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炉香》：现代性焦虑的表达

焦虑，被称为现代人的空心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担心自己被时代所抛弃，努力适应发展迅速的社会，内心渴求与残酷现实碰撞冲突产生的内心焦虑感无法遏制也无法逃避。《第一炉香》中表达的现代性焦虑更代表着一种心灵控制，它支配着人物的言行举止，又进一步增强人物内心的焦虑感，循环往复，好似张爱玲为现代社会谱写的一曲哀歌，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使读者的心灵震颤。

一、现代性焦虑的艺术呈现

正如现代人内心的焦虑感一般都深藏于己，不外露于人一样，张爱玲在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性焦虑也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藏匿于字里行间，并不直接指出，好似草蛇灰线，于不言中见深意。

（一）外部渲染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讲完了。”小说开篇即突破常规小说的“沉浸体验”，采用说书人的口吻，瞬间拉开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距离，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外的“孤零零”之感，视觉上炉香的燃烧步步逼近结尾，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时间上的紧迫感在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焦虑氛围。

从叙述视角来到小说本身，借用人物之眼看到的也是如电影画面一般，阴森恐怖至极。青蛇般的仙人掌，黑夜里影影绰绰发着幽光的大红灯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薇龙初见姑妈时，她面网上的绿宝石蜘蛛，一闪一烁，一亮一暗，所有物象看似美丽魅惑，却最能蛊惑人心，乱人心智。

张爱玲还尤其善于运用眼前的实景来表达抽象的虚情，在环境描写中渗透主人公的情绪，将阴森恐怖的氛围在环境描写中烘托到极致。例如，薇龙看到的姑妈家的图景，“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鲜明的颜色对比，冷暖色调的交杂之下金碧辉煌，可笔锋一转，“皇陵”一词突兀刺目。纵然华美，终究是死亡之地，留守在陵墓的人也自然是被抛弃的“罪人”。葛薇龙对于姑妈家的第一印象也暗示出她之后所要走的是一条埋葬青春，心灵死亡之路。张爱玲将神怪小说中妖魔化、奇异化的环境描写搬至现实小说中，这种出乎意料的混搭式描写，带来了“中式恐怖”的效果。

除了自然环境，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令人窒息。小说通过梁太太的口吻，侧面暗示出乔琪乔的社会边缘位置，一方面暗示他在社会中受挤压，没有话语权，任何人都可以轻视他；另一方面还暗示乔琪乔情感上的空虚，没有亲人的爱护，没有朋友的关心，甚至连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都找不到，这必然导致乔琪乔性格的扭曲。同时，在“姑妈的客厅”中展示的广阔的交际图景更是掺杂了权、名、利、色等多方面的交易，是一整条社会利益链的展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皆立于利益之上，人情冷暖成了最为淡漠，最为空虚的东西，这样危险而冷漠的社会环境让人不禁打了个寒颤。

（二）内心刻画

外在的环境固然是现代人焦虑感的反射之一，但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强调的心灵辩证法，只有将人物的精神伤痛真实再现，才能真正让读者体会到“岛屿”社会中的孤立无援，深切感受到现代人灵魂的存在状态。

在小说中，薇龙的心理活动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当好色贪婪的司徒协借着姑妈的名义赠送给葛薇龙一副名贵的镯子时，薇龙“追想以前司徒协的神色，果然有异……他今天有这一举，显然是已经和梁太太议妥了条件”。薇龙仿佛是一件商品，被姑妈用来随意交换，她独自一人躺在黑暗中，这漫无边际的黑夜是她无路可走的真实写照。薇龙毫无办法，没人能来救她，也没人会来救她，“薇龙一骨碌坐了起来，想道：快把它好好收了起来吧？无论如何，我得想法子还给他，丢了可不是玩的”。这看似是薇龙的自救行为，但实际上薇龙此时已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且薇龙自己也早已离不开这样奢靡华贵的生活。心理描写所反映出的绝境现实，使叙事的节奏始终紧绷，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将人物牢牢困住。最可怕的处境不是无处可逃，而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逃，这种未知的恐惧，希望泯灭的绝望，让人物的焦虑感直击读者。

二、现代性焦虑的根源探寻

如果说小说情节是骨骼架构，那么现代性焦虑情绪就像是隐藏其中的筋脉，盘旋错节，紧贴文本叙述的同时又在叙述过程中时隐时现，使得文本叙述有血有肉，极具张力与魅力，并蕴含着张爱玲对于现代社会焦虑产生根源的探寻。

（一）炽热理想与冰冷现实的差距

葛薇龙和姑妈作为小说中重点表现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有各自的焦虑。她们原本都满怀炽热的理想，但在为之努力的过程中，逐渐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了希望的火焰，连自己的心都开始变得没了血色生机。她们一面奋力追求目标，一面一次又一次眼睁睁看着理想破灭，微薄之力终究抵不过“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磨难，最终迷失了自我，泯灭了希望。

