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精神流浪与自我放逐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流浪者形象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郁达夫式失意苦闷、感伤浪漫的“畸零人”，田汉式追求艺术与爱情的精神漫游者，鲁迅式精神路途中不断前行的历史“过客”。与这些典型的流浪者形象相比，《围城》中的方鸿渐是一种更为复杂层面上的流浪者，他的生存流浪和精神流浪都涵盖了更具主体意义上的本质化内涵。我们或可将他看作是在时代洪流下由被迫流浪走向自我放逐的典型范例。

归来与出走：生存困境中的失败者

按照字面定义，旅行和流浪都意味着物理空间的位移，但区别在于流浪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旅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方鸿渐的两次旅行都有明确的目的地，最终也到达了目的地，似乎不能将其归为流浪。但从其旅行的深层目的来看，无论是海外留学，还是战乱期间的千里奔波，似乎都带有流浪的色彩。这种流浪色彩不在于表层意义上目的性与否，而在于精神层面上无目的性以及最终目的性的落空，也就是陈召荣所说的“精神流浪”，是“行为个体在无目的的漂泊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身份意识”，“是与本体信靠的精神地域相分离的流浪形式”（参见陈昭荣《流浪母题与西方经典文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P237）。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留学生是其中重要的流浪者形象之一，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等作品都着力刻画了留日的中国学生所面临的穷困潦倒的生存处境，异国他乡被歧视、边缘化的精神困境。这种流浪混合了身体流浪和精神流浪的双重性，可以看作是混合了物理空间位移的游历行为的精神流浪。在《围城》中，海外留学归来的方鸿渐，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从上海出走前往内地三闾大学任教，随后又从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借助空间的转移，小说一一展现了海外留学生群体，上海上层文化圈以及战时内地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面相，形成了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不同阶层的社会生存景观。其中以方鸿渐一行前往内地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最为生动详细，这些见闻一方面展现了社会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境遇，另一方面也通过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里出售的爬满了虫蛆的风干肉等情节，对内地闭塞乡镇上的种种肮脏污秽的社会情状予以了披露，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颇有相似之处。

和生存流浪相比，被人群社会的游戏规则所孤立，被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所抛弃，并进而造成归属感和存在感的消失，最终形成一种所谓的精神流浪，也就是陈召荣所说的“一种隐蔽的社会无意识状态”。对于方鸿渐而言，离开上海前往三闾大学任教，是他想要找到自己目的性归宿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三闾大学如同一个龌龊的“大酱缸”，学校的上层之间尔虞我诈、争官弄权，各级教师之间拉帮结派、互相算计。生性软弱的方鸿渐身处其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最终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倾轧的牺牲品。在方鸿渐的谋生之旅中，他先是从海外归来，陷入上海这座围城，出走内地是为了逃离，然而三闾大学又成为一座新的围城，不得已再次返回上海，经历了失业和婚变之后又打算出走重庆。一次次的归来，一次次地深陷围城，一次次的逃离，始终无法找到安身之地，成为不停在城内与城外之间流浪的失败者。

眷恋与逃离：情爱困局中的孤独者

对“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情爱生活的表现是《围城》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所谓“围城”，指的就是情爱关系中逃离与眷恋双重变奏的情感困局。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原有的生存环境，原有的价值标准，原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他们要背叛，要逃离的，但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又自然而然的以原有的作为参照，因为原有的一切已经在内心深处积淀成文化心理图式，他们后来所做出的判断又不得不依仗原来的标准，这是无法摆脱的悖论，由此，逃离与眷恋遂成为流浪心理的共同模式”（参见陈力君：《逃离与眷恋：柔石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P104）。

方鸿渐对于情爱的追寻从一定意义上正是一种逃离旧有体制规范，寻求新的价值体认的过程。与苏文纨的情感纠缠从表面看是双方认知错位并进而失败的单恋，但实际上是由于方鸿渐在苏文纨那里感受到一种“善意的独裁”，他的感性因为这种善意而不自觉地被吸引，他的理性又因为感受到的独裁而想要逃离，最后理性战胜了感性，这场恋爱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孙柔嘉之所以最终能与方鸿渐步入婚姻，除了一些阴差阳错的巧合，更重要的是她自始至终一直将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让方鸿渐自以为是占据上风者。这种虚假的幻象在结婚后随着双方在生活和情感中实际状态的显露而消失，跟随其后的自然是情爱婚姻关系的崩溃。

