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杂志》不得不更名为《新青年》说起

又是一年春好处，正值纪念“五四”时。倘说180多年间近代史诸多大事件中，有哪些话题性极强且经久不衰，“五四”绝对在列。这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乃至文明进程上都具有无可替代、举足轻重的意义。

“五四”犹如一个万花筒，给予了研究者层出不穷的考察视角，彼时新兴的报刊即是一例。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其论著《帝国与传播》中认为，“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信息的传播与分享，公众的动员与联合，无疑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降至1915年前后，报刊作为日常的传播媒介，其作用日趋明显。若回归“五四”的历史现场，顿觉当时的情形是报刊与运动息息相关，简直是报刊渲染中的“五四”与“五四”鼓荡下的报刊。

有道是“独木不成林”，《新青年》的崛起，实际与同在沪上推广的《青年进步》刊物有着前后相继且彼此竞争的关系，此种因缘，过往似关注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发于大城市北京、上海，然而不代表全国其他区域不重要。《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曾回忆：“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可见当时“在地化的五四运动”已在全国次第开花，“五四”的全国性规模与影响，由此可见。择取《浙江新潮》月刊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案例，便不难了解彼时全国的澎湃景象。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又催生了一批非常有质量的刊物，副刊也逐渐从边缘崛起为主力军，可从号称“民国四大副刊”的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上海的《觉悟》和《学灯》窥见一斑。

眼下，我们已全然沉浸于新媒体或全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分享、甄别与使用，成为每日的“功课”。反观当年，似乎“五四”的镜鉴价值再度彰显。

——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众所周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因名字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青年》杂志相仿，因而招致青年会的抗议，群益书社和陈独秀才不得不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那么陈独秀何以要选择一个同《青年》杂志如此相似的名字呢？其中当不无模仿借重之意，饶是如此，不管是从销量或是从影响力看，陈独秀主持的这个《青年杂志》都相形见绌，因为当时的《青年》杂志系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机关刊物之一，远多于《青年杂志》1000份的销量，受到更多青年人的欢迎，在上海乃至中国均有较大影响力，因而才会引发陈独秀的依傍之心。实际上，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新青年》也好，他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在青年中产生影响？这跟之前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启蒙教育和打下的读者基础有很大关系。

基督教青年会自19世纪末在上海设立后，逐步扩张，在上海发起举办了各种“文明”活动，以扩大其影响。到了民初，利用共和肇建时机，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更加努力推广各种“文明”事业，且自我标榜为“铸造国民之工厂”，“在养成青年道德学问体格之健全，以平民的教育出以社交的团聚”，希望会众“讲求德育”“智育”和“体育”。加之青年会受到中国行政当局的干涉相对较少，其经费一向比较充足， 故这一时段青年会活动面极广，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主要学校均设有分会。在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南开学校这样的大中学校也皆建有支部，学生按照省籍加入青年会。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学家的沈克非当时（1918）就是清华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广泛招收会员外，青年会全国协会部门设有总务部、市会部（原城市部）、校会部（原学生部）、书报部（原编辑部，下属青年会协会书局）、讲演部、干事养成部、体育部、庶务部等（不同时期名称稍有变化），专门负责有关同社会打交道事宜。诸如开办中小学、寄宿学校、各类培训学校和义务学校、俱乐部、健身房、体操场（运动场）、阅报室、旅社（寄宿舍）、举办运动会与各种赛会、茶话会、勉励会、演说会、夏令会等，为会员提供职业培训、商业技能训练、人生指导、夜校教育、英文教育、交际、运动竞赛场所，帮助会众培养良好生活习惯与正当的谋生方式，驱除类似吸食鸦片、赌博、嫖娼、卖淫、奢靡、迷信等不良陋习，同时青年会还兼办募捐、慈善、救济等活动。这样多管齐下直接针对社会现实需要提供解决方案之后，青年会的影响力迅速变大，“故得受社会之欢迎”。如当时正在上海受雇于犹太富商哈同的王国维即对青年会观感不错，打算将其孩子送入青年会所办学校读书学英文，如其在致好友罗振玉信中所言：“此会现名声甚好。”（王国维：《致罗振玉（1916年2月18、19日）》）时为《时报》记者的戈公振也说青年会：“此等机关，大要宗旨，正收效速，故社会莫不信从。吾甚愿类似此种机关，布散于全国，则于淘汰人心、培植人才，必大有裨益也。”（戈公振：《青年会》，《时报》1917年1月14日。）

