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永州柳州之美遭遇柳宗元的贬谪

“贬谪”这一文化现象，可追溯至《诗经》中的《生民》，诗中的后稷被抛弃于“隘巷”“平林”和“寒冰”，但却三弃而不死。还有《尚书》中舜帝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包括申生、伯奇被流放等。这些弃子逐臣皆因孝亲或忠君而被贬，内心自然充满委屈和愤懑。而屈原的出现，则是中国贬谪文化的重要标志。屈原“九死其尤未悔”的抗争精神和最后投身汨罗的悲剧，赋予了贬谪文化以新的意义。所谓的贬谪文学，主要是被贬之人“在谪居期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开端则是屈原的《离骚》。经历秦汉和魏晋，及至唐、宋两朝，贬谪文学达到了高峰，尤其集中在唐代元和与宋朝元祐两个时代，这固然与当时的重大政治活动紧密相连。其中，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牵涉到众多蜚声文坛的人物，柳宗元即为其一。

柳宗元于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一生“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热衷功名，积极仕进，并发出“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之愿，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但这恰恰是其贬谪生涯的导火索。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新、旧“唐书”对此记载为：“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为永州司马，即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俄尔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仓皇南下之时，接到改贬为永州司马的诏令。

柳宗元笔下的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与李翰林建书》）。当时朝臣皆视之为畏途，不仅地处南荒，且疾疫盛行，文化落后。相似的遭遇，同样的心情，贬谪至此的柳宗元与屈原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于是他直接抒发内心的愤懑。如《吊屈原文》：“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他赞扬屈原穷达不移，服道守义的高尚品格，从中可见他对屈原的认同。表面在哀悼屈原，实际上是在哀悼自己，也是对自己坚守正义的告白。柳宗元还作有《惩咎赋》，也是模拟屈原《离骚》之作。他为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一再申述自己参与革新的初心，乃是因为“处卑污以闵志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予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因亲见当时的政治现状，加之自己传统的儒家功业思想，于是“推变乘时”“谨守而中”“与时偕行”。名为“惩咎”，实则是申诉和辩护，以求自己能重返京城，效力朝廷。文章结尾表达自己的志向：“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可见柳宗元虽遭贬谪，但却承继屈原精神，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章士钊对此有评：“此赋步武《骚经》，声情激越，令人百读不厌。或谓此讼冤，非惩咎，说亦有理。”林纾更认为“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之巨擘” 。无论是“讼冤”抑或是“摹楚声”，根源都在于他根深蒂固的儒家功业思想，也就是积极的入世之心。

而当这种积极的入世之心遭受打击之时，难免有不平之气和愤懑之情。柳宗元在借助屈原表达这种思想的同时，还常常藉他笔下的自然景物来表现，也就是他在对贬谪之地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抒发自己因贬谪所产生的弃逐心态。因此，他笔下的山水，更多地被他解读为自身的遭遇。永州的山川景物，在他的眼中，和自己的身份和心情都极其相似：小石潭“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中的石头形态各异，有的“若牛马之饮于溪”，还有的“若熊羆登于山”，但却是“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由不得不叹息：“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即便“山皆美石”，但“永之人未尝游焉”（《袁家渴记》）；石渠的美景亦是“未始有传焉者”（《石渠记》）；小石城山中“嘉树美箭，益奇而坚”，但由于其地处偏远，也只能“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钴鉧谭西小丘记》中所述山石的形状是“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此中“突怒偃蹇，负土而出”的山石，岂不正是象征柳宗元的不甘屈服，忍辱负重的内心？他少年勤奋积极参与革新运动，希求有所作为，而如今虽然被贬，但他初心不改，入世之心依旧。“突怒”，更是传神地表达出了作者的这一心态，“以贺兹丘之遭，借题感慨，全说在自己身上。”（林云铭《古文析义》）无论是“寂寥无人”的小石潭，还是“连岁不能售”的钴鉧潭，抑或“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的小石城山，他所歌颂、吟咏的对象，都渗透着自己不幸的遭遇，即如茅坤所言：“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这胸中的不平之气，“负土而出”的顽强，无不是他儒家功业思想、入世之心的表现。

柳宗元因贬谪来到南方，借被置于荒远之地的山石表现自己的内心，但不容忽视的是贬谪地的山水之美。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所不到”，在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中给自己带来了慰藉，暂时分散了贬谪生活的愁苦。当他登上西山后，感叹“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山水静默而自由，人处其中，山水便不再是山水，“我”也不再是“我”，山水景物是他心灵上的朋友，是精神的依托和归宿。柳宗元虽然身份是贬官，“有志不获骋”，但贬谪地与京城相异的山水，无疑缓解了他因贬谪所带来的不平之气，内心稍稍得以安慰。于是他的内心仿佛有了短暂的平衡，“乐山水而嗜闲安”，内心呈现出宁静、超脱之态。如《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此时的柳宗元，已经由初来永州的居无定所到安居愚溪。从京城朝官沦为荒远之地“罪臣”，自是人生坎坷，但亦因此有幸见识到南国的佳山秀水。他认为自己以往为仕宦生活所累，现如今来到这景色秀美之地，却反是一件幸事。与农家为邻，周围田园菜畦，闲静安然，恍若山间隐士。清晨田间耕作，犁铧翻动杂草，清露坠于草间，夜晚伴着水击溪石的声音归来。不见往日那些庸俗之辈，眼中所见碧空如洗，“我”啸傲长歌，与天地独往来。可见柳宗元虽被贬南荒，却于南国的山光水色中享有独得之乐。水击溪石，诗人引吭高歌，映衬环境之幽寂。后人对此诗评论颇高，陆瑩在《问花楼诗话》中有言：

