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其他经典区别何在

何谓经典？经典的含义有许多讨论，但我以为能够成为经典最起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即指能够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史上最为权威、具有永恒性、普遍性价值、经过长久的历史时间考验并被广泛认可的文献。从这个定义说，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够成为经典的数量其实还是很多的。首先，作为经部文献的《十三经》，当然是经典，史部的二十四史、子部的《老》《庄》《荀》《韩》、集部更多，《文选》、韩文、杜诗、《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等。其实中国古代各朝都产生过一批著名的作家，他们作品中的精品都可视为经典，除上举外，其他如陶渊明、李白、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不可枚数。中国古代经典太多了，这是因为中国历史的悠久，这也符合经典的基本定义：经过长久历史时间的考验。一些如现当代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本经典，恐怕还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定论。

除了这些原典外，一些专业领域中出现的具有权威性、典范性著作，也都是经典，如唐、宋、明、清人经学、小学、史学等方面的著作。依据这个定义，《文选》当然是中国古代经典。那么《文选》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呢？它与其他经典的区别在哪里呢？

《文选》是何种意义上的经典

第一，《文选》是集部经典，并且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这个定义说明了《文选》作为经典的性质和价值。从性质看，第一，这是一部总集；第二，这是一部文学总集；第三，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从价值看，它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总集。还不仅于此，可以说先唐时期诗文总集，《文选》不仅最早，而且还是唯一的一部。

第二，《文选》保存了唐以前经典作品，它的保存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文选》共收录自先秦至南朝梁代130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除了少数有出于如《汉书》一类的文献中以外，大多数都会失传。当然，先秦至南朝时期的作品不止这七百多篇，《广弘明集》卷三引阮孝绪《古今书最》载《七录目录》收录的文籍类有：

《楚辞》部5种5帙27卷、别集部768种858帙6497卷、总集部16种64帙649卷、杂文部273种451帙3587卷。右四部1042种1375帙10755五卷。（《广弘明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P114）

这个数字远远大于《文选》。这是梁人著录当时存在的文集类作品数量，虽比《文选》多，但《文选》所收皆为精华，《七录》则为群书目录，所以，即使这些书能够传下来，也不能称为经典。此外，《七录》所录书，至今大多皆亡佚，愈显得《文选》珍贵。

第三，《文选》收录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汉魏六朝时期诗文赋写作的成就。这些作品都堪称经典，并成为各文体的典范。

第四，《文选》的选录标准符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所以能为历代文人所接受，并成为榜样。

第五，《文选》经过唐初曹宪，尤其是李善的注，形成一门专学“《文选》学”，是清代以前集部中唯一一部以专书立学的文献。《文选》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重要内容之一。李善注也成为注疏的典范。

第六，李善注是《文选》学重要的内容，李善注不仅注例成为典范，其所引书之丰富，帮助后人较为全面了解唐前文献面貌，并成为后人辑佚唐前文献的来源之一。

以上是《文选》作为集部经典与其他经典的重要区别。

为什么要守护《文选》

古代经典往往多经历坎坷，并不是说经典就会一帆风顺。如秦始皇焚书，先秦经典基本燬亡，五经中《诗》因口耳相传而躲过此劫，其他四经则受此浩劫。如《尚书》，幸有一伏生，挖壁藏之，得以传于后世29篇，后人形容《尚书》是不绝如缕。如缕，是多么惊骇的词语！《尚书》如此重要的经典，靠伏生一人之力得以传承，其功如何评价？《文选》遭遇有同《尚书》。《文选》自唐初以来成为专学，滋养了历代中国读书人，成为中国文化经典，宋人称“文选烂，秀才半”，则中国读书人不可不读《文选》。

自曹宪建立《文选》学，便是守护的开始。自唐至清代的古代社会中，《文选》学构成自己专有的内容，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其中历代读书人和学者皆功不可没。清末张之洞约请缪荃孙撰《书目答问》，专列“《文选》学家”一目，学者以研究《文选》名家，是集部中唯一的。

《文选》至上世纪80年代末始进入中国学者研究视野，1988年在长春吉林师范学院召开第一届《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基本每两年召开一次。1995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文选》学会正式成立，从此，当代 《文选》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新局面，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方法上看，当代《文选》学研究与传统《文选》学都有了较大区别，因此有人称当代《文选》学为“新选学”。时至今日，《文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研究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学术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许多高校也都开设了《文选》导读和研究的课程，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普通项目，乃至重大招标项目都有不少以《文选》研究为题。但是，在社会文化上，《文选》仍然没有被多数人所认知，大多数人仍然不知《文选》为何物。因此，对我们来说，弘扬《文选》的经典文化精神，守护这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唯一一部存世的文学经典，是我们的责任。

