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火车上的“蹭吃蹭喝”及其他

到现在为止，大家对鲁迅为什么去仙台学医，又为什么在一年半后突然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进行了足够多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很注意一个问题：鲁迅是怎样从东京到仙台和从仙台到东京的？他在这条来来回回的路上曾经发生过什么？

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1904年4月，鲁迅从东京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在考虑接下来继续深造的专业时，鲁迅接受弘文学院日语教师山口的建议，决定改变原先续读采矿冶金专业的计划，学习医学。山口介绍说，日本的医学水平和德国相差无几，而大大超过英、美、法等国家。据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同学沈瓞民回忆，当时沈瓞民的一个同学王立才正在金泽医专学医，王立才常到弘文来玩。鲁迅决定学医，想找一个还没有中国留学生的清静地方去读书。王立才告诉鲁迅说，仙台地处偏僻，还没有一个中国学生。鲁迅便决定到仙台去。

鲁迅到达仙台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人根据1904年9月10日当地媒体的报道《医专新到的中国留学生》，推断鲁迅最晚在10日这天已经到达仙台；又有人根据鲁迅写给好友蒋抑卮的信，推断鲁迅是在9月8日到的仙台。因为鲁迅在这封信中说道：“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而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8日。

仙台现在是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都市，人口超过100万。但1904年鲁迅刚到仙台的时候，这里还只有十万人。那时候，仙台没有工厂的煤烟，是个绿树成荫的城市。在1904年10月8日鲁迅写给蒋抑卮的信中有对仙台的简单感受：“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鲁迅全集》11）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对仙台的主要印象也是这里的冷：“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仙台本来就冷，而据调查资料，鲁迅大概是碰上了仙台最冷的几个年份。1905年，由于持续低温，日本东北三县尤其是仙台所在的宫城县遭受“天明天保以来”的大歉收，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仙台贫民“穿着破烂衣裳靠焚火取暖已经成为常事，睡觉就盖稻草或粗草席子。有些人甚至冬季也没有御寒的衣物，连遮盖腰部以下的破布都没有，客人来了都无法露面”，“尤以三十九（1906）年一月以来之降雪，据称其量为60年来所未有，交通屡为中断，因之呈现更为凄惨之状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版，P61）。

仙台到东京大约351公里。这在岛国日本已经算是很远一段距离了。从东京到横滨的京滨线是日本第一条铁路线，两地距离才30公里，但即使这么短的距离，如果没有火车，仅仅依靠原始的人力来克服，也还是一段艰苦的行程。有人测算，从东京到横滨，步行需要8到10个小时，人力车夫以最快的速度跑完全程，也需要1小时40分钟。而火车即使是按当时每小时20英里的慢速度也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东京日日新闻》1872年9月6日报道说，短短54分钟火车就能跨越18英里，这在过去“如果没有翅膀的话根本不可能”。

鲁迅也没有翅膀，他是怎么从东京到达仙台的，坐火车。《藤野先生》对这次旅行的描述是很简略的：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当时从上野到仙台的铁路有两条，一条是1887年建成的干线铁路也即后来的东北本线，从上野经过宇都宫、郡山、福岛、岩沼等站到仙台。1890年时，仙台和东京之间每天有六列火车对开。而另一条是1897年在太平洋沿岸建成的海岸线，也叫常磐线，常磐线从日暮里站到岩沼站，最初，它主要功能是运输水户以北常磐煤田的煤炭到东京。常磐线行走的列车，一般也会包含了东北本线区间的上野-日暮里及岩沼-仙台之间，这样，整个线路，就是从东京都上野站到达仙台市仙台站。海岸线在19世纪90年代每天有五列火车对开。鲁迅所说经过水户的线路，显然是海岸线也就是常磐线。常磐线整条线路有77个车站，是很多的，但鲁迅只记住了两个，日暮里和水户。这是铁路旅行的特点。铁路旅行一般只关心出发点和终点站。

日暮里和水户

但鲁迅还是记住了日暮里和水户。

日暮里当时还是东京府北郊北丰岛郡的一个村，日暮里站是从上野站出发后经过的第一个车站，就像鲁迅所说的，“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因为两站之间也就四五公里远。鲁迅记住了日暮里，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有诗意。但还有一个可能的情形是，他乘坐的火车开到日暮里的时候正是傍晚也就是“日暮”，从车窗望出去，可以依稀看到站牌上的站名“日暮里”。但火车离开日暮里后，鲁迅乘坐的火车就差不多一直是在黑夜里行走了，经过12个小时，天光大亮的时候，他看到的车站就是终点站仙台了。

水户是海岸线上一个比仙台还要小的城市，是明末遗民朱舜水曾经讲学和最后客死的地方。鲁迅曾经在1905年暑假从仙台回东京的时候在水户中途下车，凭吊了朱舜水在这里的遗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算是鲁迅的同乡。明朝灭亡后曾长期流亡海外，图谋反清复明，就是鲁迅在《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所说的“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东京正是革命者聚集的中心。朱舜水、张煌言等明朝遗民的言论、事迹一时成为“助革命成功”的重要资源。鲁迅在1925年写的《杂议》中说到了朱舜水和那时候人们对朱舜水的热情：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

鲁迅在仙台读书的时候，每到假期（他每年的假期包括寒假两周、春假一周、暑假两个月）总是回到东京去，和弘文学院认识的好友许寿裳住在一起。这样看来，鲁迅来回奔波在仙台和东京之间的火车上的时候是很不少的。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详细讲述了鲁迅在水户中途下车拜访朱舜水遗迹的故事：

