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西州书家”的几个问号

“西州书家”是书法史上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起自何时？“西州”指哪些地方？其核心地何在？西州书家有哪些书学贡献？其书法史地位如何？似乎都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西州书家”的提法始自何时

以目前资料而言，“西州书家”的提法应始自西晋书学理论家卫恒，其《四体书势》云：

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这是记载“西州书家”最主要的资料。卫恒出自中古望族、书法世家河东卫氏，卫瓘、卫恒父子书法都师承张芝，“（卫瓘）得伯英之筋，（卫）恒得其骨”，所以，卫恒关于张芝的记载应该比较可靠。从卫恒记载来看，围绕在张芝周围的张昶、姜诩、梁宣、韦诞、田勰（字彥和），以及同时的罗晖、赵袭等人书法“见称于西州”。虽然卫恒没有明确提出“西州书家”的概念，但其论述里还是有着清晰的书法地域逻辑，所以，说“西州书家”概念起自卫恒，应当是合理的。卫恒将自己所赞赏、学习的张芝等人称为“西州书家”，应是带有尊重和肯定的倾向。

“西州”指哪些地域？其核心地何在？

卫恒所称的“西州”最可能是“长安以西”。从他所罗列的“西州书家”来看，张芝、张昶敦煌人，姜诩、梁宣、田勰汉阳（今天水，东汉时凉州治府所在地）人，韦诞、罗晖、赵袭长安人，地望均在长安或长安以西。曹魏、西晋时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学问清通简要，既是玄学的发源地，也是以钟繇为代表的正书、行书的发源地。卫恒的郡望河东，处黄河之北，流行汉儒经注之学，学术相对保守。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河东卫氏无论书法、学问都偏于保守，而颍川钟氏则明显趋新、时尚，这也很可能是卫氏父子的书法师承张芝而与钟氏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卫恒单列“西州”，也应该有着与洛阳、河东对举的意味，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西州书风与河洛书风差别明显之故。

卫恒所称“西州”，有三个重要地点：敦煌、汉阳、长安。其中汉阳、长安地域文化比较接近，敦煌则遥处西陲，孤悬在外，与汉阳、长安之间关联似较薄弱。但如果联系张芝家世来看，则张芝祖父张惇曾任汉阳（天水）太守，父亲张奂曾任武威太守，长期任职在外，且后来举家迁徙、定居于弘农（今陕西华阴市）。因此，可以推断，张芝虽然郡望敦煌，但其所受文化熏陶则甚广，来自汉阳、长安甚至洛阳地区。在家风家学、区域学风和主流学风的影响下，张芝有扬弃，有创新，最终成为一代“草圣”。从这个角度来看，卫恒的“西州”，其核心圈还是在关中、天水一带。

当然，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则同属“西州”的安定郡（今平凉一带）、武都郡，都有重要书法家诞生，如梁鹄安定人，仇靖、仇绋武都人。安定、武都均环卫着关中，处于关中文化的辐射、影响之下。所以，“西州”的核心，可能还是关中地区。张芝、索靖郡望敦煌，但其成长环境和文化熏陶，应当还是以关中地区为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西州书家”和“西州书派”

今能考知姓名的汉晋西州书家名录如下：张芝、索靖、张昶、姜诩、梁宣、田勰、韦诞、罗晖、赵袭、梁鹄、索靖、仇靖、仇绋。其中当以张芝、索靖为冠，实绩最为突出；均籍属敦煌。索靖为张芝姊孙，书法师法韦诞，而韦诞又师法张芝，故索靖书法亦属张芝一派。姜诩、梁宣、田勰、韦诞均为“伯英之弟子”，韦诞书名较盛，其呼张芝为“草圣”，体现出高度崇敬之情。罗晖、赵袭都是西州人，赵袭曾为敦煌太守，二人“并以能草见重关西”（张怀瓘《书断下·能品》），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师法张芝的记载，但从其书风和生活区域推理，他们应当受张芝书法的影响。而张芝对罗、赵二人的瞧不起，说自己的书法“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又成了后来赵壹撰写《非草书》的动因之一。

