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轼，字子瞻，被贬黄州后自号东坡居士，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人生宦海沉浮，身陷党争，大起大落，却极好地结合并实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以一种全新的、圆融旷达的人生态度影响着后人，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典范。近年来，人们从不同层面理解苏轼，将其塑造成美食达人、旅游达人等，以此表达对苏轼的热爱。

一肚皮不合时宜

据宋人笔记《梁溪漫志》记载：苏轼有一次问众婢，自己腹中有何物？众婢或答“都是文章”，或答“都是识见”。苏轼皆不以为然。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这种“不合时宜”“捧腹大笑”，透露了苏轼对个人政治立场、品德操守的坚守，及其笑对风雨、兼济天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苏轼21岁赴汴京（河南开封）参加礼部科试，中进士，正式踏入政坛。在之后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坚守态度，沉浮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斗争之间。他以温和改革派的坚守态度，忠实于自己的政治操守：在王安石推行新法初期，他对其中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方面，都积极赞同，对于王安石“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的政策，则坚决反对，曾两次向宋神宗上万言书，“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P742），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在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旧党重掌朝政，苏轼也被召回朝，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任，面对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大量贬逐变法派，彻底废除新法的政策，他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反对尽废新法，自己也陷入新旧两党的夹攻，再次要求外放出任地方官。

苏轼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文集》卷十一《思堂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P363）他把自己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都集中体现在作品中。苏轼历任过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等地的地方官，亲身感受到社会民生疾苦，他写过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

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

他还批评过官府的税收新政：

汗流肩赪载入市，

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

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妇！

（《吴中田妇叹》）

他推崇实干，致力于地方赈灾救荒，建立病坊，兴修水利，整饬军纪。这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和成绩，如修建杭州西湖的清淤工程——苏堤，一直到今天，还为人纪念、赞扬。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知登州（今蓬莱）军州事，只有五天时间，奉调回京写成两篇“调查报告”——《乞罢登莱榷盐状》《登州召还议水军状》，递交朝廷，在当地留下了“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美名。可以说，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在努力抓住机会有所作为，造福地方，实干兴邦。

火候足时他自美

苏轼44岁（1080年）时，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打击——“乌台诗案”。变法派中的新进群起陷害苏轼，使他以讪谤新政的罪名入狱，之后被贬黄州。晚年更是一贬再贬。正如他去世前自题画像所写：“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对自己人生低谷的自嘲。但对于文学家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谪的逆境当中建立起来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沉浮与贬谪逆境的生活磨炼中，苏轼形成了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新型人生态度。

苏轼曾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苏轼文集》卷十一《超然台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P351）不是奇特瑰丽才为美，世间万物，一草一木，各有姿态，各有千秋。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发现美，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人间烟火气。我们熟悉的名菜“东坡肉”，正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琢磨出来的家常菜：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文集》卷二十《猪肉颂》，中华书局1986年版，P597）

被歧视的“价钱如泥土”的黄州猪肉，遭遇了众人“不肯吃”“不解煮”的不屑处境，苏轼在“不”的双重否定中凸显了“自美”的升华和强化，个人的主体精神、内心世界足以抗衡外界的打压，“待他自熟莫催他”“饱得自家君莫管”，在艰苦环境中乐观自得，在黄州城东开垦荒地，耕种自给，自号东坡居士。这不是向困境屈服，流于俗世，而是在更深刻的社会与人生体验中，坦然以广阔的胸怀、鄙夷不屑的态度来对待政治迫害和生活压力。

苏轼在黄州的词作《定风波》，题材是初春出游，创作背景却是夹缝人生的尴尬处境。遥想嘉祐二年贡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对梅尧臣赞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P2459）而他本次出行却是因为东坡荒地收成太少，难以解决家庭温饱，所以偕友人看地买田。彼时他年轻得志，名满天下，此时却中年困窘，冷暖自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正如词序所写：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春寒料峭，外出遇雨又没有雨具，本该郁闷，“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独与众的态度反差，鲜明而坚定。苏轼在雨中漫步，在微醺状态下和清冷的雨点、春风、斜阳融为一体，一切都那么刚刚好，寂静的大自然过滤掉了人生的不得志，日常杂事的烦琐无聊。雨后天晴，一抹斜阳亮色，实现了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最终达到物我两忘，轻松自得的精神世界，何谓风雨何为晴，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把苏轼的气质风采定格在了后人的憧憬想象中，“竹杖芒鞋”成为苏轼画像里的形象标配。“谁怕”，在夹缝处境中一次次直面“不”的否定；“归去”，去坚持“独”的修炼，不断沉淀强韧内心的力量；“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贯通心境的释然与平和。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作为元祐诗坛的文坛盟主，曾自谓：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苏轼文集》卷六十六《自评文》，中华书局1986年版，P2069）

他的人生态度亦是如此，“随物赋形”，“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顺应、适情、坦荡、无畏地迎接人生一个又一个高峰低谷，实现了子瞻精神境界的典型化。

他在黄州和“谪友”张怀民，自诩“闲人”两个，“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文集》卷七十一《记承天寺夜游》，中华书局1986年版，P2260）边远庭下，空明月夜，藻荇竹柏，雅俗之间，以文人自得之气惺惺相惜，开创了小品文韵味隽永的写作基调。他和友人泛舟夜游黄州赤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文集》卷一《赤壁赋》，中华书局1986年版，P6）他把自己置身于浩瀚的星河宇宙，所有外加的打击和苦难都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苏轼在苦难中超越了自己，以大而化之的胸怀接纳和消化了人生困境，继续以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回归现实生活。

小与大，雅与俗，进与退，坚守和放下，对立的两面在苏轼身上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能够正反转化，正如他的《记游松风亭》文中所写：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苏轼文集》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P2271）

贬至岭南，身如“挂钩之鱼”，进退两难，不妨暂且放下，“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困境破局，豁然开朗。不要执着于分秒必争，不要牵制在片刻得失，苏轼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融合三教，构建了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华书局1990年版，P1126）。

“快哉亭”创作集会，是苏氏兄弟和“谪友”张怀民三人自劝劝人，互相慰藉的一次文学交往活动。张怀民依长江建亭，苏轼为亭命名有词作，苏辙同游作《黄州快哉亭记》：“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0年版，P409）“快哉”的核心是自适，一方面是坚守，在贬谪地还能坚持事功，有所作为，“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另一方面是存养，“览观江流之胜”“流风遗迹”“自放山水之间”，在壮阔自然山水、沧桑历史遗迹中实现道德积累，“亦足以称快世俗”，努力超越世俗，实现格局提升。

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到苏轼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偓佺》），到文天祥的“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正气歌》），希望我们能不忘初心，在困境中涵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实现心灵突围，最终感受到属于自己的“千里快哉风”。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