方鸿渐在两性关系中一再败退，正是他处在新旧价值冲突下难以抉择的情感困局。一方面，由于接受了现代教育，又受了西方开放风气的浸染，他不可能再接受旧式的婚姻。他被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所吸引，甚至迷恋过私生活颇为开放的鲍小姐。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希望自己的妻子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将旧有的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评判标准，并以此来确立自己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的主体价值。他之所以爱恋唐小芙，是因为她似乎是超脱于旧式价值与新式风尚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或可弥合自己在新旧价值冲突中的两难选择。

方鸿渐所面临的情感困惑是“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困局，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男性身上，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同样如此。《围城》中的苏文纨，孙柔嘉包括唐小芙，都是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她们希望获得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但却无法逃避传统价值规范的约束。苏文纨和孙柔嘉不得不借助种种心机谋略，以看似被动的姿态来吸引男性的注意，最终获得所谓的爱情与婚姻。与她们不同的唐小芙，以看似超脱于社会规则之外的自然人状态得到了方鸿渐的青睐，但是她的家庭和周围环境仍然迫使她最终放弃了所谓的爱情。

《围城》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深处于新旧两种文化冲突的漩涡之中，如方鸿渐这样的男性，可以借助逃离，走出所谓的情感困局，但是这种逃离也造成了他们的情感无以凭借，无处安放，从而一直在情感与婚姻的围城内外徘徊。至于女性，要么服从规范困于城内，要么坚守自我，成为被驱逐于城外的流浪者。于是，孤独就成为一切追求自由情感者的宿命。

追寻与放逐：文化夹缝中的边缘者

在职场和情场遭遇双重失败的方鸿渐，实则是20世纪初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漂泊感”，从本质上看是因为他们都感到在精神领域的无家可归，他们四处寻找可以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寻找能够安身立命的思想支柱。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这些同时接受中西两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失去了明确的价值坐标。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是反叛的，因此与前清举人的父亲冲突不断，也看不上他身上那派遗老作风。但是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还是留恋的，这种留恋造成了他对外来文化，以及现代竞争精神有一种本能地抵制。

不论是在国内求学还是海外留学，方鸿渐过的都是一种旧式纨绔子弟的慵懒生活。留学带给他的不过是一些外表的洋派作风和所谓自由恋爱的想法和冲动，从本质上他仍然是“旧的”。作为一个处在新旧文化转折时期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衰腐销蚀掉了他的生命活力，新的文化又没有让他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方鸿渐自始至终都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在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之中，成为新旧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当真实情景与理想预设无法和谐统一时，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缺失，只能在无休止的运动中寻求新的价值建构和意义体系。流浪作为“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是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的文化转型期的必然结果。“五四”文学作品中如方鸿渐这般的知识青年普遍处于一种“精神的空虚状态”，“感伤的旅程只能成为无目的的漫游”（参见李欧梵《孤独的旅行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形象·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P56）。在时代的裹挟之下，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背弃了旧有的价值体系，但却不能从新的观念体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于是精神层面感到被抛弃，被放逐。他们试图逃离群体，疏离中心，对抗规范并进而自我放逐。流浪以保持生命动态的方式赋予了他们对抗社会机制的可能，但同时也消解了依靠社会化、群体化价值来确立的主体归属感，从而产生更加深重的孤独感、寂寞感和边缘感，只能借助不断的逃离去求索生命本体的意义。

在现代文学的长廊中，《围城》以对留学生群体心态的刻画，深刻反思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与腐朽，试图从文化层面去捕捉民族的精神危机。究其本质而言，这种危机一方面是新旧两种文化碰撞冲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现代人在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之后所面临的共同处境。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方鸿渐的影子，常常不自觉地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之中，在命运的支配之下，永远都在寻求走出“围城”。处在城外时想要冲进去，困于城内时又想逃出来，冲进去又逃出来，永无止境，最终不过是从一座“围城”逃离到另一座“围城”。其实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

超越一点来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参见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P163）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