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亦有画手所不能到者。先广文尝言……柳子厚《溪居》诗“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田家》诗“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白”此岂画手所能到耶？

清人沈德潜认为柳宗元“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谓其“字句高洁，何尝不澹”，可见后世诗家对其诗歌所呈意境的肯定。今人通过这些诗歌，可以想象柳宗元在贬谪地的山水清音中，暂时安放了他的焦灼之心，愤懑之情似乎有所缓解。

后人将此诗与《雨后寻愚溪》《晓行至愚溪》作为“ 愚溪”系列，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认为柳宗元“因谪居，寻出乐趣来，与《雨后寻愚溪》《晓行至愚溪》二诗，点染情兴欲飞”。试以《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为证：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雨后的愚溪北池，云朵闲散地漂浮在水中，初生的太阳照亮村中的茅屋。高树挺池边，晨风吹落雨。没有俗世的纷扰和喧闹，以“无事之心”看待客体自然，就如王尧衢《唐诗合解笺注》所言：“吾心适然无事，偶值此境，独步无侣，即此便成宾主矣。”如此闲适的心恰逢如此闲适之境，遂如贤主嘉宾一般，宾主相得而浑然无间。这正是诗人本心的体现，即雨后造访愚溪北池所见之景与内心会合，是“心”与“神”的交会，是诗人内心“无念”“无住”的外化。唐汝询《唐诗解》谓其“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之物皆良朋也”。诗人以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来看待自然，心无挂碍，空诸一切，“性道自足”而“境清心空”。是因为放下追逐的功利之心，泯灭是非荣辱，方能达到这种合二为一的境界。这种宾主相得、浑然一体之境，实现了空间的圆融，禅意自生。这种出世之心，仿佛让人忘却了世间所有的不快。

相同的心态、相似的意境在《夏初雨后寻愚溪》亦有表现：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

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难得“雨初霁”，因此“独绕清溪”，用手杖试探荒野泉水的深度，解下腰带围上新生的嫩竹。孤独寂寞本是我的追求，为何还要在这里徘徊呻吟？幸而在这里免去了官场的倾轧，那就引吭高歌来抵御夏日的炎热吧！心中“寂寞”以“啸歌”取而代之，诗之格调也由凝重而变得轻松。

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寂寞的排遣：

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可见，他是在自然的山水中忘怀因贬谪所带来的寂寞之情。苏轼曾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侧面可见山水景致之美，但即便是那些天人合一的美景，都不曾使他忘记自己的本心，根柢处，是他积极的入世思想所使然。柳宗元作为传统的士大夫，他的儒家功业思想从不曾因贬谪而消逝，他一再寻找“量移”之机，以求重回京城，效力朝廷，实现一己之抱负。因此，他眼中的美景，多是在“偶似山林客”“幸此息营营”“予心适无事”中的“偶”“幸”“适”等偶然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这无疑是出世和入世思想的交互融合。而在他内心深处，贬谪生活是寂寞而孤苦的。柳宗元的160多首诗歌中，多次出现了“寂寞”一词：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

（《离殇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翰林寂寞谁为主，鸣凤终须早上天。

（《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

在亡均寂寞，零落问惸鳏。

（《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

只应西涧水，寂寞但垂纶。

（《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更有对故国故人的思念之情：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

（《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

荣贱俱为累，相期在故乡。

（《酬徐二中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

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

（《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殊风纷已萃，乡路悠且广。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即便后来贬为柳州刺史，能有更多的机会为百姓作实事，心境也有所好转，但他依然思念故人、怀念故国，如《登柳州峨山》《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柳州寄京中亲故》《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无不是表现自己流落他乡的孤苦无依之感和对理想人格的坚持，流露出对自己贬谪之境的哀叹。

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走上贬谪之路，最终以壮年之身卒于柳州任上。贬谪给他所带来的是愤怒和不平，因此他自比为屈原，申诉自身的遭遇。借永州“被置于弃地”的山水表达自己不得见用的孤独。但在南国的秀美风景中，他也曾暂时忘却因贬谪所带来的所有不快，内心呈现出安静祥和之态，愤懑和不平之气，孤单寂寞之情，暂时融化在这种超脱之境中，实现了出世和入世思想的融合。柳宗元因贬谪而带来的不平之气，自身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南国的美丽风光，都融汇在他的笔端，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有力助推。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谓柳宗元贬谪南荒后，“横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可见他又直接促进了当地的文学创作。今天的永州、柳州文化建设呈现出的繁盛，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柳宗元，他俨然已经成为当地文化建设的名片。

（作者系文学博士，白城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