梁鹄、仇靖、仇绋书风不属于草书范围。梁鹄擅长八分书、鸟虫篆，仇靖、仇绋仅见于《西狭颂》《郙阁颂》，靖书《西狭颂》，绋书《郙阁颂》，均为隶书。如今，“汉三颂”早已是公认的杰作。由此推理，不见经传的仇靖、仇绋书艺如此之高，这也说明，当时的西州一带能书、善书者不乏其人。而卫恒论述“西州书家”的核心逻辑是这里的书家都精于草书，所以，称之为“西州书派”似乎更为恰当。这么看，则梁鹄、仇靖、仇绋不属于卫恒论述的范围；即使是索靖，也很勉强，因为索靖擅长章草，与张芝等人的今草有别。索靖与卫瓘同为尚书台最好的书手，时称“一台二妙”，对此，卫恒必然心知肚明，可他毕竟还是没有将索靖论列其中，显然是认识到章草与今草的显著区别的。

“西州书家”的创作实绩

以张芝为核心的“西州书家”或西州书派，最显著的实绩，就是创立了今草的书写法则，而且还写出了气象，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其书写法则和气象而言，张怀瓘《书断》有述：

（张芝）又创为今草，天纵尤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拏攫之势，心随手便，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谓达节也已。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

张怀瓘明确指出，是张芝“创为今草”。所谓“今草”，就是对章草进行改造和规范后的草书。章草笔画带有明显的隶书风味，字形扁长，字各区别、不连贯，而今草则清除了草书中的隶书风味，笔意相连，字字连环，体势连贯，笔意奔放，这正与张怀瓘所谓“率意超旷”“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相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草书。

但是，仅仅自由抒写，是不可能确立法则的。事实上，张芝是在师法前人后转精出新，对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张怀瓘的话来推理：

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后，独步无双。”

显然，张芝师法杜度、崔瑗，他吸纳了杜、崔书法“有骨力”“微瘦”等优点，形成字形秀雅有力、“结字工巧”的风貌；同时，张芝还熔铸出新，他的笔法更为“精熟神妙”，也善于运腕（房玄龄《晋书·索靖传》），使草书笔势有了大开大合的跳纵之美；而且，张芝草书整体也更有神采，卫瓘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的其肉。”可以看出，张芝草书已经完全当得起筋、骨、肉等审美诸要素，可谓丰神俊骨。还有，张芝今草“率意超旷”，应该是说有超实用的唯艺术化特征。如果今存《淳化阁帖》中张芝书迹为真，或者差近真迹的话，那张芝草书完全当得起结字工巧、秀雅、精熟、丰神俊迈的审美特征。进而，如果再联系张芝“一笔书”（张怀瓘《书断上·草书》）来看，张芝草书大开大合，显示出高超的运腕功夫，显然也是对草书表现力度的大幅开拓。所以，今草是张芝创始并确立了基本的书美原则，且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个影响，从赵壹《非草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惶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

这是近乎夸饰的描述，在赵壹看来，杜度、崔瑗、张芝等人有绝世之才，他们以余暇写字，就能达成极高的水准；影响所及，那些才浅力薄的仿效者即便辛苦如斯，却只能东施效颦，徒增其丑罢了：“效颦”者们专习草书，忘记疲劳，“十日一笔，月数丸墨”，即便在坐席中，也还是勤奋地以指头画地来练习。似此情形应是个例，但可以想见，张芝等人掀起的草书风，确实是影响了青年学子，至少在赵壹生活的西州或汉阳地区，确实是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练习草书的风气。要知道，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以八分书和鸟虫篆擅胜场，习者容易以此来步入仕途，有着切实的实惠；而精于草书，是不可能有这样实惠的。但是，草书的魅力，却使得青年学子甘心学习，即便无助于仕途也在所不惜。这完全能证明张芝草书形成的巨大影响。

章草是隶书和今草之间的过渡书体。中古时期的草书名家基本都精通章草，“目不寓章草，落笔多荒唐”（《章草草诀》），是汉晋书法的一个普遍现象。基于这样的书法史实，西州书家这个草书群体之擅长章草，就正在情理之中了。《宣和书谱》卷一三云：

