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古老的舆论监督

儒家经典中，人们对《春秋》比较陌生。

《春秋》与《诗》《书》《礼》《易》等典籍是孔子设馆授徒的核心课目，也在儒家后学手里代代相传。在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背景下，五经之学成为经学，《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一跃而成为群经之首。《春秋》惜字如金，难以理解，故而显得神秘，被认为字里行间隐藏着孔子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经学家认为读《春秋》就是要找寻圣人之义。《春秋》三传之《左传》以史解经，《公羊传》《谷梁传》以义解经，《春秋》一些重要的书法义例借此保存至今，但二书穿凿附会、不合情理之处也被历代学者诟病。《春秋》记事简略，给后人极大的发挥余地，两千多年《春秋》学，成果汗牛充栋，经师为寻求孔子之义可谓挖空心思。刘知己《史通·惑经》指出后人对《春秋》的“虚美”。朱熹批评：“最是《春秋》，不成说话。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说得不成模样。”（《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尽管如此，经学时代对“孔子作《春秋》”不能质疑，即使今天，它还是研究者头上的紧箍咒。改变《春秋》学固有框架，让人们走近《春秋》、读懂《春秋》，让《春秋》学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价值，这是今天研究者的使命。

——董芬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春秋》原为史书的通称。《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侧重于记事的史书，古称《春秋》。春秋时代，贵族们所学课程中就有《春秋》。《墨子·明鬼下》讲了五则鬼故事，说分别来自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

从《春秋》名称说起

史书为什么名为《春秋》？西晋杜预说：“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左传集解序》）史书名为《春秋》，是截取“春夏秋冬”四时中的“春秋”二字。古人重视春、秋，与此二时举行重大祭祀有关。《尚书·尧典》帝尧命羲和敬授民时，安排四时的活动，春分要“寅宾出日”，虔诚举行迎日之祭，故“春”意味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秋分要“寅饯纳日”，恭敬举行饯日之祭，故“秋”意味着收获，衰亡。“春秋”原是时节，后来亦指按时节举行的祭祀。《诗经·鲁颂·閟宫》：“春秋非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对皇皇上天及先祖后稷要虔诚，春秋两时的祭祀不能懈怠。《中庸》引孔子言：“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古人慎终追远，怀念先祖，陈设祭器祭品，多在春、秋二时。“春秋”由时节而兼指祭祀，在四时中更有分量，所以一年四时用“春秋”二字概括，记录四时大事的史书，亦名《春秋》。

春秋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但只有鲁国《春秋》流传到今天，故《春秋》成了专称。《春秋》没有单行本，附带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书中，《左传》所附《春秋》比其他二传的多了两年。《春秋》一书蕴含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读《春秋》是读历史、读传统，也是读我们自己。

《春秋》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公子益师卒。

第一条“元年春王正月”只记录时间，没有任何具体事件。《春秋》有许多这样的文字，虽然无事可记，也要标明“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表示一年四时。第二条是三月发生的事，鲁隐公与邾国国君在蔑地会盟。第三条是他国的消息，五月郑庄公在鄢地打败段。《春秋》记载太简单，搞不清楚段是何人，幸亏《左传》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叙述得清清楚楚。段是郑庄公胞弟，企图篡夺国君之位，被郑庄公打败。第四条是在七月，周平王派太宰咺来访，赠送鲁惠公及其夫人仲子的助丧之物。这件事有些荒唐，鲁惠公上一年卒，葬礼早已结束，助丧之物送得太晚；而仲子还活着，提前送葬礼用品，故三传都批评周天子“非礼也”。第五条九月与宋国结盟。第六条十二月，祭国首脑来访。第七条也发生在十二月，鲁隐公的叔父公子益师卒。总之，是年共有7条，除了空记时间的一条，与鲁国有关的事情5条，与鲁国无关1条，记录郑国内乱。

《春秋》如此逐年一条一条地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记录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共240多年间的事情，以鲁国为中心，兼记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包括会盟、战争、婚嫁、卒葬、天象、灾异等，每条字数不多，标明时间、人物、事件，而没有具体的过程、情节，文字简略，质木无文，没有修饰，没有情感色彩，如果没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帮助，读者往往不明所以。王安石嘲讽《春秋》是“断烂朝报”，“断烂”指文字过于简略，情节不明；“朝报”说它好似后来的政府公报。“朝报”是通报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王安石的嘲讽之语，反而揭示了《春秋》最大的秘密。

《春秋》的秘密

《春秋》在五经中地位特殊。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诗》《书》《礼》《易》《春秋》设立五经博士，开启经学时代。经，常也，历久不变，经学大义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指导思想。五经之中，《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成为群经之首，地位与众不同。《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古人认为既然孔子亲作，必定字字金玉，句句深意，后人应该读出孔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汉代人以为要理解《春秋》，必须通过《春秋》三传，历史事件主要依靠《左传》，大义必须依靠《公羊传》《谷梁传》。但三传的解释有时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牾，让学者无所适从。《公羊传》《谷梁传》有些说法明显穿凿附会、不合情理。到唐宋的时候，有学者索性抛开三传臆测《春秋》大义，韩愈《寄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经学时代，《春秋》好似一个谜，孔子似乎是制谜高手，大家挖空心思去揭示《春秋》的言外之意，古代经师们为探究《春秋》的秘密而呕心沥血，皓首穷经。

