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应成为老者”

著名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学者严耕望先生（1916-1996）说过：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不少年轻时做出卓越成就的科学家，还有很早就声名远播的文学家，却基本上没有被广受推崇的年轻史学家。理由是史学涉及范围太广，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处在中间的人事，林林总总、方方面面，非有长时间知识积累的“博通”与“专精”，否则不太可能写出能够受到广泛认可和留传后世的伟大著述。严先生的主旨在于鼓励“厚积薄发”，认为史学家除须经过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专业训练之外，还需要保持身心健康。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要想取得较大成就，史学家总得在50岁以后，至少近50岁，最好能活到70、80岁。”（《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104-105）

严先生这番话出自上世纪70年代面对香港有志于史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之“治史经验谈”，主要内容是关于生活、治学及修养等若干问题的个人感受，虽直白浅显、平易近人，可在学理上却有相当的随意性。如他举例说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身体不健康的人很难乐观），自不胜负荷其志愿”。我们倘若回到那个特定的年代，考虑到陈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这就显得有点强人所难。再就他认为矢志于史学之人，应尽可能注意健康，修身养性，让自己活得更久，在一般意义上当然是至理名言；然细究起来这对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诸学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毕竟，不论哪个学科的学者，健康长寿都至关重要。

现代历史学科奠基人的兰克也说过，“历史学家应成为老者”；不过，稍微有点不同的是，兰克从史家的阅历、体验及旨趣出发，让我们在思想史层面上有更多的阐释和讨论空间。那是在1877年，82岁的兰克在日记中所写，称大多数人认为音乐家和数学家应在其年轻时候就能脱颖而出，然历史学家则应该是年纪大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一个不可计量的广阔领域，“而且也因为对历史过程的见解需要长时间生活的磨砺，特别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下才能磨炼出来”。（罗格·文斯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P351）

如果对此进行学理上的追溯，兰克的这个说法很可能受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影响。毕竟，兰克在《口述自传》中声称自己年轻时就已是歌德狂热的崇拜者，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路德神学，志向是将古希腊思想家的著述译成德文，最喜欢的作家有修昔底德、李维、哈利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以及差不多同时期的歌德、尼布尔、康德、费希特、谢林和施莱格尔等人。按照一位著名德国史学研究者的话说：后来转向历史学的兰克，终生著述多少还是“有点歌德式的精神，并在以下的文字表达出这种精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正兴趣是要让自己具有我们本不具有的东西’”。（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53）

大致说来，歌德关于“老者”的讲述，出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之“高拱顶、狭隘的哥特式书斋”的那场。魔鬼梅菲斯特与从“走廊上冲过来”的年轻学士相遇，听其抱怨说当年做大学生时过于信赖长胡子的老头，对那些没有意义的废话信以为真，现在终于明白“老年是一场发冷的热症，在古怪的烦恼中战栗不休”。年轻学士豪情满怀地宣称：青年人最高贵的天职，是创造出本不存在的世界，且高歌“白昼在我的道路上容光焕发，地球迎着我发绿又开花。繁星在那个初夜，按照我的暗示大放光彩”。化身于浮士德的梅菲斯特则回应道：“我可不计较你们这些孩子；想想看：魔鬼可是老年人；你们要懂得他，也得变老才行。”（《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P243）

我们知道此书写于1825至1831年，即歌德78岁至82岁期间。由于前不久拿破仑大军入侵时他保持了沉默，不赞成那些试图通过煽动抗击法国、法兰西文化，以鼓吹德意志种族优越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因而受到了年轻一代的唾弃和贬斥。然而，歌德私下辩解说自己虽高度尊重每位德国人，但看到德意志作为一个国家的蛮横、愚昧和卑陋，内心充满了痛苦。他期望努力提升德意志的科学和艺术，使之受到各国人民出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戴。至于那位年轻学士姓甚名谁，歌德只是说：“它是青年人所特有的狂妄自大的化身，其触目表现在反拿破仑战争后几年很容易见到。甚至我们每人年轻时都会相信，世界原来从他开始，一切原来为他而存在。” （《浮士德》）

当时说过与那位年轻学士关于“一个人过了30岁，无异于行尸走肉，及时自杀，才是上策”同样话的，是以一系列慷慨激昂的讲演和文章，成功催生出德国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费希特。他提出民族复兴的主张，包括强力驱逐犹太人，称波兰人是未开化蛮族，认为唯有德意志人方能拯救人类文明。他被大学生们热捧的那段话说：“如果人们活过了30岁，我们为了他们的名誉，为了世界的利益，会唯愿他们死去，因为他们再活下去，只会不断损害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浮士德》）然而，费希特当年正是通过康德的帮助，顺利出版了首部哲学著作；后又通过歌德的举荐，幸运地担任了耶拿大学哲学教授，结果却是他与这两人割席分立、侧目而视。