《文选》的基本面貌

《文选》一书编于南朝梁时，编者是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萧统在太子位上病逝，卒谥昭明，因此《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文选》编纂在梁普通年间（520-537）开始，具体地说，应是普通三年（522）至普通六年（525）之间，编成则是在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之间。编辑的体例是收录先秦至梁已故作家作品，经、史、子不收，但如史书中的赞、论则视为文章而收录。所以《文选》里列有“史论”“史述赞”两类，所收有《汉书》《后汉书》《晋纪》《宋书》等史部的赞、论。

《文选》收录作品的时代自先秦至南朝梁，共八代，后人统计下来，约130多位作家700多篇作品。如前所言，先秦至南朝梁时实际存世的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这说明《文选》虽是总集，但是选本，即萧统说的“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什么是“清英”呢？萧统认为符合“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作品，这是萧统“文”的标准。这个意思就是说，《文选》所收，是当时人们认为优秀的作品。中国自古至今，词人才子，名溢乎缥囊，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不经选择，良莠不分，对读者也是一个负担。正如萧统所说“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所以《文选》的选择之功，确属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文选》所收作品并非单一文体，如诗集、赋集等，而是赋诗文诸体总集。经我们研究，《文选》所收文体共有39种，如赋、诗、七、骚以及各应用文等。这39种文体基本概括了唐前符合“文”标准的种类。应该说，每一种类作品都繁如烟海，从中确定精品，需要选家眼光以及所确定的选录标准能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要求。比如曹植，《文选》收了他25首诗，据《隋志》记载，曹植有集30卷，可见他的作品不少，现在存传的诗歌也有110余首，而《文选》仅录25首，当然，这个数字在建安作家中已经是占首位了。像王粲仅录13首，刘桢仅录10首。至于曹植的赋，《文选》则仅录一首。这说明《文选》选择之严。再如大家熟悉的陶渊明，《文选》仅录其八首诗歌，这当然对陶诗的价值低估了，但是要知道萧统是南朝最早认识陶渊明价值的人之一，以当时对陶渊明的评价，能够收录陶渊明八首作品，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如上所说，《文选》所选的范围从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代，这八代中著名的作家作品基本都收录在内。先秦如屈原、宋玉的作品、子夏《毛诗序》，两汉如贾谊、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魏晋南朝更是不可枚举。我们做过研究，《文选》所选的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符合当时的公论。当然偶有后世认为是妙文的没有收录，如石崇《金谷园诗序》、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没有入选，这大概是萧统的批评标准与后人有异吧。

萧统所编《文选》是30卷，我们今天看到的是60卷，这是因为唐人李善为《文选》作注，内容增加了，所以一卷分为两卷。这是李善注本如此，另有一种五臣注本则仍然保留了30卷原貌。至于萧统当初所编30卷本白文《文选》，则早已不传。不过，在日本有根据唐时传过去的30卷白文本抄录的残卷存在，如九条家本《文选》，现存22卷，但其中第14卷重，故实际保存21卷。也就是说萧统30卷原本，现在还能看到21卷的样貌。

《文选》的版本

《文选》版本可分白文本、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家本、六臣本等几种系统。白文本当然是指没有注释的，前面已说，萧统原本已经不存，但日本存有一些从中国传过去的抄本。此外，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残篇，我们研究萧统原貌，只能根据这些残篇和抄本了。李善注本在清代以来使用很广泛，主要是清代嘉庆十四年江苏布政使胡克家约请顾广圻、彭兆荪校刻的《文选》，目前中华书局影印本即据此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本也是根据的这个版本。李善注在唐初，但上板则到了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景德四年诏印，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始完成。但此书板不久遭火而燬，故至天圣年间再重新校勘印行，具体时间是天圣三年（1025）至天圣七年（1029），其后经过校对，至天圣九年（1031）始进呈宋仁宗。此本现在国家图书馆藏有21卷，另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11卷，称天圣明道本。南宋则有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尤袤刻本，此本国家图书馆有藏，六十卷完帙。胡克家校刻李善注《文选》，就是依据的尤刻本。

五臣注是指唐代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此本甚得玄宗的欣赏，注例与李善不同，重在对文句大意的通释。此书为三十卷，还是能够保留萧统三十卷本原貌。五臣注本的刊刻比李善注本早，在五代时便在后蜀刊刻。现在存世的仅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陈八郎完帙（内有配补），大陆则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一卷杭州刻本。

六家本指将五臣与李善两家注合在一起的刻本，此本以五臣为底本，故注文以五臣居前，李善居后。六家本是最早将五臣和李善合刻的本子，但到底在什么时候、在何地刊刻，中国的文献没有这方面的著录，所以长期以来都语焉不详。我做《文选》版本研究时，通过韩国所刻六家本《文选》所载跋，研究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由秀州州学纂校刊刻，从此六家本所存迷雾就廓清了。六家本现存有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以及韩国刊刻的活字本等。

