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银川赋》会有那么多波折

我没想到，一篇《银川赋》会经历那么多的波折，背后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延续时间会有这么久。

2008年1月28日，光明日报配图刊登了李增林教授与我合写的《银川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被许多媒体转载，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宁夏著名诗人韩长征看到《银川赋》后，当即赋诗一首并亲自送到我的手上，我看这首诗写得很好，就转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2月21日，这首《喜读〈银川赋〉》与《曲阜赋》在同一个版面上刊登出来。诗云：

百城吟颂相期久，

终盼华章唱银川。

览尽汉唐西夏月，

来游塞上艳阳天。

湖城广厦织锦绣，

阔道雄风振远帆。

彩凤来仪歌美赋，

稻香肥鲤胜江南。

显然，这是仔细阅读了《银川赋》的产物。

许多人也不会想到，这篇《银川赋》差一点就“流产”了，而知道它曾有过三个“版本”的人则更少。

组稿变写稿

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苟天林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后，报社进一步突出了光明日报的文化特色，相继推出了《光明讲坛》《走进大家》《国学》《母校礼赞》等许多“文化味”很浓的专刊、周刊，其中2007年推出的《百城赋》，更是引起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文化名城和文艺界知名名家都跃跃欲试，希望在这个栏目里一展身手，报社也要求各地记者站主动联系当地宣传部门和文化名人组稿，但最初并没有明确本报记者不能写稿。很快，《西安赋》《武汉赋》等有本报记者联名的城市赋，就与读者见面了。银川虽然地处大西北，但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当然不能游离其外，我自感有责任促成其事。为此，我及时向时任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尤艳茹通报了这个情况，请她邀请本地文化名人写《银川赋》。尤艳茹说：“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何必要另外请人写呢，庄老师，您就自己写吧！”这个回答令我感到意外：“我写？我可从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啊。再说，我只是个普通记者，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虽然尤艳茹部长一再鼓励我，但我只答应先试一试，并一再强调这并不表明我已经作出了承诺。如果试过之后感觉不行，到时候还得另找他人。说“试一试”容易，真正写起来可就不容易了。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基础，而且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力，还要能轻松地用文言文写作，而更为重要的，是搜集、整理、筛选素材，既要敏锐地发现所在地区的特点和“亮点”、充分反映其独有的东西，又不能主次不分、堆砌材料、杂乱无章。而对于《银川赋》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没有人向我提出要求，哪些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哪些是不能遗漏的，哪些是要重点表现的，都要自己掌握，并没有人为我“指点迷津”，所有这些，不仅需要自己作出准确判断，而且要拿捏有度。每个提法，都要有依据；每个判断，都要经得起推敲，因为它不仅要经得起相关领导的审查，而且要经得起广大读者的检验，所以，这比写一篇通讯或散文，可要复杂得多，费劲得多。

在冥思苦想、字斟句酌了两个月之后，我于2007年4月15日完成了《银川赋》的第一稿，我在开头写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久徘徊：分出细流润田野，婉转温柔留关爱！君不见，贺兰骏马地下生，海洋消退冰川融：展翼分身做屏障，呵护绿洲献真情。

我力图用这短短几句勾勒银川以贺兰山为父、以黄河为母的地理优势，以求先声夺人。

我将初稿发给尤艳茹部长。尤部长看后又打印出来，送给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崔波（现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没想到，崔书记对此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批示中说他读了以后“很感动”。

银川市这边通过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信心十足地将稿件传到了北京。

二人合作，二稿“出笼”

几天后，《百城赋》的责任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基本肯定了我这一稿《银川赋》，但又说出了一个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按报社的策划方案，《百城赋》是邀请当地文化名人来写，记者站只负责组稿、不负责审稿，本报记者也不署名，以前本报记者与人联合署名的情况，也不能再出现。不过，考虑到我已提交了稿件且稿件基础不错，编辑部决定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找一位当地文化名人合写，《银川赋》将成为最后一篇有本报记者署名的《百城赋》。

