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印象与精神还乡

著名作家乔叶认为，“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诚如其言，无论是黄梅之于废名、凤凰之于沈从文、呼兰河之于萧红，还是高密之于莫言、延津之于刘震云、商州之于贾平凹，故乡不仅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一生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寄托。作为当今河南文坛的代表性散文家，生于固始、长于固始并深受固始文化影响的胡亚才同样如此。著名作家南丁曾指出，“胡亚才的散文，故乡、家族是重要的题材。故乡的黄花、桃花、月光、大路、山河、树木、寺庙、水塘、街巷、人物、逝去者的祖辈父辈的灵魂，童年少年青春的记忆、母亲的祖母的温馨的爱……从中仿佛能听到游子思乡情绪的小河汩汩流淌。”[南丁：《为另一种写作姿态祝福》，胡亚才《另一种存在·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乡是离开方能拥有之地。因此，尽管胡亚才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固始县石佛镇，但这位深受故乡滋养的作家始终对其深怀眷恋，坚持将文学创作的笔触聚焦于这片故土，悉心描摹故乡风物、追溯家族历史、探寻文化根脉。在此过程中，胡亚才不仅建构了一块独特且专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也完成了自我的精神还乡之旅。

一

毫无疑问，“固始石佛”是胡亚才散文创作出发的起点以及落脚的归宿，这个在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地名，已经成为其情感想象中的故乡与现实地理上的故乡的结合体，更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中发酵情感体验的意象空间。“亚才的固始文化情结是厚重的。固始是泱泱文化大县，是著名文学家蒋湘南、蒋光慈的故乡，仅明清就有94名进士。胡亚才爱家乡，爱这块史河水浇灌的肥沃土地，爱他的出生地，一个颇具江南风情的小镇——石佛店。在他诸多作品里，一批固始文化特征的散文跃入眼帘。既有他对固始文化的骄傲、思考，甚至是反叛，但更多的是一往情深。”[王剑冰：《品读亚才之九得》，胡亚才《春天的角度·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显然，在胡亚才的心中和笔下，始终有着对固始石佛的记忆与亲近。对于这方深藏其童年记忆、成长经历和生命经验的土地，作家的情感是真实而饱满的，他的写作也因植根于这片坚实的土壤而显得深沉而厚重。

纵观胡亚才的散文创作，故乡始终是其着墨最重、寓情最深之处。《春天的角度》《另一种存在》等散文集中的作品大多围绕固始石佛的山川草木、风土民情、人物轶事展开叙述。在作家的笔下，故乡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都凝聚为布满真情的文字，一一铺展开来：盈溢着自然之美的史河与清河、生长在蓼东平原上金黄色的油菜花、吃食丰富的南北两条小街……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都沉积着这方水土里一代代人群的生存经验与生命记忆，亦成为令胡亚才对其魂牵梦绕的情感脐带。从信阳到固始，再由固始追溯至石佛，无法割舍的故乡情结层层跃进，愈加深厚，作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扎于故土，故而情不自禁地在散文集《水的血脉》中对其发出最为深情的告白：“石佛，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家。”[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然而时光荏苒，再度回首时，胡亚才距离记忆中的故乡以及自己的“少年之曾经”，倏忽间已近三十年，昨天的记忆与今天的现实已然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在这样特殊的时间节点，祖母曾经讲述的家族史和故乡人事再次浮现于他的脑海中，胡亚才陡然醒悟：“有很多事物，我们之所以永远都无法看见，不是它们没有呈现，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无意而没有和它们建立起可以看见的关系，进而没有使心灵与之连接与沟通。”[胡亚才：《水的血脉·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基于此，作家强调，对于那些似乎“永远都无法看见”、可能会湮没于时间长河中的人与事，应当争取“文学地看见”，即通过写作与它们建立心灵上的“连接与沟通”；他要“通过文学的看见”，“老老实实地叙说与充满真情地描写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们感觉过的事物在他们头脑里所留下的迹象，而远不仅仅限于我的大脑对经验过的事物识记、保持、再现的过程……从一开始，我写的就是印象而非记忆。”[胡亚才：《水的血脉·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相较于记忆，印象更具主观色彩，也更能定格岁月沧桑和时移物往。胡亚才试图在对家族和故乡一往情深的追忆中，将深沉而又淡远的个人情感注入作品，在朦胧却温暖的片段性经验基础之上建构一个充满记忆与想象、梦与真相交织的艺术世界，在对故土印象的追寻、感悟、寻觅与书写中，从记忆碎片里打捞出不应忘却更无法忘却的人和事，为家族、为故乡也为自己留下一段永恒的文学记录。《出逃南京》将岁月的年轮倒转，追溯家族定居石佛的渊源。大约两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祖父携“举人锦”从南京出逃并一路向西，奔波数日后在石佛这个如江南水乡一般的豫南村镇落脚，从此，这里便成为让整个家族繁衍生息、枝繁叶茂的“应许之地”。在石佛落地生根后，胡氏家族始终传承着求学、求知、求真的家风，很快便成为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并彰显出绵延不息、经久不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79年秋，作家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祖母得知后仍不忘感念太祖父：“老上人啊，你的后人也中榜了。”[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在文章中，与其说作家在讲故事，毋宁说他在开凿一条幽深的时光隧道，将自己传送回生命的来处。