与史家关系密切的学术理念，是康德于1784年撰写的《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看普遍历史的观念》一文。不同于此前奥古斯丁将历史视为人类救赎的过程，一切历史演化均视为上帝安排；康德在历史领域内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推崇属人的理性和自由，将世界作为相亲相爱的一个整体来探讨。然而，费希特随后发表一系列批判性的文章，摒弃康德关于“世界主义”和“普遍历史”的原则，强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应努力实现激进民族主义的理念和目标。就此伯林在《自由主义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一书中，专章讨论了费希特关于民族极端自由的思想，称其一味鼓吹对外抗争，最终将导致“专制”“封闭”和野蛮血腥的“征服”。

回到兰克所说“历史学家应成为老者”的那个历史现场，激进民族主义史家其时已经跃居德国史学的主流。曾是兰克爱徒的西贝尔撰写的《威廉一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称颂了德国的统一大业，宣称史学应“对宗教、政治和国族等惊天动地的重大问题采取特殊的立场”。另一位更受时代青睐的特雷奇克在课堂上的讲演及后来出版的《19世纪德国史》，极力鼓吹“勇敢的民族扩张，懦弱的民族衰亡”，主张德国攫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也被汉娜·阿伦特称之为“民族主义中最危险的概念”。

与之不同，兰克对激进民族主义没有多少热情，不热衷鼓吹普鲁士强势兼并德意志各邦的武力崛起。他于1847、1848年出版的《勃兰登堡家族回忆录》《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鲁士历史》，只是将普鲁士视为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且未放置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自然引发了众多言辞激烈的批评。如西贝尔于1856年虽由兰克推荐到慕尼黑大学任教，在政治立场上却对老师颇为反感，认为其徒有“失去灵魂的虚名而已”。再如特雷奇克于1872年读到兰克关于德意志史的新著时，在给朋友的信中禁不住怒斥道：“此人应生活在英国或意大利，在那里其伟大是可以得到毫无保留的赞赏。”

著名的兰克研究家罗斯教授指出：兰克与歌德一样，是位真正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于纷至沓来的批评和压力并不在意。自1871年退休之后，他开始致力于康德所说“普遍史”写作，第一卷于1880年出版，以后逐年出版一卷，至临终之前第七卷交付印刷，最后两卷则由门生根据其从前的讲稿整理而成。在这本巨著中，兰克想要传递给后人的认知是：世界史的任务是认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性，并展示出能够将之联系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境遇下的历史发展，认为“这些回眸代代相传，人类之共同记忆就此被不断唤醒，赋予我们纵横其间的勇气和信念”。（《世界史》第1册，陈笑天译，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P2—4）

在兰克的那个时代，欧洲大学的人文学科只有哲学、神学、古典学、史学，然韦伯于1917年以“学术作为志业”为题的演讲，引用歌德关于“老者”的隐喻，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已经渐次设立。韦伯问道：在当下学术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大潮中，任何成就和发现很快会被后人超越，年轻学者是否还认为这些努力有意义？再由于权力和金钱的介入，学术官僚体制变本加厉，年轻学者是否能够承受年复一年地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自己前面，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在韦伯看来，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别忘了，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61）

韦伯称“学术生活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让人不禁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与上帝的打赌。按照歌德的描述，梅菲斯特乃“永远否定的精灵”，竭力扼杀人的内在精神向上攀升的可能性，致力于将人性丑陋化、粗鄙化和阴险化。不过，歌德笔下的晚年浮士德，面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公平结局，遭逢了预示死亡的“忧愁”。这位邪恶老妇人劝他就此停步，不要对未来再抱有希望；然浮士德不为所动，继续对真、善、美的孜孜以求，被恼怒的“忧愁”吹瞎了双眼。尽管黑夜步步进逼，他的内心中却仍然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最后之坦然地接受死亡，他说：“真想看见这样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浮士德》）

掩卷沉思，斟酌再三，或可认为每位学者的内心深处都永驻着这样一个“梅菲斯特”，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们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致使这场“疯狂的赌博”只有到生命终结之日方能决定输赢。由此回看上述几位史家，即使我们用最严苛的眼光检视，也可以说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伟大胜者。先说兰克，退休之后不久处于半盲，长期卧床不起，只能依靠两位助手将之口述整理成书。在80岁的一篇日记中，他写下了老年的孤独，说“在思想世界里，孤寂甚至是有好处的：我很少被周围的琐事或日常事务所打扰”。再谈严耕望，多年潜心学术，还有陈寅恪，最恰当的概括莫过于其学生蒋天枢的说法：“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233）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