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数字文明时代的中国抉择

人类已经全面大踏步地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数字领域的大国竞争趋于激烈。因为中美两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这种竞争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在数字领域的很多方面，中国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对中国来说，下一步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制度优势，在各方面全面赶超美国，引领数字文明。

信息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的美国。当时的美国，个人计算机逐渐普及，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美国政府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下一代互联网”等国家战略计划，通过信息技术革命引领了一波长达十余年的经济繁荣。虽然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人们对信息技术革命的狂热和追捧有所降温，但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被打断，而是沿着其内在发展规律不断演进。最近十多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的兴起，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进程，对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组织形式带来深刻影响。近三年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加速度地拓宽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网上购物、线上教育和远程办公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学习和工作的模式，即使将来疫情过去，也将作为一种新的常态保留下来。俄乌战争爆发，新一代的信息技术除了被直接运用于军事指挥和作战行动，社交媒体也在加速武器化，互联网成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不见硝烟但同样斗争激烈甚至更为激烈的另一大战场，数字化的虚拟空间正式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平台。这一切都加快了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也宣告人类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一个新文明时代—数字文明时代。

数字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出现之后人类社会经历的一项最重大变革，其影响是全方位和深刻的。首先，作为一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科技革命的产物，数字文明已经全面改变经济基础的运行机制。基于互联网的支付、信用体系等新型基础设施已经走向成熟，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并被大规模商用化，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显现出强大的辐射效应，使得许多产业出现颠覆式变革，用户付费模式和消费习惯随之彻底改变。随着移动终端的多样化、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在线教育等行业的极大发展，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已经基本完成，数字经济目前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绝大多数的消费需求。2012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率先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推动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生产领域的全面数字化随之开启。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技术将对各种制造业及农业的生产、流通和融资等环节进行颠覆式改造，极大提升其生产、交易和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化进程通过对消费模式的全面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创造出巨大的新财富，提高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数字文明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具有积极建设性意义的方面，为人类实现更美好的未来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正如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构成了严峻挑战和最终取代农业文明一样，基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之上的数字文明也已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经济方面，掌握了这些新技术的人和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技术的企业家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其他人群的收入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这样的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尤为突出。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影响下，社会中下阶层甚至出现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的情况。与此同时，全球财富集中加剧，排名世界前十的首富们的财富在疫情发生后的两年内翻倍，从7000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而这十位首富中有七位就来自数字经济领域。这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下，手机和社交媒体取代了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高度个性化和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使不同人群之间出现信息鸿沟，加剧了个人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极化，各种阴谋论以及极端化思想和情绪得到传播和放大，认同政治崛起使社会共识的建立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在数字化进程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各种不和谐、不适应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摧毁过去两百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繁荣与稳定的前提是社会需要由一个庞大和健康的中产阶级群体来组成它的主体。然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摈弃凯恩斯主义、拥抱新自由主义，从那时开始其中产阶级群体逐渐受到挤压，绝对和相对数量都开始下降，而过去二十年发生信息技术革命则加速了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衰落。这种中产阶级衰落和贫富悬殊加剧导致的失衡是西方国家在数字文明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

经验地看，技术是中性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也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果使用不当或者社会政治制度改革不能与时俱进、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和经济基础的结构性改变，科技革命还可能带来诸多负面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结果。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工业文明的建立都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充满了动荡与苦难的过程。尽管数字革命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数字技术不会终结。这表明，数字文明的建立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为人类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带来希望，但这种更美好的人类社会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自动变为现实。数字文明的良性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被动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制度的引导和配合，需要我们积极地为之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让社会的每个群体都能享受到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不是任由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不受制度的约束与监督而变得一家独大、尾大不掉。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对社会做全局性的动员和协调的机制，系希望于任何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来承担这种责任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局部的。政府在这方面责无旁贷，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党常常把“人民”挂在嘴边，作为其宣示性表述，但人民绝不是它们的政策清单的首选项。在西方政党政治体系下，资本利益和本党利益永远高于民众利益。民粹主义政党真正代表的也不是人民，而只是想通过裹挟和绑架大众意志来攫取政治利益。与西方政党政治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是对全社会负责的协调者和动员者，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进程既鼓励又管控，为的是维护包括普通老百姓、企业家和各行业精英在内的广义的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具有制度优势。这种制度绝不是西方媒体所谓的“数字权威主义”，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民利益至上的全过程开放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全过程开放民主的制度下，政府运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并进行信息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过去两年多以来的疫情防控实践中就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没有受到大的阻力，反而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人民相信政府、愿意配合，就是因为民众理解各级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和努力是为了捍卫人民的生命权这一基本人权。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迄今取得的成功，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数字文明时代得到彰显的一个例子。