其中，该会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尤具有诱惑力。像吴虞同设在成都科甲巷的成都青年会即有不少交往，还曾向该会捐送过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三册。再如丁福保则声言自己早在清末即在上海加入青年会，十年以来，从会中获益良多。无怪乎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众多参与的学生均为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而上海的五四运动及之后的学潮和“三罢”运动的顺利展开，均跟青年会的参与和影响有密切关系。

如舒新城所言：

青年会虽亦为传教机关，但用社会教育的方法为传教之工具，故与各方面之联络较多，而社会活动的范围亦较大。

位于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办有两个机关刊物——一个是《青年》月刊、一个是《进步》月刊，两刊均饶有名气，发行量广，影响很大。较之于《青年》，后出的“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的《进步》杂志则比较稳定。如根据主编范皕诲在《发刊辞》中的说法，1912年创刊的《进步》杂志共出版64期，“每回出版或四五千册，或二三千册，约其总数，在二十万册以上”。像旧官僚恽毓鼎即曾订购有《进步》杂志及《东方杂志》，“一岁所费不过五元，而月得各一册阅之，大可知所未知，以解劳闷”。远在成都的吴虞也托人代订《进步》杂志，后更不断投稿该杂志，并与其主编范皕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文字交往关系。

1917年3月，《青年》《进步》这两个杂志被合并为《青年进步》月刊，继续由原《进步》主编范皕诲担任主编。在《青年进步·发刊辞》中，范皕诲历数集会结社在中国出现的背景和意义，认为它是对抗专制皇权、维护人民自由的重要工具，对于共和民国尤其具有意义：

诚以有会、社，则民意发扬、民力凝壹、民德高尚，是为共和国之所祈求，宜为专制君王所绝端反对者也。会、社之兴衰，为一国兴衰之根源。

而青年会立会的宗旨在于“造就青年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青年进步》杂志则“用为全国青年会之机关，负有提倡、启导之两责任焉”，杂志内容分为“十门”类，包括“德育门”“智育门”“体育门”“社会服务门”“会务门”“经课门”“通讯门”“记载门”“杂俎门”“附录门”，其中不仅包含有宣传基督教的内容（“经课门”），更多则是涉及道德、伦理、哲学、政治、科学、实业、卫生、游戏、改良风俗、交际、慈善等，发行宗旨“务求有青年，而无愧进步”。在该刊第1期中，北洋政府要员如黎元洪、徐谦等皆为该刊撰写了祝词，嘉许其以德、智、体三育并进的办会宗旨，以及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和为中国的“进步”事业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青年会上海总会更是期待作为全国青年会之机关报的《青年进步》发行后，“雄鸡一声天下白。”该杂志正常出版以后，“甚为各界所欢迎，销数逐渐增加，其事业方兴未艾”。当敏感的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张元济发现自家《东方杂志》的吸引力与竞争力不如后来居上的《青年进步》等新思潮刊物后，立即计划将《东方杂志》减价发售，以与之竞争：“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疑缺字，引者注），藉以招徕广告。”（张元济1918年12月25日日记）

为后世所看重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主流论述或“进步论述”，包括民主、科学、道德及其派生论述体育、讲求卫生、推行注音字母、反对缠足与早婚等，在《青年进步》及其前身的刊物包括其他基督教刊物中均常有出现。当然，这些教会刊物关注此类论题的主要意图是藉此传教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力。后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青年中坚，像恽代英、舒新城、余家菊等，皆受到过青年会的极大影响。恽代英不断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帮助青年会教书，并订阅《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等杂志。恽代英还经常给《青年进步》投稿（据笔者简单的统计，包括译文在内，恽代英在《青年进步》上共发表文章14篇），被录用后他觉得这是很大的荣幸，不仅可以拿到稿费和一些免费赠送的杂志、图书券，还有机会参与青年会的活动，与基督教认识接触频繁，后来他还从青年会那里获赠《青年进步》杂志，武昌青年会更是他经常从事活动的场所。另外，恽代英也受到《青年进步》杂志主编范皕诲所提倡文风的影响，打算养成一种介于文白之间直抒胸臆的“文格”，“吾欲造一种介乎雅俗间之文字，不假修饰，专以达意为贵”。（恽代英1917年11月16日日记）