经学时代人们索求，甚至臆测孔子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造成两个弊端。

其一，歪曲孔子形象，影响人们对儒家的接受。《论语》中的孔子是循循善诱、温和智慧的师者，但传统《春秋》学中的孔子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秘狭隘的教主，动辄贬刺让人畏惧。古代经师本欲尊孔子，反而塑造了一个酷吏似的假孔子。“五四”新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虽然有点偏激，实际也是为了把这个假孔子拉下神坛。

其二，造成中国语文教学的过分阐释。经师们喜欢寻求《春秋》文字的言外之意，哪怕经学时代终结了，但这种阅读方式还是惯性延续着，进入后来的语文教学。语文课堂，我们似乎总不满意文章的表面意思，总要引导学生挖出文字背后的深刻含义。有些作家的文章被选为高考阅读题，标准答案往往令作者惊诧不已，他们表示，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如标准答案中所说的种种想法。过分阐释使语文课的趣味减少了许多。

经学时代没有人敢公开质疑“孔子作《春秋》”，有识之士如杜预、刘知己也只能说孔子是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所作，如刘知几认为孔子并没有改变旧史之文，旧史有阙文，孔子也保持其阙文；旧史日月有误，孔子也存而不正，所以他认为《春秋》并没有孔子的特别用心。（《史通·惑经》）朱熹也吐槽：“而今却要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意，你如何得知他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现代学者杨伯峻说：“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春秋左传注·前言》）经学终结后，现代学者终于把以前人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难以动摇，因为出自董仲舒等权威之口，但支持其说的史实很少，支持孔子讲解《春秋》的材料却比比皆是。孔子自己也不认为“作《春秋》”。《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明确说自己对古代典籍只是讲解阐述，没有创作。《庄子·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春秋》与其他经典都是孔子所“治”，即研修、讲解、阐发，《庄子》不认为《春秋》有什么特殊。所以，“孔子作《春秋》”是汉代经学家借孔子以提高儒家话语权的产物，今天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加扬弃接受旧经学的一切，就真辜负了这个时代。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恢复，而更需要实事求是研究、分辨，择善而从，更好服务于今天的文化建设。

关于《春秋》作者和用途，《左传》有两则故事提供了一些信息：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氏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晋灵公欲杀赵盾，反而被赵盾族人赵穿所杀，晋国太史记载：“赵盾弑其君。”赵盾不满，太史认为赵盾是最高执政卿，逃亡未出国境，回来不惩罚弑君者，不写赵盾弑君还能写谁？赵盾纵然很委屈，也只能接受。第二件事，崔杼设伏兵杀死齐庄公，齐国太史记录此事：“崔杼弑其君。”崔杼为阻止弑君恶名留于史书，连续杀死两位太史，第三位还是坚持记录，崔杼没办法，只能作罢。如果太史全被杀掉的话，后面还有南史，都会把真相记录于策。这两条记录是晋、齐两国太史用鲜血生命换来的，应该记载于晋、齐两国《春秋》类简策。可见，春秋时代列国《春秋》类文本，是由各国太史负责记载，如果太史缺位，也可以由南史或其他史官记载。

赵盾、崔杼不满意太史的记载，他们自己却不能越俎代庖，这说明只有史官的文字才能生效，才能被认可，也只有史官才拥有记事于《春秋》的权力和资格，因为在上古三代，史官被认为具有沟通天地神灵与祖宗的特殊功能和身份。也说明记事于《春秋》是神圣的事情，是向先祖及君臣通报人间发生的大事，本质上是一种新闻报道，主要用于庙堂。王安石谓其“断烂朝报”，称《春秋》为“庙报”更加准确。赵盾、崔杼可以剥夺史官的生命，但他们没有记事于《春秋》的资格。当史官们如晋太史、齐太史那样宁死不屈时，世俗权臣们亦无能为力。史官宁死不屈、秉笔直书，根本上是出于对先公先王的忠诚，故《春秋》是古代舆论监督力量的代表，史官头上“无冕之王”的光环，来自祖宗威灵的折射。

三代史官的职责有些相当于现代的记者。记者，记事者也。《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史官相当于古代的记者，记者相当于现代的史官，都以记录时代、披露真相为职责，都代表着舆论监督力量。古代史官面对宗庙，现代记者面对人民，时代、文化不同，秉笔直书、劝善惩恶的核心古今相同。

所以，《春秋》的作者不是孔子，而是鲁国历代太史。《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特殊的新闻报道，主要用于宗庙。“《春秋》笔法”其实是新闻标题的拟制法，简略，明晰，客观，冷静，《春秋》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并非来自孔子，而是史官的记事笔法。孔子是伟大的师者，不是出于史官世家，不具备记事于《春秋》的神圣身份，但孔子是“《春秋》笔法”的讲解者、阐释者。到孔子的时代，许多人对“《春秋》笔法”也不甚了解，需要孔子这样博学之人的讲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鲁哀公不明白，问孔子：“《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 孔子说：“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人君乎？”（《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冬天草木应该凋零，未凋零说明“天失道”，这是孔子的解释。孔子对《春秋》的解释有些保存于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在儒家后学中口耳相传，到汉代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把孔子的意思歪曲得不成样子，尽管如此，一些重要的阐释还是经三传保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