需要明确的是，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具有的制度优势并非无本之木，也不是“舶来品”，而是有其深厚文化底蕴，是数千年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沉淀的产物。在数字文明时代构建更美好的未来，在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当中，至少有四个方面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第一，处理好“体”和“用”的关系。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为人民谋福利是“体”，其他的任何技术和发明都属于器物的层面，即属于“用”，是要为“体”服务的。因此，我们应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科技。科技的本质是什么？是器物，是工具。其本身不是目的，更不应该被神化，被宗教化或意识形态化，成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论”。我们重视和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为了围绕这个“体”来服务，即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府无论开展什么工作，都应该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目的，这个道理西方人不是不知道，从托马斯·霍布斯到亚当·斯密再到马克思，西方思想家们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是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就是做不到这一点。这是西方之乱的根源，也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文明根基。

第二，处理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不能干预经济，但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管理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像大河大江的治理、救灾、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国家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不仅把经济管理当作政府责任，也把经济发展当作政府的责任。中国至少从汉朝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中间层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一旦国家处于完全主导地位，或者完全是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中国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都能有效应对，这和混合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体制可以称为“制内市场”，市场必须遵守制度规则。而美国则是“场内国家”，政府也要服从市场，服从资本的需要。中国绝不能效仿美国的制度，让资本过于主导社会，这条路过去走不通。在数字文明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发生的当下，如果资本引领政治、引领社会，那么只能加剧社会矛盾，无法支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

第三，处理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关系，中国并非一个契约社会，也没有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契约文化。西方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近代以来积极公民概念的产物，为的是解决西方社会的一种矛盾，即社会发展既不能没有政府，因为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而导致社会崩溃，但又害怕政府变大变强后成为官僚统治阶级而伤害个人权利。因此在西方国家，这种契约关系是显性的，或者成文规定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显性政治契约文化，但却在历史上实现了远非西方所能比拟的长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繁荣与稳定，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核心思想已经为解决这一矛盾找到了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下为公”思想主张，执政者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而是要为民谋福利；同时，在中国文明传统中，人民和政府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政府以民为本，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也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修身为的是治国平天下。1949至1956年，大量海外中国留学生在祖国的召唤下陆续回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阶段的科技和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杰出科学家，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在这一时期陆续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他们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此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这换作是另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只有中国这样两千多年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文化才能对远游异国的中国学子产生如此之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因此，我们应该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它虽然不包含现代科学诞生所需的一些自然哲学思想，但其充沛的人文精神和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到今天的数字文明时代都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植根于中华文明基因的文化动力。

第四，坚持开放与包容的精神。能够做到开放和包容是一个文明成熟、强大和自信的表现。善于吸收利用其他文明的优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禀赋。人类各大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很多具体的差别，但其优秀思想和价值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华文明的兼容并包，就是建立在对这种普遍性的深刻认识之上，所谓有教无类。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佛说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其实就是“宁有种乎”的2.0版本，中国的先贤们一点就通。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成功地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天下大同”的核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吻合的。在数字文明时代，只要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为这个“体”服务的，我们都应该对其保持开放，包容和促进其发展。目前，西方国家具有先进的教育和科研系统，原创性研发能力强，也具有成熟和发达的利于促进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而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相对欠缺的地方，这些是我们需要承认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兼容并包的精神，通过制度性开放与西方保持合作，在这些方面向它们学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的原创性科研能力。

明确了数字文明时代中国的优势是以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作为其强大根基的，我们就更加有理由更为坚定地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是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同时实现工业现代化和信息现代化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文明对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进程是完全适应的。我们的制度优势，可以引导我们在数字文明时代实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达到超乎我们想象的文明程度。

下一步，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构建数字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