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阅读札记

《昨日的世界》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一个欧洲人，这是茨威格给自己的命名。这个命名里包含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大地的深刻情怀，包含着他对于欧洲文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而这一切，在二战爆发的烟云中绝望地终结。那些最好的时光，和平，光明，团结，兴盛，追求崇高价值，在回忆中无可挽回地成为昨日的世界。

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生于1881年的茨威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度过了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在一个中产阶层的犹太家庭长大，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对自己的成长环境总是不甚满意，因为已经赚了一些钱的犹太家族都开始怀有一个隐秘的渴望：就是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因此，茨威格的童年被大量作业和补习填满，除了德语他还要学习包括古典希腊语在内的五种语言。直到考入大学，他才发现身边同学醉心学术的并不多，演出是最热门话题，演员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刚刚跨世纪的欧洲，迎来狂飙的十年，文娱是盛世的醇酒，行人在帝国的街头讨论歌剧，证券所墙上挂着著名演员画像，八卦如季风般永不停歇。所有人都觉得日子过得轻快。茨威格和同学们，抄着席勒的诗，看着尼采的书，溜出学校看无尽的艺术展，或者跨系观摩人体解剖。他们最喜欢去多瑙河边的咖啡馆，那里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刊。窗外河水的波光，就像时代洒落的黄金碎片。

20世纪头十年的欧洲，书籍的出版数量翻了十倍，柏林的面积一年比一年大，到处都在建博物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新的奇迹。全体欧洲，好像登上了一列驶向光明和进步的列车，人人喜笑颜开、志得意满，对未来的前景笃信不疑。房产、古董、艺术品都在升值，似乎只要办企业就能发财。繁荣的经济，推动自由和开明，游泳池抽掉了隔离男女的挡板，女孩抛弃了遮面的面纱，青年男子不再蓄须，颓废浪费时光成为时尚。年轻的公务员开始跨国旅行，东方快车昼夜不舍穿行于欧亚大陆。瑞士圣女峰峰顶，欧洲各地来客络绎不绝。人们从雪山高处飞驰滑下，耳边只有畅快的风。除了经济，科技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底气。电影、广播、留声机吞噬着时间；汽车、自行车、有轨电车压缩着空间，而欧洲各大学，即将迎来大师井喷的年代。

1909年夏夜，法国工程师驾驶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全欧洲都欢呼起来。茨威格也在欢庆队伍中，他忽然恍惚：如果飞机可以轻易飞越国界，那么是不是国界已没必要存在？

如果他生活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他看到60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互联网上共同演奏一支乐曲，他应该对自己当时的怀疑再增加筹码吧？

虽然我们现在才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但显然当时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欧洲各国的艺术和文化呈现了多元化元素的交融，以各种形式表现着每一座城市在精神上的超民族性。生活在欧洲的人们，似乎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心中最崇高的理想，人们的情感打破了国界的约束，感受着自己的生命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远远超出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茨威格回忆他19岁那年，望见齐柏林飞艇停在比利时大教堂上空，底下是欢呼的民众，飘荡的德国飞艇如同在向千年教堂低首致意。夜晚，一个比利时朋友告知他飞艇坠毁的消息，说时眼含热泪，并未因飞艇是德国的而麻木不仁或者幸灾乐祸。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冷静和友善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富有世界主义色彩，仿佛全世界都向他们开放着，未来散发着诱人的甜香，乱世是极遥远的词汇。

多年以后，茨威格一直寻找黄金时代骤然终结的秘密。他说他找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不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他最后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战前40年和平时期蓄积的内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量势必要发泄出来。

经济的繁荣，膨胀了财富的野心，摩擦先从大企业开始。匈牙利农场主敌视塞尔维亚农场主，汉堡航运对抗南安普顿航运，德国和法国工业巨头水火不容，因为都想推销更多的大炮。企业间的角力，很快上升到国家层面，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分外强大，外交官开始互相恫吓。民众的愤怒如野火般蔓延，怒火很快越过边界。

1914年春天，茨威格和女友到巴黎旅行。他们在郊区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开场之前是世界各地新闻。新闻报道了英国的划船比赛，法国的阅兵，以及德国皇帝一次出访。前两个画面观众无人在意，德国皇帝出现在银幕时，全场响起尖利的口哨声，人们都在疯狂跺脚。嘲笑声辱骂声淹没了茨威格。当夜，他心灰意懒，辗转难眠，他发现心中的那幅黄金画卷已撕出裂痕。

几个月前，他曾拜访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满心伤感：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他在罗曼·罗兰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着的人身上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他体弱而又坚忍地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注视着那个慌乱的世界。他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份，不受任何约束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尽力。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受任何约束。从罗曼·罗兰的身上，茨威格看到，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怎样才能忠于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虽然欧洲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想主义者的警惕与热忱，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善于思想而不善决策和行动。他们相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决策，他们深信欧洲的精神力量，相信欧洲的道义力量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显示出自己的胜利。这种理想主义，也是在进步中必然会产生的乐观主义，使得他们低估和忽视了战争的危险。