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为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忽然中途在水户下车了。朱舜水反抗满清，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终老异域，鲁迅一向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亟亟乎去凭吊，下车在夜里，当然要投旅店，他进去时，店主看作他是日本学生，便领到一间极平常的房间。照例要填履历，他写道：“周树人……支那。”——那时，日本称中国人曰清国人，我们却不愿意自称清国，又不便称中国，因为日本也称山阳为中国，所以写作支那。那知道这么一来，店主和主妇都大起忙头了。以为有眼不识泰山，太简慢了贵客，赶紧来谢罪，请他升到大房间里去。他心里并不愿更换，只因为店主的盛情殷勤，不好意思坚却，也就同着去。那是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子，华贵的寝具都是绸的新制，他把这一夜的经过情形，曾经详细对我说过——

“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着‘火事，火事’了。”

“啊呀，你好像是‘火老鸦’了！倒不仅是烧了眉毛。”我笑着说。

“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他也笑着说。

他经过这夜的纷扰，终于访了舜水的遗迹而回。

这是一个典型的有惊无险的故事。整个故事由一连串出人意料的转折构成。包括故事的起点也就是鲁迅在水户下车也是临时起意、“忽然”决定的。因为是“忽然”决定的，所以“囊中”的钱就有点不够。鲁迅本来的想法是住便宜的普通房间，但这时候偏偏遇到个对外宾格外热情的店主，硬让鲁迅换了一个豪华的大房间。主人的好意却给预算有限鲁迅带来了焦虑和烦恼。这时候，邻居突发的火灾给鲁迅摆脱那间“讲究的房子”和那些“华贵的寝具”带来机会，他借机搬进了另一家旅店的普通房间。有趣的是，在第二个住处刚刚入睡，又听到外面有人喊叫“火事”了“火事”了。

但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倒不是这里所说的连续的火灾，而是远距离旅行时囊中羞涩给人带来的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就是中国古人早就说过的“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难就难在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漫长的旅途中突然发生，包括遇到鲁迅所说的旅店店主那样的好人。

让？座

但在鲁迅的另一趟火车旅行中，这样的好人的确又出现了，而且同样给鲁迅带来不小的困惑和苦恼。这次他遇到的好人是一个年老的妇人。

还是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许寿裳给我们讲了另一段鲁迅向他说过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从东京返回仙台的火车上：

有一次，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付了人力车资，买了火车票之后，囊中只剩银币两角和铜板两枚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公使馆已经直寄学校留交了，他便大胆买了两角钱的香烟塞在衣袋里，粮草既足，扬长登车。不料车到某站，许多乘客一拥而上，车中已无座位，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坐。这位妇人因此感激，谢了又谢，从此开始攀谈，并且送给他一大包咸煎饼。他大嚼一通，便觉得有点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买茶，但是立刻记起囊中的情形了，只好对卖茶人支吾一声而止。可是已经被老妇人听见，以为他是赶不及买，所以一到第二站，她急忙代为唤茶，鲁迅只好推托说现在不要了。于是由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就毫不客气，一饮而尽。鲁迅做事，不论大小，总带一点不加瞻顾，勇往直前的冒险意味。

从这段故事，我过去曾经注意过鲁迅对烟草的嗜好，现在则发现了乘坐火车时鲁迅的给人让座：鲁迅看见有一个老妇人上来，便照例起立让座。这里的“照例”两个字说明，鲁迅的给妇人让座不是偶然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经常发生的。

从表面上看，给人让座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其实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普通民众的文明水准。日本比中国开通火车要早三四十年，但在明治维新这个所谓“文明开化”的时代，面对火车上在自己旁边站着的乘客，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能做到文明礼让。明治三十三（1900）年到英国留学的夏目漱石在伦敦给夫人的信中提到了欧洲民众在火车上的处事方式：

火车上如果没有座位，即便是看上去下等的劳力也会给你匀出个位置。在日本，却还有一人占据两个位子而洋洋自得的蠢货。

正是通过在欧洲乘坐火车的经历，夏目漱石深感日本和欧洲之间的文明落差和“由内而外的开化”的必要性。

在鲁迅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七段《聪明人》里，也有一段作者乘坐火车时的“出行描述”。一开始，是对几个不给人让座的“不懂事的车客”的观察，他说；

我所趁着的火车，拥挤得很厉害。因为几个不懂事的车客没有让出坐位来的意思，遂有了站着的人了。这是炎热的八月的正午。

接着，厨川白给我们描述了当火车到达一个大站时站台上的人们为了得到一个座位“互相推挤”的情形：

我的临席上是刚从避暑地回来似的两个品格很好的老夫妇。火车到了一个大站，老人要在这里下车去，便取了颇重的皮包，站立起来。看车窗外面，则有一班不成样子的群众互相推挤，竞奔车门，要到这车子里来乘坐。

当然，厨川白村在这里最痛恨的还不是那些“互相推挤”的“不成样子的群众”，而是通过玩弄出人意料的“小聪明”而获得了两个下车老人腾出来的座位的“一个30岁上下的洋装男人”：

老人将皮包搁在窗框上，正要呼唤搬运夫的时候，本在竞奔车门的群众后面的一个30岁上下的洋装男人，便橐橐地走近车窗下，要从老人的手里来接皮包。我刚以为该是迎接的人了，而老人却有些踌躇，仿佛不愿意将行李交给莫不相识的这男子似的。忽然，那洋装男人就用左手一招呼那边望得见的搬运夫，用右手除下自己戴着的草帽来，轻舒猿臂，将这放在老人原所坐的位置上。老人对着代叫搬运夫的这男人道了谢，夫妇于是下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