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特殊难处中的张学正

壹

真正做当代文学研究，其实有特殊的难度。难在何处？

难度之一，首先就是资料庞杂。我们研究唐诗，可以不管现代新诗。但研究现代新诗，新时期朦胧诗，却不能完全不了解唐诗，因为朦胧诗诗人很可能借鉴了唐诗。所以，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有句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来解释莎士比亚。任何一位现当代文学家，没有不受到他以前的中国作家的影响的，也很少不受到外国文学作家的影响的，即使像莫言这样几乎专门写中国乡村的作家也自陈，其实也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所以从理论上说，研究任何一位现当代作家，要想研究得比较透，都要对影响这位作家的中外作家有所了解，而这个阅读量有多大，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要研究好当代文学，其阅读量从理论上说是要远远大于研究古代文学的，要研究的问题也是远多于古代文学的。

难度之二，是历史距离不够远，许多事情看不清楚。我们在当下对这七十年的观察，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呢？这些其实都是从根本上困扰研究者的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被奉为“诗圣”的杜甫，当年在唐朝，其实并不大为人推崇，至少远不是现在我们感受到的那么崇高，到了宋代，其价值才逐渐为评论家认识，可这已经是几百年过去了。以原型批评理论名世的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对此有精辟地论述，他在《批评的剖析》第三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向后站”的观点，他说：站在近处观赏一幅画，可以分析笔触和调色，与文学中的新批评的修辞分析大体相同；离开画面一段距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整个构图，可以着重于画面所再现的内容；如果我们在相当远的距离观赏一幅圣母画，“映入我们眼帘的则仅仅是圣母的原型”，“我们越往后站，我们就越能意识到它的组织结构”，“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时常需要从诗歌‘向后站’，以便清楚地看到它的原型组织”（？[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版，P187）。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如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新观点、新理论，我以为，他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比他们的上一辈，即李何林、唐弢、王瑶、何其芳那一代，距离“现代文学三十年”，站得更远了一点。可是，您能让现在研究莫言、李洱、双雪涛的研究者们，站到多远才合适呢？

难度之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太过紧密。几十年来，中国大部分的重要作家都在现实政治中载沉载浮，而我们在一些理论书中，却看到把政治归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所以，要想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个比较通透的研究，那就必须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有所研究，而无法完全回避。

难度之四，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生，被研究的这七十年文学发展，以及这七十年的社会政治历程，也正是研究者所亲历。所以，研究当代文学七十年，其实就是研究者研究自己经历的这七十年，甚至就是以某种方式在反思自己的人生。而自知者智，自胜者强，研究自己是最难的。易卜生曾说：“写作就是坐下来重新审视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者何如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一个与研究对象恰当的关系上，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处理的基础问题。

然而，难度才意味着机会，只有有难度的事情，才能体现出作为者的不凡。张学正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有着深厚学术积累，有着深刻反思意识的学者，他的新著《当代文学经纬》（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出，以下简称《经纬》）则是一部体现着作者史识、史才、史德的著作。《当代文学经纬》从经、纬两方面概括了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文学发展的历程与重要成果。所谓经，即纵的历史发展，所谓纬，即一个时期中横的作家作品论析。其中，对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大繁荣，90年代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拓展，直到众声喧哗、充满希望的新世纪文学，这二十多年的文学，作者也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而作者对孙犁晚年心态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家兼思想家的王蒙的研究，还有对王安忆在性爱文学方面的重要突破的研究，对贾平凹在写乡土与写城市方面特殊贡献的研究等，作者当年发表的大量充满锐见的评论，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与讨论，直到今天看来，也仍是很有价值的。这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使得《经纬》一书的论述更加深入、立体，其史的论述也更加丰富、可信、可感。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当代文学史论著。由此著入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角度，来评论张学正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贰

从1949年至1978年，当代文学学科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创建期。按最新的说法，这一阶段当代文学学科“还处于胚胎的状态”，主要的研究形式是当代文学评论。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一书，主要以作家作品的梳理与评论为主，现在看来大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文学成就与成果的概述与简介。而同年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稿》，实际上也只是对若干部影响较大的作品评论的汇集。对那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仍缺乏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而在我看来，当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真正起点，是否可以从1978年算起，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学正先生从1978年就开始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代学者。1985年，张学正出版《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新时期小说评论集。后来，他参加二十二院校当代文学系列教材编写，先后主编和参与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名作赏析丛书》《当代文坛群星》，在高校中有较大影响。张先生主编的南开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更是出过四版，重印21次，发行16万册，2003年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更是影响深广。张学正本人也在教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有研究论文发表，其中特别是关于孙犁、王蒙、王安忆等几位重要作家的研究，张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较为系统，见解也独到、深刻。比如他指出：