那么，与谁合作呢？我在大脑里搜索一番，很快就“锁定”了曾经担任过宁夏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首任院长、宁夏政协副主席、古典文学基础雄厚、在宁夏也颇负盛名的李增林教授，因为他完全符合“当地文化名人”的定位。在电话中，我说明了情况，老先生十分高兴，一口应允。随后，我便按他的要求，把《银川赋》的第一稿和之后的改稿以及手头的所有资料都亲自送到了他家。2007年9月，李增林教授信心满满地拿出了第二稿。看到他的“银川赋”第二稿，我有点意外，因为他这一稿几乎是“另起炉灶”，抛开了我原来的架构。虽然用了我提供的许多“泥土”和“砖块”，但他又补充了一些新材料，行文风格也与我的第一稿大相径庭。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极为认真的，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对这样一位写了几十年格律诗、文学功底深厚的老诗人，我是十分尊重的，再说，此稿是以他为主，我就不想，也不能再改动了。

另起炉灶，“逼”出三稿

在我看来，写这个东西，对李增林教授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对他充满信任，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未与他有过多的交流。出乎意料，编辑部竟然对以他为主的这一稿很不认可。责任编辑专门打来电话，提出修改意见。这让我有些为难：怎样把这个情况告诉李增林教授？如果李教授提出异议，又该怎样操作？最终，我还是原原本本地把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转告了李先生。我知道，这对满腹经纶，又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的老教授来说，不啻当头浇下一瓢凉水，所以，我是掂量好了用语才开口的。尽管我的语气很缓和、通报的信息也有保留，但还是惹恼了老先生。他很生气，以断然的口气说：这个事，我再不参与了！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弄什么样都与我无关！我委婉地做了解释，希望他能继续参与合作，与我一起按编辑部的要求修改，但无论我怎么说都无济于事。当然，他不可能知道，报社领导是把《百城赋》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的，对每一篇都三审五审、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反复修改、不断完善也不是个别现象。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吗？难道能让前面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吗？难道能让宁夏首府银川游离于《百城赋》之外、留下令人难堪的空白吗？如果就这样前功尽弃了，我觉得无法向报社交代，也无法向银川市领导解释。但是，如果另外再找其他合作者，我又很茫然。

好为难啊。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独立自主，不靠任何人，也不求任何人：自己动笔再写一稿，走一步，看一步！

主意一定，我就拿出我的第一稿，以此为蓝本进行反复揣摩。为此，我昼思夜想，寝食难安，但一连多日也没有理出头绪。终于有一天，灵感“从天而降”：何不借鉴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写法，以虚构人物对话的形式来推进故事、铺展全篇？这个灵感，竟然让我激动不已。很快，我就虚构了江南娇、西夏叟、无是君（意为“没有这个人”）三个人物，以南方美女江南娇“乘云御风”赴大西北探奇，遇到西夏叟、无是君，并由此二人介绍银川的今昔，进而达到宣传银川的目的。

这个创意，完全是我的“灵感”“乍现”，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启发，也未与李增林教授沟通、商议，因为他已经明确表态不再参与了。

有了清晰的思路，写起来就顺手了，我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稿。

此稿与前两稿有所不同，因为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

丁亥之秋，有名江南娇者，乘云御风，自江南北行，做探奇之旅。渐行渐远，景物凄惶，思绪无缰。晴空鸟瞰，丘壑如肠，绿意稀缺，一片昏黄。正昏昏欲睡之时，忽见大块绿洲，似珍珠闪光。

于是：

江南娇好奇之心复萌，探奇之心顿生，乃翩然徐降。但见湖泊相连，沟渠纵横，沃野无疆，稻浪翻滚，鱼虾戏水，硕果盈枝，竟不知身在何处，顿生疑虑：“此景只我家乡有，此地如何似故乡？”

这就引出了西夏叟、无是君二人的“释疑解惑”：

西夏叟弃棋子于案，起身作答：“人说西部都缺水，独我银川水连天。湖湖相连水抱城，串串珍珠如线穿。景观水道船行稳，鱼鳖虾蟹畅游欢。湖美鱼肥夺人目，垂叟钓童频甩竿。麦浪吟出和谐曲，稻香飘出丰收年。黄河滋养乳汁甜，塞上湖城不虚传。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焉有此景观？？”

