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好像没“突围”

台湾布衣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目录前刊有台湾学者张辉诚代序《寻找李一冰》，介绍作者含冤入狱四年，将苏东坡两千多首诗词背得滚瓜烂熟，出狱后跑图书馆誊抄各种资料，集中精力整理《东坡事类》《苏轼年谱》等书籍，秉承“不写一句没有根据的话”的原则，历时8年写出70多万字的《苏东坡新传》，“但却意外胜过林书（林语堂英著汉译《苏东坡传》）”。然后笔锋一转为李一冰鸣不平——

如果读者喜欢余秋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就会发现该文曾摘录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读者再有兴趣多一点考据精神，就会发现余文主要材料其实都建立在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考证与整理文字之上。这也无怪乎余秋雨曾评论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这确实是很奇妙的现象，一冰先生帮了余秋雨写作上的大忙（余先生不用大费周章考证，写出的散文就看起来很有学术基础），但一冰先生却必须因为名动大陆的余先生揄扬，才得以在大陆扬名。

这段话值得再三玩味，勾起我阅读《苏东坡突围》的兴趣。我淘来《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责任编辑戎思平，特约编辑肖关鸿，特约校对李延良），反复看了三四遍，想起30多年前信内夹5块钱寄责任编辑张辽民，邮购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精装版3.30元）退两块钱的往事。那是余秋雨的高光时刻，他自成一体的文风在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

余秋雨说：“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林传关于“乌台诗案”的记载十分简单，而这篇万字长文却用了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写“乌台诗案”。如果严格按照论文“抄袭”标准检测恐怕多少有些问题，尽管余秋雨文中说过这么几句：“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但更多内容并未注明来源，也难怪张辉诚话里有话。

我不知道历史类笔记要不要客观真实？可不可自由想象？但从普及历史知识角度出发，主体事实还是忠于历史本来面貌为好，否则会误导读者，以讹传讹。作者名气越大，粉丝越多，影响越广。敬畏文字、敬畏读者是老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故我就三点商榷之处就教余秋雨前辈和读者诸君。

商榷之一：“乌台诗案”是“酸溜溜的妒恨”所致？

余著中写道：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其后又说，“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是“文化群小”们“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

余秋雨这么说，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我看来，东坡是自己送上祭坛的新旧党争的牺牲品。

宋神宗力推的熙宁变法因新旧党争，随着王安石的罢相而虎头蛇尾。此时，旧党领袖司马光避居洛阳，不问政事，闭门著《资治通鉴》。东坡外放，“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自然成为新党攻击的目标。

东坡仕途起步春风得意。他考进士第一道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本想放在第一名，疑是门生曾巩（字子固）所作，避嫌抑置第二。再考《春秋》对义，东坡得第一名。欧阳修对好友、考官梅尧臣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东坡考制科（每届由大臣推荐优秀进士四至五人参考，录取三至四人），得第三等。苏辙也被司马光定为三等，覆考官胡宿认为此卷妄议皇上力主黜落，范镇主张降等录取。官司打到宋仁宗那里，谕曰：“此卷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录。这次制科四人参考录取三人，东坡兄弟占两席，一旦之间震动京师。

北宋设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仁宗一朝四十一年，一等、二等空缺，三等东坡之前仅吴育一人，四等、五等共十三人。制科中榜者世人莫不以国之大器待之，东坡兄弟的仕途一片光明。

东坡初仕凤翔通判期满返京，英宗欲循唐例特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认为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不可破格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意思就是先考察看看能否堪当大任。这时东坡赶上父丧去官，守孝三年入觐，神宗当面肯定激励，特许职外言事。东坡上《谏买浙灯状》“测圣意待臣深浅”，神宗大喜，即时采纳施行。东坡受此鼓舞，“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杭州召还乞郡状》）王安石勃然大怒，新党咬牙切齿，争欲置东坡于死地而后快。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劾东坡扶柩返乡贩运私盐，追捕当时梢工、篙手拷打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惹不起，躲得起。东坡“缘此惧祸乞出”，连任杭州、密州、徐州，“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地”。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东坡由徐州抵达湖州任所，按惯例上表谢恩，其中有句云：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指王安石越级提拔的初入仕途的“愤青”。新党抓住把柄，党同伐异，群起攻之。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发难，挑出这两句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继而攻之，指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御史中丞李定最后亮剑，言东坡可废之罪四，句句紧扣谤讪皇帝，皆大逆不道之死罪。神宗御批：“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七月二十八日，东坡从湖州押往京师，八月十八日入狱，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御史台监狱别称乌台，史称“乌台诗案”。