现在，我们面对着的是两个孙犁：一个是40年代写出过《荷花淀》等作品和50年代写出过《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的孙犁，可称作“老孙犁”。“老孙犁”的一些作品作为文学经典将传诸后世。对于这位公认的文学大家的孙犁，历史已给予他充分的评价。另一个是新时期的孙犁，我们称作“新孙犁”，即晚年的孙犁，主要以他的文论与书论，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的地位。孙犁不仅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士，一位创作了大量无愧于历史与人民的作品的作家，一位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园丁，而且是一位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有重要建树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旁涉哲学、史学、美学、新闻学、文献学等领域，有着丰硕著述的学者。像他这样集战士、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学者于一身的人，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使他当之无愧成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大师。

作者与孙犁先生长期有着密切地直接交往，有许多第一手材料，因此，他对孙犁的研究、论述才有许多独到的地方，体现出特别的价值。张先生对孙犁晚年幻灭感的提法，立意和角度，以及论述的深度，都有他人不及之处，很有新意。

对王蒙的研究也是如此。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可以说是相当重要而独特的，其重要性和独特性，一是他的创作时间跨度大，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当下，也就是2021年，绵延持续70年，而且他的作品一问世，就不是那种无关紧要、无关痛痒的，而是有创新的，搔到时代的痒处，抓住现实的痛处的。二是王蒙的特殊身份，使其作品和思想的影响力远超一般作家。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和知识界曾有一场影响广泛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王蒙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角之一，发表了《躲避崇高》《人文精神问题偶感》《沪上思絮录》等文章，表达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反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 当有人说由于实行了商品经济而产生“人文精神危机”和使“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王蒙反驳说：“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因而更具有“人文精神”；“而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实质上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它无视真正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另外，他认为人文精神“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价值标准”，“应该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张学正先生作为王蒙的同辈人，作为最早研究王蒙的研究者之一，深刻认识到王蒙这些论断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他对王蒙是思想家的提法，就曾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对王安忆的研究，张学正是较早地给予学术层面关注，给予正面肯定的，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所以，也只有把王安忆的“四恋”放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特定背景之下考察，方可更深切地了解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特殊的意义。他对王安忆关于现代性爱创作中的特殊贡献，有不同于时人的独到评价。

1997年5月，张学正著《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出版，是作者对新时期第一个20年观察的成果，也是作者二十年积累的一个呈现。这本并不厚的书，其实内涵非常丰富，体现了作者对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思考，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著作。

2002年，由张学正领衔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和百通（香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更是体现张学正先生与众不同的历史意识的一部著作。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从文学争鸣这一特殊角度编写的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该书全面记述从1949年到1999年，50年间中国大陆文坛曾引起争议受到批判的600多部作品争议或批判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作品内容梗概；作品争议或批判的背景；争议或批判的过程；争议或批判各方的代表性论点。所收入的作品涉及文学及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包括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戏剧，戏曲及曲艺，以及电影、电视剧。编写者从大量的报刊书籍中搜集有关资料，并以“纯文摘体”的形式对争鸣或批判的情况进行述介，编写者不加任何主观评价，且注明各种引证资料的原始出处，从而使该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这些史实本身，就可以让后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感受到当年的文学发展的多层次、多方面内容。该书对于从历次文学争鸣、文学批判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文学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此书当年出版后，在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都引起关注。在《文学争鸣档案》中的“前言”中，张学正讲到文学批评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全部文学史实。这是一个做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只有对“全部文学史实”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掌握，才能对某一个作家、某一个文学现象做出恰当的评论。而当代争鸣作品与批判不仅关系到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评价，而且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等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故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代文学经纬》一书的作者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单篇论文发表，总的著述当然远不止于上述几部。我之所以在此概要列举，意在说明，读者现在看到的这部《经纬》，是以作者几十年研究、积累为基础的，其扎实、深厚的学术积累，系统全面地深入研究，完全不是一位只研究了三五年的青年学人的著作可比拟的，这里面饱含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的学术结晶、研究总结和人生智慧，我们不应该等闲视之。而把张学正先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总括起来看，我们也应该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中，给其一个与研究实绩相匹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