观赴许介君之招宴。”下文又引许宝骙的回忆：“…… 我为此曾于四一年初的一天在家大宴宾客，……”是一件事。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恐怕多不知周作人于许宝骙称其字曰介君，或者会怀疑为同一天内两个姓许的请的两次宴会了。其他类似情况还不少。如果统一称名，日记中有些称其字的，其名或未必可考，也有些关系一般的也简单地直称其名，一一弄清，也非易事。想不出究竟如何是好。请您考虑。（第27封信）

这些扎实的基本功，是文人的基本常识，总体来说在他那里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后来的学人则非同小可，后来我对此十分注意，且获益良多。

再次，是他非常关心研究信息和形势。

这方面在后来的通信中涉及很多，容我简单道来。

他向我推荐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绪源兄的《解读周作人》一书，认为“甚有见地”；对于孙郁兄当时的新书《鲁迅与周作人》，他也是非常重视，他说：“孙郁《鲁迅与周作人》研讨会那天太热，未能参加，失去晤谈的机会，很是遗憾。”后来我写了一篇对该书的评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舒芜先生看了以后回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