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文化”里的孙犁

2017年4月，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孙犁论读书》一书，其“编后记”说：

孙犁一生饱览群书，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是学者型作家。他不但喜欢读书，而且找书、买书、藏书、理书，嗜书如命。因此，他也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图书收藏家。

阅过他的《耕堂文录十种》（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和《书衣文录全编》，证明“编后记”所言不虚。他不仅读过许多古书，而且撰有大量读书随笔，学术味道甚浓，内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他的真知灼见，其思想、才情非凡，不愧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是学养深厚的学者。他藏书丰，读书多，学问博，成果硕，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前人之述备矣。现就其各类文体的著述中，从 “书文化”视角，谈谈他的成就和情怀。

藏书家的情怀

所谓的“书文化”，简言之，就是含有人文情怀的与书籍有关的诸种文化，它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书籍形态的演化、学人有倾向地购书、藏书、读书、护书、品书、著书、校书、刻书等一系列活动，孙犁在其中几个方面，做得都很杰出，堪称作家中学者化之典范。

新中国建立后，孙犁想当个藏书家，他大规模购藏图书，当时书摊遍布津门，书刊价极低廉，逛书摊是他唯一爱好，他四处访购，在《我的二十四史》一文中，他说：

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他常到这里购买古旧图书。有了稿酬之后，他购求愈加频繁：

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汗简汇编一类书籍。（《我的读书生活》）

他还到地摊上购买，在《棠阴比事》书衣上他写道：

进城后，狃于旧习，别无所好，有暇即奔跑于南市、北大关等处。逛书摊于冷巷，时有所得。

在谈及清人阮元的《定香亭笔谈》一书时，他说：“此书购自津沽。我进城后，大买旧书。”在《搜神后记》书衣上写道：早市“间有书籍，然外行人亦难以廉价得善本。此本散置地上，余以一角钱得之。”在他的藏书中，常记有某书“购于鬼市”“购于早市地摊”“购于南市摊贩”等注语。他外出亦无心游览胜景，依旧是逛书肆，选中后邮寄回津；他也通过书店所寄的目录大量函购，在《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一文附记中，他说：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书目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善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

他在《越缦堂詹詹录》书衣上记有“从南方书店函购此部”，在《竹人录》上记有“此书似从苏州邮购所得”，在《竹书纪年》《前汉纪》上记有“此等书籍从上海函购”……几年下来，平装线装，单种丛刻，大开小本，杂志画册，一应俱全，其中古旧书包括线装的占比甚大，他在《我和古书》一文中，有一大致说明，经史子集丛均有，为他日后写作、成为学者型作家，起了很大作用。他在《谈爱书》中说：

我的平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

他的藏书来源除了自购，就是文友所赠，在其《书衣文录》中，多处记有文友赠书之事，如《知堂书话（上）》记：“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刘宗武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记：“一九八八年十月，郭志刚持赠。”《智囊全集（上下册）》记：“1988年十一月，李屏锦寄赠。”学者金梅在《孙犁书话》“后记”中道：

从其藏书记、读书记、理书记、题跋、书衣文录等文字中可以看出，文史哲经、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等等，各种门类的书籍，他都广泛搜集，涉猎研读。

据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中说，终其一生，他藏有21箱书籍、一箱书画、5筐瓷器和一筐文具，他的藏书家夙愿终于实现了，那些珍贵古籍及其他文物，因其“老八路”身份和精心保藏，得以在今日他的纪念馆和文化馆中保存展出。

写读书记之情怀

孙犁坐拥书城，饱览群籍，仅从其《耕堂读书记》观，他阅读古籍范围极广，读正史、野史，阅诸子百家，览历代笔记小说，看别集、总集，也读清人崔述、近人曾国藩、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著作，甚至连文史学者少所涉猎的农桑、畜牧、花卉、美术、国画、图册等，他也仔细研读，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等，更是因常看而烂熟于心。在《书衣文录》中，记述他详读和浏览的古旧书更多，仅直接与“书文化”有关的书籍就有：《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越缦堂读书记》《敦煌古籍叙录》《版本通义》《藏书纪事诗》《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吴兴藏书录》《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堂读书记》《郋园读书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国藏书家考略》《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艺风藏书记》《直斋书录解题》《书目答问》等，这里有传统的书文化专著，如《书林清话》《书林馀话》，有叙录体的提要目录书，如《四库提要》，有古代藏书家事功的考述，如《中国藏书家考略》等，所有这些，都对他能在书文化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能显示孙犁学者化情怀的是，他所阅过的这些古籍文献，并非简单浏览，而是每读一书，便写一篇读书记，长短不一，内容上很像古人所撰的提要目录，古时或称“书录”，讲该书之来源、作者、卷数、版本、流传经历、主旨以及他的评说等，信息量很大，甚有学术价值，言简意赅，文笔老道而平和淡然，可读性极强，可谓锦文绣章，贯通古今，全篇多有妙语箴言，读之有不愿释手和精神享受之感。现举几例，以斑窥豹，如他写的《读〈沈下贤集〉》读书记：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余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的刻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下从略）

介绍、摘录、评说，情真词雅，很专业，极精确深刻，体现出一位深谙传统“旧学”大家的见解和文采。再如，他的《能静居士日记》读书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之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

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征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据。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荃亲口对赵烈文所谈。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寥寥六百余字，不仅叙录了书的本身和作者生平，并记述了书中的主要内容，边述边议，所论鞭辟入里，最后的一段话，“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看着平凡无奇，实则很有见地，一语道破作者的著述目的，起到了古典目录学“一编在手，旨趣可知”的作用。又如，其《农书》读书记道：

元王祯著，商务万有文库本，共三册。

此书，鲁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荐。余另有民国十三年，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图书馆大字线装本，共四册。首为郭葆琳序；郭，农校校长也。次为张恺题辞，为五言长诗，末有句云：“从此世界中，勿笑黄种黄，黄种有农师，山东东平王。”《四库全书提要》云：“祯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元人农书存于今者三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祯此书，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桑蚕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这是一篇较佳的书录，短小精悍，开头仍简介版本、作者，引《四库提要》介绍其内容，最后是孙犁先生之感想。先生生在农村，参加“抗战”后，也一直在农村从事革命，亲自参加过“土改”，对农具、农事、农民太熟悉了，他通读此书后认为，中国农业数千年间，刀耕火种，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真知灼见，发前人之未发。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命不保，遑论发展。农业发展迟与速，关键在人，这是他苦思冥想、亲历其中的结论。先生能学以致用，故人赞其有真才实学，非从理论到理论者所能比也，似此而体现他学者化之书录不胜枚举。

他的《谈笔记小说》一文，简直就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笔记”的专论，先用70余字简述笔记小说的发展演变；次为笔记和小说正名界定，得出笔记和小说有异同，“不能混为一谈”的结论；最后举书证多例，评说笔记在隋唐至明清所记内容、笔法、版本之优劣等等，如果不是对笔记源流有深刻研究和思考，是绝写不出的，这进一步说明他学问素养深厚、思想深刻的学者情怀。

书痴情怀

孙犁爱书是出了名的，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把购买和文友赠予的每册心爱藏书，如是宣纸线装，便外制书套，如是普通印刷，便给穿上书衣，即用牛皮纸包上书皮，随时进书，不断包装，几十年乐此不疲。他对古籍线装情有独钟，在《理书三记·阮庵笔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