因此，大多数人并没看到即将爆发的危险。年轻人在追逐明星，学者在讨论艺术，报纸版面仍在讨论经济目标。夏天时，茨威格到比利时避暑，海滩上喧闹依旧。人们似乎在回避世界被撕裂后将遭遇的险境。有报童兜售大国冲突的新闻，游客脸色阴郁地看一会，然后放下报纸继续畅游海中。然而，坏消息越来越多，直到一天，比利时街头出现士兵，士兵脚边跟着军犬，军犬拉动小车，小车上放着机枪。黄金时代忽然进入了荒诞的剧情走向，此后每一天，世界都滑向不可预测的方向。萨拉热窝的枪声最终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响起，茨威格说，“世界就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似被击得粉碎”。

不久之后，海滩变得空旷，人们涌向车站，逃向欧洲各处。茨威格赶上了通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他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祈祷，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然而，在从德国转车去奥地利时，他听到了列车门后，军刀敲地的声音。他说，他和他的时代，正在向战争驶去。

会越来越好吗

茨威格回忆一战爆发时的景象时说，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实有一些吸引人的崇高之处，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爱国主义的崇高感，让他们觉得自己都属于一个整体——要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有这样的感受就好了。他们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刻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融化到那火热的集体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火热的爱国主义让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每个平时不受尊敬的人都得到了重视。——茨威格说出了战争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其实来自人类嗜血本能所具有的更深更神秘的力量。

而他自己并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因为他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让他一夜之间突然憎恨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那个世界就像他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他的家园。他爱自己的祖国，但无法憎恨世界。因此从战争的最初一刻起，他已在内心深处决心要当一个世界的公民，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就比较困难。

茨威格对比一战和二战时说，二战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的保存，是为了一种信念而斗争，这使人变得坚强刚毅。而一战则不同，人们对于战争的真相一无所知，人们参加战争是出于一种妄想，即梦想建立一种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因此一战更像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它令人震惊，它动摇人们关于“进步”的信念，它仿佛一记闷棍，敲在所有自诩为“文明人”的后脑勺上。可以说，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冷战是二战的余波。20世纪的残酷面目，是由一战揭开面纱；“文明世界”开始崩坏，也是以一战为起点。

原先乐观、骄傲的欧洲人，很快被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惊呆了。原来的“正义”好像没那么正义了，原来的“慷慨激昂”也开始变得荒谬可笑。欧洲人第一次意识到：技术的进步不仅能改善人的生活，还能提高杀人的效率。经过黄金时代的积累和发展，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文明，而是更擅长毁灭文明了。

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在面对世界大战这样一种强大势力时，内心会充满可怕的孤立感和绝望。

而茨威格没有被那种内心的孤立和绝望彻底击倒，因为在他的身边，还有着罗曼·罗兰这样伟大的朋友。虽然他们分属不同国家，甚至彼此的祖国正在交战，但他们并没有因为世界的荒诞而让自己变得乖戾，而是比任何时候却贴得更近。在那个年代，罗曼·罗兰住在狭窄的斗室里，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做出表率，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发出使人振奋的光芒。茨威格深为所动，他的灵魂受到了净化，他深深感到，正是由于罗曼·罗兰这种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使欧洲道义和良知没有被完全摧毁，而得以保存。

当战争结束后，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许多人开始认为，一战的爆发只是个偶然事件。掌权者们只是一时丧失了理智，普罗大众也只是一时被蒙蔽了眼睛。类似的悲剧，绝不会再度发生——毕竟，一切都已经太坏了，绝不可能更坏了。他们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可以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正义和博爱的王国：一个梦寐以求的、更美好和更富人性的世界。

盐一样的历史

一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在茨威格的回忆中是“国泰民安的岁月”。他隐居萨尔茨堡，埋头写作。他的写作也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声誉。他到意大利、法国、美国、俄国等地旅行，发表演讲，结识名流。除了罗曼·罗兰，他和高尔基、弗洛伊德等人，都成了好朋友。

创作之余，他还拾起了从少年时就有的爱好——收藏名人手稿。达·芬奇、歌德、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部分手稿，都被他纳入珍藏。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就在所有欧洲人都重树信心、放松警惕的时候，希特勒崛起了。茨威格已经警觉到，他的犹太人身份正在变成一种危险。他的书被禁售，他的戏被禁演。平常往来的熟人，开始小心地保持距离，为了撇清嫌疑。

1934年2月的一天，奥地利警察闯进他的家，搜查子虚乌有的“武器”。茨威格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当天晚上，他把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决定从此在国外长期生活。

随着奥地利沦陷，茨威格失去护照，成了一名流亡者。而几天前，他还是个有身份的绅士，在各国都被奉为上宾。可现在，他坐在长凳上，等候英国官员给他颁发一本外国人居住证。

大批犹太难民涌入英国。他们早已被洗劫一空，犹如惊弓之鸟。

伦敦的旅行社挤满了居留许可到期的人——他们曾经是商人、地主、音乐家、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可现在，他们拖着自己仅剩的一点破烂，愿意漂洋过海去任何地方。茨威格遇到的一位旧相识说：“有谁今天还会问我们想去哪里？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