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蕴含与价值

明末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这话即便在今天也足可引起很多人的认同乃至共鸣，原因就在于“深情”和“真气”乃是人间珍奇之物。能将此二者纳入其中，任意挥洒，成为癖好，乃是人间上等好事。

历史上以时代而论，癖好多得难以计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则非魏晋莫属。如果从张岱的视角逻辑来看，这些癖好当中理应蕴含着深情和真气——果真如此吗？

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原因就是：包括以上所有这些癖好在内的魏晋风度整体，那些由众多名士各种生活行为组合而成的被称为“魏晋风度”的东西，本身也已经成为后代许许多多文人雅士十分钟爱和向往的一种癖好，或者叫作“《世说》癖”（一部囊括魏晋风度的“名士教科书”），或者叫作“魏晋风流癖”。

那么，“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的深层蕴含了哪些奥秘？它何以能够在历代文人心里占有如此沉重的分量？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具有何等价值，占有何等地位呢？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五彩缤纷的多种颜色和风格。魏晋风度是其中风格独特的精彩亮点。它不仅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独领风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现实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魏晋风度”概观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名士风度”，指魏晋时期以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在玄学思潮引领下，以生活言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深刻文化蕴含和独特别致趣味的气质风采。它的核心理念是“道优于器”。它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走向，还是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念构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从古到今，人们之所以对魏晋风度钟爱有加，有它内在的、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各个时期人们不同处境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向往之处。

中国古代的主流人格理想模式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可以说是儒家式理想的人生模式。达也好，穷也好，实际上说的是两种状态。但是作为儒家人格理想来说，主流方面还是强调要为社会服务，要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绝大多数的古代士人们所持有的一个共同的主流理想。但是，为什么还提到了一个“穷”？从思想的角度来说，除了儒家的主流思想之外，我们中国为什么还存在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其他思想？我想主要是因为儒家这条路是古代人们设计的最理想的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地在这条路上走得通、走到底的。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要通过社会考察，或者科举考试一步一步地爬到人生顶端，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所以在不能人人实现终极人生理想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其他思想来进行调节、平衡。而道家思想、道教思想，包括佛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平衡的作用。

李泽厚先生把我们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总结成两个方面，他说叫儒道互补，其实是儒释道这三者互补的。怎么互补？就是儒家强调入世精神，我们要为社会去服务、贡献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某种情况下，不适意、不得志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来调节自己心态的方式，或者说一种人格模式，这就是道家思想或者佛教思想。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人生的另外一种模式——自己安顿自己的模式，产生了。它既不完全为儒家的理想走到底，也不按照道家佛教的思想走到底。魏晋风度要把它们都融合起来，让各种思想最大效能地为我们的社会，也包括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去打造、去营建、去形成一种我们面对社会时正确的心态和观念。

“魏晋风度”的内涵与表现

魏晋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它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魏晋风度的文化涵盖面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学、宗教、语言、社会、风俗等。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这本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书里，几乎可以了解到所有关于魏晋时期各个方面的文化背景故事，具体感受到魏晋风度的形象写照。

在多年教学和科研经历的基础上，我把对于魏晋风度为代表的魏晋文化做了一个综合的归纳和总结，把魏晋文化的总体精神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

第二，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和樊笼。

第三，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世统控驭。

第四，可以说是前三点的一个整合和归纳，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

魏晋风度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行为层面、精神层面。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是指从社会风气和社会氛围中体现折射出的魏晋名士风采。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魏晋门阀士族阶层的崛起及其相关的门阀观念在名士群体生活中的表现；二是名士在人物品藻风气中所展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有两件令人瞩目的大事，一是所谓“盛唐之音”，二是所谓“文学的自觉”。一般来说，人们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分开来看的。但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轨迹上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魏晋时期以世族文人的社会地位独立为基础的文学自觉，盛唐时期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化繁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文学自觉的前提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其主要内涵就是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在经济政治力量发达的基础上文人的人格地位的充分提高。世族文人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了以所谓“门阀政治”为特征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强大，才造成了魏晋时期世族文人的群体人格的独立；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正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才是“盛唐之音”的源头之水。

关于门阀士族，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定位，主流声音是批评和否定，理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社会方面来说，门阀士族操纵了社会人才选拔的渠道，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人才发展独霸现象；从个体角度来看，处于上升时期的某些门阀贵族奢侈堕落的生活方式给人们留下非常不好的负面印象。但从历史的情况看，门阀士族在其历史发展中还是有过很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贡献。西晋灭亡之后，皇权已经奄奄一息，东晋王朝完全在以王导为代表的门阀士族阶层支持下，才建立和巩固了东晋王朝。另外，正是门阀士族的努力，中国历史上人们的关注焦点才第一次从社会和国家，进入到关注和肯定个人价值和意趣的层面。

