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禹锡与江南之间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代著名文学家，有“诗豪”之称，与柳宗元合称“刘柳”，与白居易并称“刘白”。宝历二年（826）冬天，55岁的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北返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逢，写下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诗句。在这“二十三年”里，他先后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市）、连州（今广东连县）、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此后还任职于苏州（今江苏苏州市），虽然前四个贬所被他称为“凄凉地”，但江南的自然山水、历史人文激发了刘禹锡创作的灵感，刘禹锡则以“诗豪”之才摹写出了江南之美。江南与刘禹锡之间，可谓相互成就，相得益彰。

三千三百西江水

刘禹锡笔下的江南，是水乡江南。奔腾壮丽的大江，一泻千里的瀑布，碧丽的深潭，安静的小溪和澄澈的洞庭湖面，都构成了刘禹锡笔下的江南水景。元和元年（806），34岁的刘禹锡初到贬谪地朗州，看到的是“高岸朝霞合，惊湍激箭奔。……春江千里草，暮雨一声猿”（《武陵书怀五十韵》），湍急的水流和春日的大江，这是气势奔腾的朗州水景。元和十年（815）至元和十四年（819）间，40余岁的刘禹锡在连州任刺史，那里有“石坚激清响，叶动承余洒”（《海阳十咏·飞练瀑》）的瀑布，有“潜去不见迹，清音常满听”（《海阳十咏·云英潭》）的深潭，还有“倒影罗文动，微波笑颜起”（《海阳十咏·裴溪》）的小溪。如果说，朗州、连州时期的刘禹锡还有孤寂失落之感，那么，长庆四年（824），由夔州前往和州任刺史的刘禹锡，则多了一份昂扬向上的心境。写于此时的《洞庭湖》曰：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平静无波的湖面，与天上明月遥相呼应，似未磨亮的镜子铺在水面。远远望去，湖中的君山愈加凸显，就如同白银盘中的青螺。又如作于宝历二年（826）秋的《秋江早发》曰：

轻阴迎晓日，霞霁秋江明。

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

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

渚鸿未矫翼，而我已遐征。

因思市朝人，方听晨鸡鸣。

昏昏恋衾枕，安见元气英。

纳爽耳目变，玩奇筋骨轻。

沧洲有奇趣，浩荡吾将行。

清晨的太阳即将冲破薄云，江面如霞光般绚烂，就连眼中的草木，似乎也饱含幽远的思情。见此情景，年过半百的诗人襟怀倍感开阔。万千景象尽收眼底时，诗人不禁高声吟诵，冲淡了淤积心底的激愤之情。诗人为何会早早出发？早到连大雁还未来得及展翅飞翔。原来，在刘禹锡看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使人耳聪目明、筋骨轻松，这是那些整日贪睡的市井之人无法体会的。全诗的结尾，诗人充满自信和希望地说：水边有如此多的奇趣，何不在浩荡的水波中继续远行。刘禹锡于江上所见，既有忙碌的渔夫，也有往来不绝的商旅，如作于朗州的《步出武陵东亭临江寓望》曰：

鹰至感风候，霜余变林麓。

孤帆带日来，寒江转沙曲。

戍摇旗影动，津晚橹声促。

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

秋日时节，层林霜染。远处寒江弯曲，孤帆远逝，近处旗影飘动，橹声催促。当最后一抹彩霞褪去颜色时，月亮在声声渔歌中挂上天空。有风候、有色彩，有远近之别、有物影之分，还有橹声、歌声进入心境。相似的场景还出现在其诸多诗歌中，如《自江陵沿流道中》曰：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

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商人。

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觉胜春。

……？……

“三千三百”取意于“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懊侬歌》），描写距离遥远的同时，也突出了古往今来江陵以及江陵以西长江水路交通的枢纽地位。皓月当空，渔夫伴着歌谣捕捞。天清气朗，来往商人行舟经过，商船可能异常雄伟吧！他在《夜闻商人船中筝》中也说：“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诗人接着将视线落到两岸的寺庙和漫山的红叶。寺庙殿宇层出不穷，在富饶村落屹立；红叶似霞，远胜春日姿色。“三千三百西江水”所承载的，是此处古往今来的地理与人文，自然与社会，历史与当下的交织。

刘禹锡所处的朗州、连州、夔州等地，虽然比较偏僻，但山清水秀。纵横交错、形态万千的江南水，加上青山、红叶、孤帆、旗影、落日、彩霞、歌声、渔夫、商人的点缀，美不胜收。刘禹锡在仰观俯视间，在远眺近睹中，江南美景为刘禹锡诗歌增添了风采，也抚慰了他孤寂的心灵。

巴人能唱本乡歌

《竹枝词》在当时深受巴人喜爱，“武陵夷俚悉歌之”（《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P5129）。 “齐唱田中歌，嘤佇如《竹枝》”（《插田歌》），“荡桨巴童歌《竹枝》”（《洞庭秋月行》），田间劳作的农人，湖上荡桨的童子，皆可唱《竹枝词》。刘禹锡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二），这“本乡歌”即《竹枝词》。他在《别夔州官吏》中说：

巫山暮色常含雨，

峡水秋来不愁人。

唯有《九歌》词数首，

里中留与赛蛮神。

其中的“《九歌》”就是指他在夔州创作的《竹枝词》。

刘禹锡所作《竹枝词》，今存两组11首，不仅有对山水、歌声之美的细致描摹，也写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白帝城头春草生，