作家还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走年坟”经历。在小年与大年之间的某个幸福而平静的日子里，作家和家人走在苍茫而无垠的雪野中，沐浴着冬日阳光与纯白之雪，一同祭祀祖先，感怀往事。在此过程中，真诚深切的情感不断发酵，思念与感怀亦超越了时间的限度，带来一种奇特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这场无边无际的大雪真是难得，三十三年走年坟的曾经，从未如此美好的际遇”“亲情在怀念中在衔接中漫溢着伸张着，时间已不再是问题，时间被模糊得无影无踪……”[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在胡亚才看来，“走年坟”不仅仅只是一项念祖思源的传统风俗，还是接受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重要形式，而在这简洁而又肃穆的仪式中，更寄托着作家对家族未来的期许：“点滴不聚难为水，涓涓细流汇成河，在石佛镇扎根筑营又从石佛镇再次启程的我的家族应当如水而源远流长……”[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

在《关于祖母的话题》中，胡亚才深切缅怀了“我的祖母”这位睿智的老人。对于作家而言，祖母不仅是家庭的顶梁柱与主心骨，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祖母在世时总是“喋喋不休而饶有兴致地向我讲述着不同时代里的不同的人与事”，作家起初对此并无太多的特别感受，但后来经由博尔赫斯的名言点拨，他才逐渐认识到，“历史，需要文字记录，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与至今保有温度的亲人事物更需要文字、需要文学来记录来承载来书写。”[胡亚才：《水的血脉·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作家坚定地踏上了使命之旅，而祖母在世时的“絮叨”与“诉说”也于此时成为珍贵的文学矿藏：正是这些“絮叨”和“诉说”使那些“尘封在岁月深处”的人与事逐渐变得清晰，让原本难以重返历史现场的作家得以抓住过去与当下交汇的契机，以文学的方式重现复杂、曲折并绵延至今的岁月光影和历史印记。因此，尽管“不厌其烦”地讲述“我的家族史与我家乡石佛镇上回回们的一些事情”的祖母，最终“回到了她所钟情的石佛那个温湿的小镇，回到了那片盈漾着芬芳的油菜花香和清新的稻花香的土地，回到了祖父的身边”，但与她相关的一切必将在无涉时间的静谧与安然中永远与石佛同在……

《两棵柿子树》则围绕关于母亲的深情回忆展开叙述，胡亚才详细回顾了母亲在固始县城家中的院子里精心栽种两棵柿子树的前因后果。从石佛镇搬到固始县城后，石佛老家院落一角的那棵柿子树便成为母亲的牵挂和念想，因而刚到县城就想在城里复栽，但父亲对此并不赞同。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在1983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正午非常慎重地栽下了两棵柿子树。经由母亲的深培厚植，柿子树茁壮成长，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在数年后结下累累硕果。从此，这两棵柿子树每年都以“始终如一的春华秋实”传递如约而至的温馨和幸福。不难理解，在作家的笔下，柿子树已经成为与母爱、亲情以及与母亲的性情品格紧密相关的意象。母亲去世多年后的一个秋冬季节，作家再次回到老家，“一踏进家门便与那高高枝头上红彤彤的柿子不期而遇”，睹物思人，不禁热泪盈眶。文章自始至终都流淌着作者对于母亲的深挚情感，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胡亚才曾说：“我是要把我家族的来龙去脉整理得清晰清楚，我是要把我温软的家乡石佛镇回回亲友们展示呈现一下。”[胡亚才：《水的血脉·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水的血脉》便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家族及故乡所进行的深情回眸，借助那些从“思念的记忆的小河里自然流淌出的清澈的洁净的暖人的”篇章，诸多令人感怀的故土印象得以被“文学地看见”并被永远珍藏，胡亚才也得以通过文学的想象将“石佛”真正安置于内心之中。这是根对土地的眷恋与回归，更是生命对起点的找寻与怀念。

