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加闲趣才是完整的欧阳修

文官当政的北宋，为文人富贵悠游的日常情趣的养成提供了保障。北宋文臣欧阳修名重当时，不仅一生勤于政事，而且在文章、学术与诸般日常闲暇之趣的追求方面，也颇有盛名。从现存史料看，忧国忧民与闲暇之趣，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欧阳修形象，也凸显了其人文品格。

北宋为文人闲暇之趣的培养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舞台。宋朝帝王优待文臣自不必多言，相传太祖又曾于太庙勒石三戒，中有“不杀言官与士大夫”，故而“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子《宋论》）。政治言路的宽松，加之开科取士数量激增，在偃武修文的社会环境中，文人的日常闲暇之趣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在摆脱唐代事功浓重的政治话语后，大量日常闲暇之趣的话题见于宋人笔端。通经学古、振曜文坛的欧阳修，自然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现存作品可以看出，欧阳修有着广泛的闲暇之趣。他博览群书，通经学古，救时行道，并以集古、藏书、品茗、饮酒、弈棋、交游、学书等方式，展示了多样的闲暇之趣和精致而优雅的精神世界。

“五物之间”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1070），欧阳修作《六一居士传》，为我们勾勒出痴迷“五物”的自我画像：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四》）

从上引主客问答中可以看出，万卷藏书、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即所谓“五物”，正是欧阳修所谓“吾之乐”，亦即他退休闲居生活的情趣所在。虽然他的闲暇之趣不限于“五物”，但对“五物”的痴迷，则是他一生闲暇生活最主要的内容。

当然，欧阳修的上述闲暇之趣，并非为他一人所独有。北宋文士有此同好者不乏其人，杨亿、钱惟演、张先、晏殊、梅尧臣、苏舜钦等，均因诗词歌酒名盛一时。文士备受人主礼遇的时代，闲暇趣味的追求得以普遍发展，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需要关注的是，欧阳修对“醉翁”之号的偏爱，显示出其沉浸于闲暇之乐的状态。“醉”固然与酒不可分割，但在“饮少辄醉”的情形下，显然更多追求的是酒之外的“山水之乐”。“醉”体现出欧阳修对于物的“得意”，那是抛却政务，放松身心，沉浸于物，至于物我两忘的迷醉状态。欧阳修描摹为“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欧阳修《六一居士传》）。闲暇之乐的追求与体验，由此可见一斑。

欧阳修追求闲暇之乐的得意与迷醉，同样体现于酒之外的日常它物中。博学使欧阳修对外物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他痴迷于茶，每游玩遇泉水必试水味、考典籍，约友共尝：

阴精分月窟，水味标《茶录》。共约试春芽，枪旗几时绿？

（《虾蟆碚》）

他与梅尧臣京师三月尝新茶，赞茶为世间“独得天地之英华”之“最灵物”。他留意茶器“通犀銙小圆复窊”，封装“香蒻包裹封题斜”，茶色“新香嫩色如始造”，品感“何异奏雅终淫哇”（《尝新茶呈圣俞》）。他钟爱双井茶之厚德、尊贵，赞其“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双井茶》）他对李侯能“攀缘上下，幽隐穷绝”而得“石池漫流”的浮槎水，大赞其贤（《浮槎山水记》）。至于《归田录》对腊茶、龙茶、凤茶产地、历史、包装、味道的考述，可谓详明细致、精深入微。得茶之胜，无若欧公。

欧阳修同样痴醉于琴曲，填词歌吟，会意异于凡俗。《渑水燕谈录》载其谪守滁州时，“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有好奇之士沈遵，亦爱滁州山水秀丽，“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后来沈遵会欧公于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遗遵”。但遗憾的是，当时所歌之词无传。30多年后，欧阳修去世，弟子苏轼补其阙，慨然叹曰：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天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

欧阳修纵意于山水歌吟，其欢愉忘机的快意，不言而喻。

“醉翁”实非“翁”。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谪守滁州写下《醉翁亭记》，时年39岁。据研究，欧阳修“体弱早衰，少年近视，中年后身患目疾、足疾、消渴等六大顽疾，饱受病痛折磨。”（孙宗英《论欧阳修的衰病书写》，《国学学刊》2018年第4期，P20）所以自视衰老，实乃疾患摧折以致“苍颜白发”。然而，以“翁”自号，以早衰自嘲，显然有自我取乐的意味。格日常之物与山水林泉，以及审视自我的身心时，均抱戏谑嬉玩的态度，醉翁闲暇生活所追求的迷醉与乐趣，展示出一代文宗的逍遥与自得。

“醉翁”之乐

欧阳修将政务与闲暇做出完美区分，他在朝堂上规谏人主、尽忠辅国，以致宋仁宗“独奖其敢言”，并对群臣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宋史·欧阳修传》）即是奉使契丹，亦能因其名重而以非常制礼遇。政务之外，他又能游心于物，流连山水，品茗弈局，举手成诗。治政的儒家人格与闲暇的道家理想，在欧阳修既完美统一，又判然分明。

