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肖凤是怎样的“一根筋”

认识肖凤的时候，她已经年过七旬。花白的头发，和善的眼睛，总是慈爱地望着人笑。后来读了她的作品，才知道她所经历的不幸的童年，逐渐理解她投入生命的创作，理解她《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等作品写得如此击中人心。

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肖凤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挑选去当播音员。这在当时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肖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她找到中央广播事业总局的领导，提出要求调去刚刚宣告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搞教学工作，她更希望从事独立的教学研究和创作。

她如愿当上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经典文学名著，一边教学，一边通过阅读追踪与研究相关作家的作品，发现有些前辈作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却被文学史忽略了。她立志在文学的殿堂里诉说人生的经历、描写命运的曲折坎坷，讲述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

肖凤曾在《我为什么要写〈萧红传〉》中提道，萧红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是“一把理解萧红心情的钥匙，不论她的作品，还是她的身世，都有一条无形的心理上的红线贯串其中——那就是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着‘温暖和爱’”。

“温暖和爱”也正是肖凤和她笔下人物始终追求和向往的情感世界。

文学给予她最温暖的力量

1937年，肖凤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学建筑，是北京有名的工程师，外祖父学法律，是北京著名的大律师。二人是20世纪初北京的官费留日学生，同乡兼好友，后来指腹为婚结为亲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然而肖凤出生一年后，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一直住在外公家里，后去台湾；父亲娶了继母，肖凤几乎成了被遗弃的孤儿。好在还有疼爱她的祖母，不幸的是，小学毕业后肖凤考取师大女附中的时候，祖母却与世长辞。

继母不许肖凤上中学，让11岁的女孩子“自谋生路”。肖凤带着一床旧棉被、一个旧脸盆、一个旧书包，离开了冰冷的家，靠助学金开始了独立的住校生活。每一个假期，有家的同学都回到亲人身边，只有肖凤与书籍为伴。

悲惨不幸的童年带给肖凤的影响是一生的。但她并未因此消沉，肖凤一直感恩她的祖母和老师们。祖母是一位特别善良而宽厚的人，她让肖凤懂得了人间存在着一种伟大而无私的爱，她在肖凤心里种下的“爱心”的种子，影响了肖凤的一生。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时代的老师们，他们做人和做事的方式，为肖凤树立了无声的榜样。因此，少年时她遭遇家庭变故，并没有就此消沉，她一直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深信世界上有真、善、美和公平、正义的存在，肖凤珍惜它们的存在，必须有一双发现它们的眼睛。

最孤苦无助的时候，文学给予她无言却最有力量的支援。大学四年的刻苦攻读，为肖凤自己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文学基础。对肖凤而言，经典文学名著的影响是巨大的。书籍不仅是最好的朋友，甚至是治病的良药。与书籍为伴的生活方式，她坚持到目前。肖凤从小就爱记日记、写作文，小学、中学、大学不断地在写，因为心里有许多话想说而无处可说。

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萧红传记

肖凤是偶然读到萧红的《商市街》的。萧红坎坷悲惨的经历深深打动了她。

写《萧红传》纯粹缘于某种情感的共鸣和共苦，因为我出生后到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生母……

肖凤在《萧红传·跋》中说。她的《萧红传》是国内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萧红传记文学，因为结合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写作中又将事实的叙述蕴藏于饱含深情的散文笔致，浓郁哀婉、清美流畅，以不可多得的艺术魅力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深切的感动。

写作《萧红传》前，肖凤在熟读了已经掌握的所有文字材料后，又先后分别采访了“东北作家群”里的重要人物，这很不容易。

萧军对肖凤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出土文物。”他向肖凤讲述了与萧红相识的过程，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也谈到了他本人的文学道路，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还有他后来为什么与萧红分手，以及他对“作家”这个头衔的看法，等等。之后，肖凤又去采访端木蕻良，还采访了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伉俪。舒群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肖凤，和她谈了整整四天，提供了她过去没有掌握的若干第一手资料。

《萧红传》于198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也是贯穿传主一生的传记。

“我认为萧红的爱国和抗日，令人敬佩。中国话剧院还在上演根据《生死场》改编的话剧，说明了这部作品持久不衰的影响力。”肖凤说，除了爱国和抗日之外，早逝的萧红还留给世人一种精神，这就是：在20世纪前半期的旧中国，一位年轻女性，能够直面多舛的人生和混乱的社会，而自强不息的精神。《萧红传》后来又由另外的三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