审讯结果，东坡出身、仕历清白，仅有两次违纪前科：通判凤翔中元节没去知府厅，罚铜八斤；通判杭州没举报王文敏盗用官钱，罚铜八斤。这次犯“诗赋文字讥讽”新政罪，后果很严重，牵连范围广：

东坡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

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

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差人押出京城，督促赴任。

收受讥讽文字不申缴官司者二十二人，各罚铜有差。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颜复、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

罚铜，即纳铜赎罪。始于唐，宋代罚铜、罚金、罚俸等并存，主要适用违纪违法情节较轻者，通常与降职、贬谪等并行。

“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东坡的牢狱之灾，既与苏辙所说的“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的性格不无关系，也与王安石胞弟王安礼所说的“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的怀才不遇意惹情牵，但主要是新旧党争。反对王安石，即反对神宗，反对熙宁变法，就是新党、朝廷死敌。谏官充其量只是帮凶、打手而已。余秋雨说：“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他恐怕将谏官的地位抬高了、作用放大了。“乌台诗案”四人贬谪、二十二人罚铜，如果没有皇帝、宰相的站台撑腰，谏官岂能掀起如此超天巨浪！

商榷之二：狱中挨没挨打？有没有“通宵侮辱”？

余著中写道：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挨打问题史书没有记载。“乌台诗案”十二年后，东坡《杭州召还乞郡状》说：

（李）定等选差悍吏皇遵，将带吏卒，就湖州追摄，如捕寇贼。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

神宗派宦官到监狱传旨，约束诫饬狱吏，主审官李定胆子再大恐怕也不敢动用肉刑，事实上狱吏也未乘人之危，从没有皮肉之苦看大体算“文明执法”。余秋雨说：“怎么审，打！”“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这些似乎多是望文生义，甚至还赋予了“打”一些“诗情画意”。

东坡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但御史台早已移文全国，仅“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账”，一条一条深挖，追根究底勘问。譬如东坡寄驸马王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

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

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

此中也就发发牢骚，吐槽新政。东坡最初隐讳不答。御史台向王诜问证，王诜不敢隐瞒，缴出原作，这首诗足足审问五天东坡“方具实招”——“谤讪君上”。又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是时新有旨，禁弄潮。）

东坡初供盐法为害百姓，“逐次隐讳，不说情实”，而御史台“有罪推定”为讥讽皇上好兴修水利，这首诗足足审问两天“再勘方招”。

这样持续审问近两个月，东坡说了数不清的上纲上线、无中生有的违心话，总算结束了精神上的煎熬，等待判决结果。

“诟辱通宵”似不存在。

“一位官员”即苏颂（1020—1101），字子容，福建同安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官至宰相，追封魏国公，追谥正简。苏颂不避强权，抑制宰相王安石破格提拔秀州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吏里行，三次拒拟诏书，神宗震怒将其撤职。后任开封府尹，审判陈世儒案，被舒亶以“故纵”罪弹劾，比东坡晚一个月到御史台接受审问。其《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十四首》前十首序云：

元丰戊午夏，予尹京，治陈氏狱。言者以为推劾不尽，诏移大理。而理官推迹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纵出重辟事，下御史推求。己末岁，予自濠梁赴台讯鞫，卒不涉干求之迹，而大理反有傅致之状，虽蒙辩正，听命久之，不得出。邑邑不已，作诗十篇记一时事，非欲传之他人，但以示子侄辈，使知仕宦之艰耳。（《苏颂全集》第一卷，P1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余秋雨引其五：

飞语初腾触细文，廷中交构更纷纭。纲条既甚秋荼密，枉直何由束矢分。御史皆称素长者（初御史见讯干求之实云：知公素长者，同列有属，料不能免。予曰：无之不有自诬），府徒半识故将军（院吏洎府史有府中旧辈，多致恭）。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时苏子瞻自湖守追赴台劾，当为歌诗，有非所宜言，颇闻镌诘之语）。

“遥怜”当为“却怜”。“北户”当为“比户”。余秋雨可能抄了李一冰两处错误。苏颂白天堂上受审，晚上移居他室，他的“诟辱通宵不忍闻”或是诗人的浪漫夸张，更多是对“源流同是子卿孙”被诬陷的愤怒。他们曾追根溯源，攀认是苏武（字子卿）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