然而，欧阳修鲜明刚勇的个性，难以确保他在政事中独善其身。史载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宋史·欧阳修传》），天圣间，欧阳修年方十七时，即因不喜四六时文，批评随州试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而遭黜落（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八）。入馆阁时，因范仲淹以言事被贬，欧阳修仗义执言，厉责司谏高若讷而被贬夷陵。欧阳修不满于宋兴以来文臣循默苟且、惧罪畏责的现状，他致尹洙的书简中说：

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闲老婢亦为惊怪。（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

欧阳修是北宋政坛的斗士，他刚肠嫉恶，遇事必争，不平则鸣。庆历党议，吕夷简以朋党陷范仲淹、富弼等人，朝廷下诏戒朋党相讦，众皆缄口，惟欧阳修以《朋党论》上奏力争，因此坐贬滁州。治平间议濮王尊称，举朝反对称亲，欧阳修独执异论，累上章疏，以一人之力战两制、台谏与礼官，力辩尊濮王皇考并立庙京师，竟然招致“私甥”之谤。欧阳修个性如此爱憎分明，又好发议论，无所顾忌，在文臣林立的朝堂，势必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宋朝事实类苑》载：

欧阳永叔在政府时，每有人不中理者，辄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则不然，从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尝峻折之也。（宋·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四）

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同僚中处境的孤立。严苛于人而不自省，进而又自我辩解，大概只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孤立。欧阳修中年早衰至“苍颜白发”，宦途艰难不能不说是其原因之一。

仕宦的孤立与艰难，势必累及日常闲暇的生活。所谓闲暇之乐的醉心于物、潇洒忘机的解脱，只是对欧阳修心理内在的肤浅解读。事实上，欧阳修闲暇取乐，忧患时刻缠绕于心。他逍遥山林时，似乎旷达忘俗，“逍遥林下土，丘垅亦相望。长生既无药，浊酒且盈觞”（《感事》），浊酒也能聊以慰藉；“乘兴便当携酒去，不须旌骑拥车辕”（《西园石榴盛开》），兴至即可携酒山林，完全抛开政治事务。但宋代文臣当国的现状，注定了文士笔下的啸傲林泉、超然物外，只是作秀式的故作姿态。表面的逍遥、短暂的纵情之下，是无时无刻不牵系国事、忧劳政务的心理。欧阳修的作品即可为证，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谪守滁州游琅琊山，沉醉于山光水色之美，“长松得高荫，盘石堪醉眠。止乐听山鸟，携琴写幽泉”，被“朋党”构陷遭贬的失意似乎一时忘却，但转而即是“爱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牵”（《游琅琊山》），政治忧患终究将其拉回到现实。贬滁州时，面对大好春色，他沉醉于黄莺鸣叫，“南窗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晓催天明。黄鹂颜色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然而嘤哑动听的鸟鸣，勾起的却是他对政敌巧舌陷构的憎恨，“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啼鸟》）。他偶尔纵酒解愁，酒醒后忧愁与落寞又浓重袭来，“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个性刚勇，加之位高至于执政，欧阳修能在闲暇中做到彻底游心于物，恐怕并不是容易的事。

《六一居士传》中，欧阳修对自我个性、心理所做的解剖颇为真诚：

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

以劳形与忧心游于五物，人生常不能得以“极乐”。那么，欧阳修所自号的“醉翁”，也就只是戏谑式的自娱，而非真实的自况，无须严肃对待。难怪“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之乐”，是闲暇仍忧政事不得其乐的乐，“醉翁”并不“醉”，乐亦无忘忧。

“救时行道”

在一个文人如鱼得水，仕宦只须因循苟且即可坐收名利的时代，欧阳修与时代的扞格，本身就值得为之矜许。而他力排众议，救时行道，孤身力战政敌的举动，更须史册为之彪炳。嘉祐间（1056—1063），为打倒四六时文，他知礼部贡举时，痛击“太学体”，场屋之习，于是改变；仁宗晚期，为宋室享国长久，他早立建储嗣之议；英宗时，两宫构隙，他力谏修好。此外，他曾连章上书，觝排佛老。治平间舌战群臣，力尊濮王。欧阳修一生所做所为，皆为国而计。他的人格操守，践行了维持纲纪，尽忠于国的士君子美德。欧阳修自谓：“号弓但洒孤臣血，忧国空余两鬓霜”（《感事》），诚哉斯言。

元祐六年（1091），欧阳修去世20年之后，苏轼撰其文集序作盖棺定论：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修对于宋代士风的振起、文风的改变，以及儒道的恢复，居功至伟。苏轼的高度评价，突出了其“救时行道”“犯颜纳说”的人臣之“忠”，并将其一生功绩与天之伟力并提。就欧阳修一生的德行事功而言，苏轼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但这只是朝堂和文坛的欧阳修，我们今天讨论欧阳修则不能仅止于此，还需关注他的闲暇之趣。这不仅因为闲暇之际仍心忧国事，心怀天下而故作逍遥，才是更真实的欧阳修，也因为闲暇之趣彰显了人性与人文之美，是德行事功的必要补充，是丰盈饱满的人生体验不可缺少的锦上之花。

（作者系文学博士，滨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