二

需要强调的是，《水的血脉》这部散文集明显具有精神还乡的意味。已经长期在都市定居的胡亚才对故乡始终深怀敬意，他坚信：“寻根问祖，不在祈福于祖先，而在于寻问情感之脉，在于寻问精神之源。”[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所以，胡亚才不仅书写了有关家族至亲的真切情感和生命经验，而且还描摹故乡风俗和勾勒故土人物，对“石佛镇回回亲友们”的精神品格进行了不同层面多角度的表达与思考。

在《老家》中，胡亚才以阔别故乡的游子心态，如数家珍般地对石佛镇的景物、人事展开叙述。作家津津有味地描述故乡的大街、小街与巷道，商贩、食贩与市场，透过浓厚而温暖的日常烟火，老家石佛由模糊走向具体，恍惚之间，他仿佛又置身于老墙旧瓦的巷弄中，得以触摸温软的少年记忆。作为石佛镇乡邻们“叙话”的固定场所，祖父的交易所被反复提起。“叙话”即聊天，只不过是石佛人平时的一项日常消遣，胡亚才却将这一寻常普通的场景写得极有情致。经由作家的笔墨点染，知识渊博的崔医师、深沉寡言的傅老师、收购员老罗、文书张敬斋等石佛人物都一一在“我”的回忆中变得鲜活起来。《乡人轶事》《小镇犟人》则以人物系列的形式描摹石佛的风土民俗和人情世态。胡亚才趣味盎然地勾勒了石佛镇上的回回亲友与乡民邻里姿态各异的群像，在其蕴含隽永的叙述中，那些或活泼、或慈祥、或神秘、或可爱的石佛人跃然纸上，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生命轨迹。这既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和对故土的情感认同，也是对故乡大地和人民生生不息的朴素力量的执着追寻。

在胡亚才笔下的“石佛镇回回亲友们”中，陶姓阿訇这位慈祥和善的智者极为引人注目。太祖父出逃南京来到豫南，苦于无处落脚之时，突然“一阵悦耳的古兰经诵经声从眼前河水环绕、树木参天、粉墙黛瓦的美丽的小镇里传来”——原来他来到了陶姓阿訇的讲学之地。在美丽的石佛小镇中，善良的阿訇真诚地对太祖父说：“留下吧，天下穆民皆兄弟呀。”这句话不仅是阿訇宽慰、挽留太祖父的暖心之语、肺腑之言，更揭示了回回民族能够广结枝蔓、团结昌盛的原因之所在。不仅如此，陶姓阿訇对太祖父还有知遇之恩。在筹建古兰书屋时，慧眼识人的阿訇力劝太祖父贡献才智：“穆圣还有训言，求学是每个男女穆斯林必定的主命……你我也都是正教的信者，应该遵从真主的口唤，多为回回们奔走操劳。你的才学别掖着藏着了，拿出来，用着正时。”[胡亚才：《水的血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自此，石佛胡家深度参与了古兰书屋的建设，并将读书治学的家族传统逐步发扬光大。而在《1929年的那次比武》中，胡亚才以一次比武经历展现人物的气度和境界。机缘巧合之下，途经石佛寺的今空大师与陶姓阿訇于某天不期而遇，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于是定下比武之约，以武会友。在赴约比武前，陶阿訇“为民除害”，教训了两只多次伤人的大黑狗，为随后的比武奠定了“向善”的基调。在今空大师抬手击落灰鸽后，陶阿訇“取其羽，不取其命”，以慈悲为怀的心胸触动了原本一心向武的今空大师。经过三次惺惺相惜而又精彩绝伦的比试较量，今空大师深深为陶阿訇的气度与胸怀所感动，与陶阿訇成为亦敌亦友的莫逆之交。因此，定在古兰书屋的第四次比武，二人在琴箫合鸣声中，化干戈为玉帛，为故事划上终点。是夜，长期旅居石佛寺的今空大师乘月色而去，为石佛留下一段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