人物品藻，就是对人物的德行、才能、风采等诸方面的评价和议论。它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同战国时期诸侯养士引起游说之风，明清科举制度引起八股之热，统治者的选拔与用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了广大士人的行为选择。汉魏六朝时期的荐举入仕的方式是当时人物品藻风气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又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用人方式下不同的人才价值标准；不同的价值标准，又对希望入选或希冀名声的士人言行，产生不同的刺激作用。反过来说，通过士人的言行，来考察当时的人物品藻风气，会得到更为真切而生动的感受，观察到一幅活灵活现的历史画卷。人物品藻活动的重要历史价值在于，它由最初社会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转变为对于人物、自然、山水，艺术进行审美评价鉴赏的整体观照，对中国文学艺术评价和鉴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宗白华先生所讲：“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由人格美的评赏。”

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是指具体到名士个人的种种生活和行为方式，如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活动等。其中最能体现出魏晋风度特征的几个方面分别是：饮酒活动、服药活动，服饰行为，休闲娱乐活动等。

饮酒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有关魏晋名士饮酒的评价和看法却往往截然相反。道学家认为魏晋名士饮酒不仅耽误了国家大事，而且那种酒气熏天的样子也实在不成体统。鲁迅和王瑶先生却对魏晋名士的饮酒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相反看法。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对于魏晋名士饮酒行为的认识，也许不必在是非问题上强分轩轾，而是从认识的方面了解其形态面貌，尤其是其饮酒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演变轨迹。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的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却不断强化。具体来说，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饮酒从祭祀天神宗教性目的，变而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饮酒从周代礼制统治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饮酒从养生的初衷，变而为文人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饮酒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名士回避政治的有效借口。这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士人阶层风靡一种叫作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的药物。可说来奇怪，这种药物很难说它对哪种病有什么特殊疗效。可是大家却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效法和实践。到了魏晋时期，这股风潮更是达到了顶点。一时间，人们把服药看成是门阀世族的时髦外在特征。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药，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情有独钟呢？

作为士族神仙道教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服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魏晋时期神仙观念较之前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们把求仙和成仙的着眼点，从遥远和缥缈的上天和海外神山，转入到自己生存的环境周围，转入到自己个体的精神和肉体建设上来。当时士族阶层所普遍热衷的“地仙”说，就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这样的观念转变。所谓“地仙”说的核心，就是想方设法以求长生，以迎合门阀士族享尽现时荣华富贵的需要。尽管先秦以来各种求仙之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成仙法术的内容和需求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寄托。就服药一项而言，秦汉时期一些帝王服用的主要是丹药，其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身体的不死上面寄托长久统治的希望；汉末以来下层民众中主要盛行的是服符和乞灵巫祝之道，而且这些东西往往被用来作为组织串联并聚众起事的工具；而魏晋时期士族文人中主要服用的是石药，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逍遥和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部分，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衣食住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变化，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他们精神追求的物化表现。所以，通过衣食住行，我们往往可以清晰地把握一个时代的潮流走向和精神脉搏。

士族文人是魏晋六朝这一时代舞台的主角。士族文人的衣食住行，便是魏晋时代潮流和精神脉搏的折射镜。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广泛反映了士族文人的各个生活侧面，他们不可须臾离开的衣食住行。其中主要包括能够集中体现士族文人精神变迁的服饰、饮酒和娱乐活动三个方面。

服饰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是：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尊崇礼制的色彩不断淡化，而反礼教的叛逆色彩不断增强，此其一；其二，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不断淡化，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最能体现这些潮流变化的是服饰方面的“服妖”行为、宽衣大袖、木屐、裸坦行为，以及麈尾和如意等饰物。

一群衣食无忧的贵族，一群精神追求胜过一切的文化人，所能激发的多半是艺术的热情，所能创造的，也多半是灿烂的文化业绩。在文人的群体独立完成以后，他们便醉心徜徉于形而上的世界中，以其神超形越的智慧，绘出一幅幅洛神之图，写出一篇篇兰亭之序。中国文化因此而灿烂，中国艺术因此而骄傲。

魏晋文学艺术极富特色。它不仅是对先秦两汉文学艺术的继承和总结，其由“人的自觉”带来的“文的自觉”，更是为这个时期的文艺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孕育了盛唐的文学艺术高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可能详尽而充分地了解魏晋文人生活行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但通过现存的部分材料，仍可以在部分文人的生活行为中，窥见这个时代文学艺术转换的契机和状态，以具象的内容，去感受和把握宏阔的历史文化氛围。其中比较重要的文人聚会活动有：建安文人邺宫西园之会，西晋名士金谷之会，东晋名士兰亭之会等名士雅集活动，通过这些集会活动，魏晋文人的两种审美意识，以及他们在诗歌、散文、绘画、书法、音乐等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活动形态得到深入表现和传达，从中能够窥视魏晋名士文学艺术活动所展示的魏晋审美意识和文化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