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

北人莫上动乡情。

（《竹枝词九首》其一）

江上朱楼新雨晴，

瀼西春水縠文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

人来人去唱歌行。

（《竹枝词九首》其三）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竹枝词二首》其一）

巴人的歌唱富有节奏，饱含深情。歌声响起之际，勾起了北人的浓郁的乡愁；春日的巴蜀，雨后朱楼倒映于一江春水之中，江上桥东桥西的杨柳在春风中摇曳多姿，从桥上来往的行人，都在边唱边行。“杨柳青青”一首，则是对青年男女情歌应答的现场描摹。三首诗分别表现思乡、踏春、爱恋，歌者与听众各有不同，但声韵之美，感染力之强可以想见，不然也不会对刘禹锡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如果说巴人的歌声给刘禹锡带来了情感的滋养，那么，刘禹锡用细腻的笔触让巴人的歌可闻、可见，模拟巴人乡土民歌融诗、乐、舞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创作于夔州的《竹枝词九首序》曰：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刘禹锡刚到夔州时，虽然听不懂人们所唱《竹枝词》的确切含义，但仍然陶醉于《竹枝词》的曲调。《竹枝词》的表演为多人联唱，有短笛伴奏，击鼓为节。“睢”，仰目而视貌。“扬袂睢舞”，指挥动衣袖，恣意而舞。这是一种典型的歌、乐、舞合一的表演，其规则以“曲多”者为优胜。其音调嘹亮，合于“黄钟之羽”，既有中正的黄钟之声，也有慷慨激昂的羽声。结尾部分类似吴歌，虽杂乱不可分，而情思宛转，近于“郑卫”之声。此序乃唐代《竹枝词》表演的简短实录，在歌诗艺术史上非常珍贵。

《竹枝词》如一幅有色有声的江南风情画卷，刘禹锡不仅观看、记录《竹枝词》，还长于演唱《竹枝词》。白居易曾在《忆梦得》诗题下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P604）对刘禹锡的演唱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对于身处“巴山楚水凄凉地”的刘禹锡来说，巴人的《竹枝词》艺术，实在是他发抒精神苦闷、完成自我心理疗愈的良药。

江南春色何处好

“西江水”“本乡歌”给刘禹锡凄凉的贬谪生活带来些许蕴藉，而江南的春色，则给他带来更多的温情，因为江南春色的背后，附着了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共同记忆。刘禹锡大和六年（832）二月刚到苏州时正值春天，登西楼见到白居易当年在此处的题诗，于是“即事以寄”，诗曰：

湖上收宿雨，城中无昼尘。

楼依新柳贵，池带乱苔春。

云水正一望，簿书来绕身。

（《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

诗人眼中所见是远处雨后的湖面和清新的市容，是近处的新柳和乱苔，富含情致。他一定是沉浸于眼前的江南春色无法自拔，不然怎么会因公务缠身无暇领略春景而心生愧疚呢？又如《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曰：

报白君，别来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处好，燕子双飞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桥，夹岸朱楼隔柳条。丫头小儿荡画桨，长袂女郎簪翠翘。郡斋北轩卷罗幕，碧池逶迤绕华阁。池边绿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铺彩霞。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负风光向杯酒。酒酣襞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人口。报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黦石榴裙。

此诗作者自注曰：“白君有妓，近自洛归钱塘。”作于大和六年（832），刘禹锡61岁。这一年二月，他从京城抵达苏州，担任刺史一职。作为白居易《忆旧游》（自注“寄刘苏州”）的唱和之作，此诗以“报白君，别来已度江南春”开篇，引出江南春色的万种风情。与白居易《忆旧游》的“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岩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不同，刘禹锡避开了“吴江”“长洲苑”“齐云楼”“阊门”“皋桥”“虎丘”“娃宫”等苏州地标，一展自己独特的视角。“苏州小桥流水的水城风貌在唐代已经基本形成。城内水网骨架定型，河道水网骨架定型，河道纵横交错，小桥南北相望”。（孙中旺，刘丽《苏州通史（秦汉至隋唐卷）》，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P199），刘禹锡选取“三百七十桥”为立足点，把目光投向“夹岸朱楼”“池边绿竹”等风景，突出了江南小桥流水的地域特色。“丫头小儿”“长袂女郎”“花下舞筵”“吴娃”“越客”呼应白诗歌儿舞女及管弦的同时，也是当时江南歌舞盛行的真实写照。

白居易《与刘苏州书》曰：

梦得阁下：前者枉手札数幅，兼惠答《忆春草》《报白君》以下五六章，发函披文，而后喜可知也。又覆视书中有攘臂痛拳之戏，笑与抃会，甚乐甚乐，谁复知之。（《白居易集》卷五十九，岳麓书社1992年版，P943）

从白居易回信中的“喜可知也”“甚乐甚乐”可以想见，“江南春色”给予了他们怎样的快乐。刘禹锡对江南春色的书写，实际上也是他与白居易等友人共同的情感体验。他们在诗文赠答中，共同完成了“江南春色”从现实景观到文学意象的转化，使江南之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可见 ，江南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地域名称，而是刘禹锡和白居易等友人共同的美好记忆。

刘禹锡《别苏州二首》（其二）曰：

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

“阊门”指苏州城的西门，是经常送别朝廷官员的地方，刘禹锡在离别苏州之际，不禁感慨：往日我经常在此送别人，现在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对苏州的眷恋溢于言表。如果不是江南给予他这么多的温情，怎会有离别之际的恋恋不舍？

浩渺的西江水和巴人的歌声，带走了刘禹锡身处贬谪地的忧伤和苦闷，但并没有完全化解他的孤寂与失落，是江南含情脉脉的春色，给予他温情与蕴藉。刘禹锡在《浪淘沙词九首》（其八）说：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涛万洒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前一句是他对失意人生的反思，后一句则是他走出困境的精气神，虽然历经百般磨难，但终有云开月明的一天。是江南不同的景观和人文，一路陪伴他从青年走向暮年，从愤慨到依恋，可以说刘禹锡不断诠释着江南，江南也逐渐重塑着刘禹锡。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