宗教书籍之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出版有大量通俗类新学书籍，自然会影响到不少读者。如舒新城即曾自谓其文字功夫深受基督教徒谢庐隐（即谢洪赉）的《致今世少年书》影响，而谢氏此书系其发表在《青年》月刊上的“几篇通讯”汇集而成，全书包括七篇文章，因基督教青年会认为该书“大有益于方今各少年”，遂于1917年印行，希望该书“能破其迷蒙，烛其幽暗，使涉足于光明之坦道，以之律身，以之向学，以之应世，有胜利而无虞失败”。在舒新城看来谢书，“其中论及的大概为求学处己、待人的诸方面，均系针对青年而发。”舒新城这里表示因为谢的文章：“本流利可读，而他又为教会中人，因而对于他更加崇拜，对于《青年》月刊看得特别仔细，对于基督教也发生好感。后来我一度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也是因他而来。”

除了发行刊物和出版书籍，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会每年夏天还会在庐山定期举办夏令营活动，借以吸引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参加——恽代英和舒新城等人就是一起参加1917年8月份的庐山夏令营时认识的。不愿意加入基督教会的恽代英特意于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参加是次夏令营的感受以及对基督教的评价：

连日聚会颇有受益。彼辈虽宗教徒，终不失为善人，嘉言懿行，颇多可观感者。然谓耶教为惟一之真理，吾固不信，此中人亦不能自圆其说。（恽代英1917年8月25日日记）

稍后，恽代英又在现场的“定志会”上表示：“身心均受夏令会之益，凡非基督徒应互相勉励以胜过基督徒。”1918年夏天，恽代英再度赴庐山参加青年会夏令营时，他对基督教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认识到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值得尊敬：

余等之夸美基督教，无非吾等向善之心，取益之道。实则吾等所夸美者，不过最少数高尚之基督徒，而此等基督徒在此处又特显其高尚之品格耳。

恽代英此处认为只要有真正信仰，非基督教徒的品格、能力也能赶上基督徒，“古来一般忠烈之士”已经做出先例，“苟有实心，非基督徒可为良也。苟无实心，基督徒犹不可为良也”。然而这里让恽代英赞美的“最少数高尚之基督徒”，其示范作用却非常大，不但影响了恽代英，也影响了类似的青年知识分子，如与湖南基督教青年会同样有密切关系的舒新城。

舒新城后来也回忆说及他参加两次青年会的庐山夏令营情况：“对于他们办事的毅力与热忱颇为赞佩”，“无意中对于基督徒及基督教发生一种微妙的好感。第二年夏，因他的多方劝导，卒加入其所属之长老会。我之一度服务教会学校，其渊源在此”。舒新城回忆中讲起他屡次受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美国牧师饶伯师（Roberts）的帮助，自称他之所以入教会学校任职和一度加入基督教会，并曾得到美国教育学者桑戴克等人的英文著述来阅读和翻译，进一步增强从事教育学著述之决心，皆同饶伯师的影响密切相关：“他那种治事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待人的诚恳态度……我对他有种不可言喻的崇敬。”舒新城还因经常参与青年会的活动，不断同会中成员接触，由此提高了英语能力和演讲水平——这对于他以后作为教育家、教育著作译者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

青年会的影响如此之大，自然同其采取的在地化、世俗化扩张战略有关。为此，青年会大力吸收优秀的中国人参与会务管理之中，当时的全国协会先后两任总干事均由华人王正廷（1915-1916年在任，稍后王即去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后长期在政界活动）、余日章（1917-1935年在任）接任，“两君学识宏深，办事干练，其成绩足使青年会之全体中西干事莫不心悦诚服而相与庆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领袖之得人焉”，尤其是余日章在任期间，青年会的事业“大为全国人士所重视也”。像恽代英即把余日章的“造公正之舆论，则小人不致无忌惮”名言，抄写于自己日记本上，作为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