学者吴淮生在《女作家笔下的女作家》中评价肖凤的传记作品，以女性的视角考察传主生平，特别关注她们的命运，同时又有细腻的笔触和由此流泻的柔情。肖凤写了萧红短促、美丽、悲剧的一生，用同样的生花之笔写庐隐的抗争、奋斗、创作、爱情、漂泊……在《冰心传》中，肖凤抓住“爱”“海”“书”三个特点，精致地画出了冰心的童年生活状况。书中对三位女作家的心理，也有许多细微传神的抒写，特别引用传主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她们的心理，显得更为真切。

“真”是传记的第一要素

每次写传记，肖凤都要下苦功夫采访相关的人士。她认为把握人物传记最重要的因素是“真实”。

肖凤第一次见到冰心时，她已经84岁了。“以后每一次见到冰心先生，没有觉得她愈来愈老，而是觉得她愈来愈美，因为我看到的是她高尚的人品和为国为民的精神。”在写传的过程中，肖凤一次又一次亲近了冰心那颗充满了爱、美和真诚的心。她曾请教老人家：对为她作传有什么指教时，冰心只说了一个字“真”。

这与肖凤的追求不谋而合。此前，她为之立传的萧红和庐隐早已离开人世，无法当面采访她们本人，只能下苦功夫搜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字资料，并寻找仍然在世的一切曾经与传主有过交往的人士，同时寻访传主生活过、工作过与足迹到过的地方。这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求“真”，写出“这一个”真实的人来。

写《冰心传》更是如此。她一直努力地朝着“真”的方向努力，认真地研读所有的文字资料，实地察访有关的地理，有下不了结论的问题直接请教冰心。在她的印象中，冰心为人非常大度，鉴于当时有的作家本人或者家属相当看重作者如何评价传主，肖凤曾经请教过冰心，书稿完成后是否送呈她过目，她很坚决地答曰：“不用。这是你和出版社的工作。”所以，肖凤写得很放手而自由。

肖凤在传记中继承了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 她对笔下人物持着隐恶扬善、宽容达观的态度，她最关注的是作家的作品和文学生涯，对别人（包括作家）的私生活不感兴趣。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有“为尊者讳”的顾虑。在《萧红传》的“婚变”一章里，她用的是“云遮雾罩”的写法，只说这件事“发生”了，没有细致地交代事件发生的过程。

不必讳言，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萧军与端木二人，在谈到对方的时候，都使用了许多贬抑的语言，甚至是极端化的用语。肖凤既不会把他们彼此的看法传递，也会冷静地判断和分析。肖凤尊重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不愿意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费更多的笔墨，更不愿意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有时，在同一件事情上，比如传主的生平年月这样的细小问题，几位有关人士提供的说法会出现分歧。如果实在无法判断哪种说法更可靠，她就把所有的说法都列入章节后面的“注”中，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和选择的机会。

献给孤独成长却始终心存爱与希望的孩子

在年近八旬的时候，肖凤完成了《小久寻母记》。这部“献给孤独成长却始终心存爱与希望的孩子们”的作品，读后令人潸然泪下。

“寻母”是永恒的文学主题。童年时，肖凤就知道母亲还活着，但是不知道她在哪里。等到了上世纪70年代，她才知道了，母亲在海峡的那一岸。这被窄窄的海峡隔离开的母女，其中遭遇的情感煎熬，是刻骨铭心的。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上下几十年，发生了若干变化，一个人的寻母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不过，肖凤着重写的是情感，以及一个少年的成长，希望给今日的孩子们，尤其是情感缺失的孩子们，提供一点“能动力”。

《小久寻母记》的写作，对肖凤来说意义深远。她觉得，真实的生活其实比小说里虚构的生活更丰富、更精彩、更复杂、更多样化，与自己的距离也更近。她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字，觉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令人战栗，因为作者把人民群众的苦难当成自己切身的苦难，忧国忧民，为同胞呐喊，肖凤钦佩这样的作家。她也希望在作品中传达这样的理想。

肖凤很喜欢英国作家毛姆的话：

我开始寻求一种不假丝毫雕饰的语言，以尽可能质朴无华的方式来写。我胸中要说的话是如此之多，使我无暇在文字上浪费笔墨。

这样的追求，使肖凤的传记呈现出一种天然纯粹的品质。她的散文皆是可以传世的美文。因为她写的是真情实感，不矫饰，不做作。

肖凤说，自己是“一根筋”，说话时口对着心，写作时也笔对着心，实话实说。她写的，都是她心里要说的话。数年前，一本著名杂志采访若干作家谈“为什么写作”，肖凤的答案就是：“心里有话想说”，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作者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