无是君接言：“农田成档，林木成网，绘就巨绒毡；沟渠如丝，阡陌似线，织出大棋盘。旱奈我何？涝有何难？灌排通畅保无虞，得天独厚数银川！”

最后，引出“江南娇陶醉其中，心向往之：‘可得久居乎？’”，从不了解银川到要长留银川，江南娇的转变，折射出银川的魅力，全篇至此也就可以“收束”了。

这一稿，我写起来一气呵成，颇有点不吐不快、酣畅淋漓的感觉。

历经坎坷，终成“正果”

2007年11月28日，《银川赋》的第三稿脱稿了，但它是否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我心里没底，因为有前两稿的教训，我甚至有某种莫名的担忧。在发给报社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与谁合作？跟谁联名？按编辑部要求，本报记者不能独自署名，必须与人合作，《银川赋》让我挂名，已经是格外关照了。那么，应该找谁来联名呢？我又想到了李增林教授，虽然他说不再参与了，但他此前毕竟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我觉得不但不能绕开他，而且还要请他把把关，如果他能锦上添花那就更好了。于是，在征求了他的意见后，我把《银川赋》的第三稿打印出来，专程送到他家，请他审定。

李教授没有拒绝，也没有耽搁，很快就把草稿退还给了我。他只改动了几个字，既没有补充新的内容，也没有删除一句，更没有写任何评语。很显然，有了第二稿的波折，他兴致锐减，不想为此再耗费精力和时间了，也许，对我这一稿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我对李教授的“微调”“照单全收”，也未做新的修改，就在2007年12月初直接传回编辑部。为了突出李教授的身份和成就，我特意在文末的“作者简介”栏里多写了几句：

李增林教授，著名学者，长期教授先秦两汉文学。193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宁夏文学学会会长。曾任宁夏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长、民盟宁夏区委主委、民盟中央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有多部专著出版。（显然，我的介绍太多了，所以，见报时编辑删去了“曾任”以后的内容。）

自然，我把李教授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在发回北京之前，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扰银川市领导：既然基本内容变化不大，也没有“出格”的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请他们过目了。

没想到，这一稿竟顺利地通过了。事后，有人评论说，《银川赋》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角度新、写法活，令人耳目一新。在《百城赋》中，如果这个城市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个地方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城“美哉”“壮哉”，彼城也“美哉”“壮哉”，岂不是“百城一面”、缺乏个性？

2008年1月28日，《银川赋》与一幅国画、一幅彩照一起，以半个版的篇幅同时见报，我如释重负。从动笔写《银川赋》第一稿，到第三稿《银川赋》见报，历时十个多月时间。其间，我耗费的精力、经受的煎熬，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银川赋》末尾在“西夏叟抚掌大笑：‘……尊客欲长留于此，不亦宜乎？’”之后，原稿曾有“西夏叟笑言；‘如欲在此寻觅佳偶，老叟愿作伐。’江南娇赧然，笑而不语。”之句，之所以这样写，是想加点幽默、留点悬念，结果，这个“尾巴”被编辑部“毫不留情地”挥刀砍下，我虽有遗憾也只能“徒唤奈何”。当然，砍掉自有砍掉的道理，我只是一时未能理解而已。

一次耕耘，三个收获

《银川赋》见报之后，不仅被《宁夏日报》《银川晚报》《华兴时报》《夏风》等报刊及多个网站转载，被收入《百城赋》（下册）之中，《银川地名故事》一书还把它放在了 “突出位置”，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将它评为好稿。

《银川赋》的第三稿见报了，我又“贪心不足”，因为我不想让它的第一稿“胎死腹中”。在“敝帚自珍”心理的驱使下，我以《银川之歌》为名寄了出去，结果受到了文学月刊《朔方》的“垂青”。没想到，这篇“重见天日”的东西，还在几年才进行一次的文学评选中，获得了“宁夏文学艺术奖”二等奖。对我来说，获得新闻作品奖几乎是“家常便饭”，而获得文学作品奖还真不多，所以很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