篆隶之作古矣！至汉章帝时，乃变而为草。骎骎至两晋，王氏羲、献父子，遂进于妙。汉元蔡邕，亦一时号为子墨卿也。稽考古今法书，以秦代苦篆隶之难，不能投速，故作草书，不知杜度倡之于汉，而张芝、皇象皆卓卓表现于时。崔瑗、崔寔、罗晖、赵袭，各以草书得名，世号章草。至张伯英出，遂复脱略前习，以成今草。

其中论析明确，杜度、张芝、皇象、崔瑗、崔寔、罗晖、赵袭，均能章草，张芝出于章草而变为今草，正是其创新之处，但其能章草，史载凿凿。今所见章草书迹，除汉简之外，主要就是皇象、索靖这些书家了。所以，张芝、皇象、索靖应是书法史上最典型的章草书家，索靖更是以章草而卓立千古，今见索靖书迹为清一色的章草体，内容丰富，堪称宗师。晋宋书论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鲜明地将索靖与张芝、皇象、钟繇并称。《晋书·索靖传》称：“（卫）瓘得伯英筋，（索）靖得伯英肉。”张怀瓘评价索靖是“穷兵极势，扬威耀武”和“雄勇”。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索靖在当时即已成为章草宗师，“学者如云”（张怀瓘《书断上·草书》），其“章草具有‘法则’的确定性，笔法和形态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对应关系，为章草书的接受提供了方便，所以西晋人学草书更乐意接受索靖那种规则明确的章草书。”（《中国书法史》之刘涛《魏晋南北朝卷》）而索靖在张芝创立了今草、写出了万千气象之后，却仍然沿袭着相对传统的章草书体，又是一个让人颇感困惑的话题。

“西州书家”在书写工具上的改进之功

西州书家对书写工具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张芝笔和韦诞墨上。张芝笔、韦诞墨与东汉末年出现的左伯纸一起，显著推动了草书乃至整个书法事业的进程。《墨史》载：“（韦诞）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类似的记载，还出现在汉代赵岐《三辅决录》中，出于韦诞奏语。赵岐是汉代人，不可能预知曹魏事，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的韦诞奏语很可能出自挚虞注。另外，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韦诞）参以真珠、麝香，捣细合烟下铁臼，捣三万杵。”这较细致地介绍了韦诞墨的制作原料与程序。

又，卫恒记载，张芝勤奋学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张芝以衣帛书字，显然是取其篇幅宽大。这与简牍书写有着巨大的差别。简牍窄小，不易渗墨，所以当时通用的毛笔都很小，蓄墨量也少，字与字各不相连；而张芝要在比较宽大、容易渗墨的布帛上书写，必然要改良毛笔，增加毛笔的蓄墨量，使之适于连续书写；从韦诞要用张芝笔以完成其“径丈之势”的书写来推理，有的张芝笔也可以做到笔头很大。再者，布帛、纸张篇幅较大，也必然会促进对书写整体章法的讲求。王僧虔《论书》云：“子邑之纸，研染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静思。”也将左伯纸、韦诞墨、张芝笔并举。左伯纸有“辉光”，说明纸面光洁，制作工艺较高；韦诞墨“一点如漆”，说明墨粒细密而集中，有黏性，不易散失、渗漏、损失；张芝笔可以“穷神静思”，说明这笔有极强的表现力。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书法的进步，其中当然有“西州书家”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西州书家”的理论贡献

韦诞对张芝书法的高度推崇，对于张芝书法史地位的奠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韦诞父韦端、兄韦康都曾任凉州牧（东汉时治汉阳，今天水），韦诞曾任武都太守，所以，韦氏于陇右一带渊源颇深，这使他对张芝书艺十分了解，倍加倾心。他不仅师法张芝，而且高度推崇，誉之为“草圣”，称其“超前绝后，独步无双”（出处见前）。这是至今所见关于张芝书法的最高评价。这对于张芝书法史地位的影响，就如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一样，十分重要而微妙。尽管张芝、王羲之都有着值得高度称誉的书法成就，但不得不承认，韦诞、唐太宗确实是对他们的书史地位有抬举之功。韦诞还称“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将“骨”“肉”概念引入书法批评，与此后卫瓘“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的批评相先后，丰富了古代书论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书法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