六臣本指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的注本，这个本子其实是将六家本的五臣、李善顺序颠倒一下而成，但也作了校勘改订，所以一些字词和校语与六家本不同。六臣本主要赣州州学本、建州本。赣州本仅台湾存有50多卷，日本宫内厅藏有全帙。建州本曾经《四部丛刊》影印发行，故影响远大于赣州本。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国家图书馆藏另一建州本线装影印，其质量远超《四部丛刊》本。

《文选》学

《文选》编成后不久就传至北齐，《太平广记》记有北齐高祖高欢组织人读《文选》的事，高欢武定五年（547）去世，说明在这之前《文选》已经传至北朝。萧统公元531年去世，至公元547年仅十六年，而《文选》已经传至北齐，可见流传速度之快，亦可见《文选》在当世已受人瞩目。

《文选》传至隋代，由萧统从子萧该为作《音义》。萧该博学，尤精《汉书》，撰有《汉书音义》，其作《文选音义》，则有树立家学的目的。萧该此书，《隋志》著录为《文选音》三卷，两《唐志》则著录为《文选音义》十卷。萧该注《文选》，实开“选学”先河。但萧该的《文选》学似乎没有流传下来。据《隋书·儒林传》记，萧该在荆州陷落后，与何妥同至长安，后仕隋为国子博士。萧该精《汉书》，着有《汉书音义》和《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据此，可知萧该是在长安时作《文选音义》，而且随他学习的人也还不少。

《文选》形成“学”，是在隋末唐初，创始人是曹宪。曹宪曾经仕隋为秘书学士，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撰有《文选音义》十卷，已失传。《旧唐书·儒林传》说此书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曹宪不仅撰有《文选》研究专著，又带出一批研究《文选》的学生，因此造成了《文选》大大兴盛于当时的景况。曹宪的学生中以李善最为著名，《文选》学的兴盛与李善注和他的教学有关。李善得贺兰敏之推荐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后坐敏之事配流岭外。遇赦还，寓居汴、郑间，以讲《文选》为业。故《文选》大行于世。

《文选》在唐代深受读书人的欢迎，一些大诗人、大作家都曾深入学习过《文选》。近人李审言先生曾撰有《杜诗证选》和《韩文证选》文章，说明杜甫、韩愈的写作都深受《文选》沾溉，这是坚确不移的事实。杜甫有两首诗论到《文选》，一是《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一是《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这两首诗一是让儿子诵读《文选》，一是说熟精《文选》理与写诗之间的关系，都证明杜甫受到《文选》的深刻影响。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非常看重《文选》，《酉阳杂俎》记：“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者，悉焚之，唯留《恨》《别赋》。”可见李白对《文选》所下的功力之深。除了这些大作家外，唐代士子也都把《文选》作为必读书。比如本世纪初发现的许多敦煌写本《文选》，从字体看，有好有劣，亦可见阅读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此外还有一篇《西京赋》，是唐高宗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写，则见《文选》的流传更是深入道俗了。韩愈《李郱墓志》说郱：“年十四，能闇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全唐文》卷五六三）这里以《文选》与经书相提，作为士子必诵之书，已说明唐时的风气。《文选》与经书并论，早在唐玄宗开元时就是如此了，据《旧唐书·吐蕃传上》记，开元十八年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写与之。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所索书以《文选》与经典同请，亦见《文选》在当时所居的地位，并见其书远播异域，影响深远的情形。唐人不仅读、诵、抄写《文选》，还兴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注释风潮。除了上引几家注本外，据《玉海》卷五十四引《集贤注记》说：

开元十九年三月，萧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善旧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嵩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

又刘肃《大唐新语》所记亦相类似。按，开元十九年之前《文选》的注本已有曹宪、公孙罗、许淹、李善及五臣等，但冯光震上疏仍以李善为说辞，说明当时仍以李善注影响最大。而玄宗在吕延祚上《进五臣集注文选表》时，曾加以奖赏，称为好书，为什么还要批准冯光震的改注呢？这或许说明唐人对当时流行的各家注本都不满意，都有自己的注释体例。今见敦煌写本有两种出于李善、五臣之外的注本，一是俄藏标孟01452号，起自束广微《补亡诗》至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一是日本永青文库藏纯注本，起自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至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这两种注本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注释《文选》的一般面貌。

《文选》至宋代，在读书人中造成了更大的影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说：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文选》在宋代大重，因雕板的普及，《文选》的刊刻也大为流行，这对推广《文选》的影响自然更为有力。明清时期是《文选》深入研习的阶段。明人重评点，因此明代出现不少《文选》的评点本，如张凤翼《文选纂注评林》、孙鑛《孙月峰先生评文选》等。清人则以何焯最为知名，海录轩以其评点刊刻行世，号称“海录轩本《文选》”。又有钱陆灿、邵晋涵（二云）、于光华等。清代则是“选学”最为辉煌的时代，《书目答问》专列有清代《文选》家一目。清人如何焯《义门读书记》、余萧客《文选音义》、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王煦《文选李注拾遗》、胡克家《文选考异》、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等，都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显示了清代《文选》研究的重要成就。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