薇龙的焦虑感来源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现实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用的生存手段之间的拉扯撕裂，在不愿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囚牢式的生活中，沉重的煎熬将她拖进无尽的深渊。最初的薇龙投奔姑妈，是为了得到姑妈的资助，这只是生存上的焦虑；可是后来在交际圈中取得的小小成就让她产生了傲气，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能力不受姑妈的约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真情实意的“爱”在“姑妈的客厅”绝不会被允许，她只能像最初那样卑微地、温顺地任由姑妈摆布。故事的最后，即使薇龙已经拥有了乔太太的身份，看似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但她只是在用一副空壳“生存”着。无尽的焦虑感已经把她变成了一个心甘情愿的受辱者，这不是释怀，而是妥协，是在无尽痛苦下的自我安慰。

希腊智者普罗狄科曾讲过一个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象征肉体享乐的卡吉娅与象征灵魂抚慰的阿蕾特让赫拉克勒斯踌躇迟疑，肉体与心灵之间究竟如何选择？姑妈的焦虑正源于此，年轻时爱情的缺失让她的心灵枯萎，恢复了自由之后，以为从此便会获得幸福的甘霖，然而她的焦虑感却比之前还要深重，究其原因，她的心灵已经扭曲变形，内心的情感渴求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她需要爱，需要许多人的爱，但肉体上的满足终究填不满心灵的空洞，就像她脸上因为岁月流逝无法抹去的皱纹一样，她能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忧虑，她希望得到一个人的真心，但只有一个人的爱又会让她感觉更孤独，所以她不断寻找新目标，不断吸引新人，就像一个无根的蒲公英四处漂泊，四处寻找新的寄托，以此来慰藉自己空虚的灵魂。

（二）僭越自我与坚守本位的失衡

人类在内心深处总是有着超越自我、突破限制的愿望，但是，在这种僭越与坚守之中要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否则，脱离原本定位的不安感与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失落感会使人们产生无尽的焦虑情绪。

小说中有不能忽视的一类人——丫鬟，她们是在展示“姑妈的客厅”生活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角色，通过她们的眼睛读者可以窥见姑妈家的生活与交际。她们平时凡事小心翼翼，言行举止皆要揣度主人的心思，可是正如歌德所言，天使和恶魔不过是人的正反面罢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让她们产生了“僭越”的欲望，原本平衡的天平开始摇摆，她们蠢蠢欲动，开始寻找突破阶层的机遇，与乔琪乔那样的“公子哥”私会，与军官攀附。但僭越注定是危险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过程中她们不断被卷入焦虑中，失败，尝试，不断寻找新的机会。

在社会的横截面中，乔琪乔等“混血儿”从出生到死去，一生都要背负着“社会边缘人”的枷锁，他们在自我认知与实际身份之间产生的身份焦虑更加明显，渴求摆脱身份枷锁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

乔琪乔是中葡混血，有一个得不到主流话语承认的身份。任何人对于自我的认知都不希望是一个毫无话语权的边缘人，但是社会中极其强烈的种族意识以及无法选择的阶层划分将乔琪乔置于内在期望与外部评价完全相反的境遇之中。自我看来“不合理”的身份却被社会一致认同，这样颠倒的认知让乔琪乔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换句话说，他找不到“我是谁”的答案，自然从内心滋生出“无根”的漂泊感以及不断被排挤打压的挫败感。正如妹妹吉婕在醉酒后的一段独白，“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短短几字道出了她和乔琪乔等人的焦虑来源。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为“身份”一词下了一个定义，即“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作为社群中的个人，为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会迫不及待地想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失去身份的人在社会中只能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卑微地生存，这种离群的背弃感是无法独自排解的，而在群体生活中又会将这种反差体会加深，这也是乔琪乔自暴自弃的原因之一。

三、现代性焦虑的反思与期待

我国香港在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伴随着战争，动荡的生活环境、外来文化的入侵让人们面临着观念转化时的“阵痛”。在此背景下，张爱玲态度诚恳地记录了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的堕落事迹，反映了当时香港的社会历史，同时可以窥见现代化背景下人们生活状态的相似性。

张爱玲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浸透了悲观意识的。人情淡漠、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让作者无比悲愤，她毫不留情地刻画社会现实，希望通过文字发出自己的呐喊来警醒世人。但不只是批判，张爱玲对于现代社会亦有思考。社会、人生、自我的认知颠覆，这些对于像葛薇龙一样的年轻个体来说是一种现代性启蒙，是不可避免的心智成长过程，代表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物质水平、人类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整体转变。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找准自我定位，守护自我灵魂，避免葛薇龙式的自我毁灭，是这部小说思考的问题。

张爱玲不写大时代，只写“姑妈家的客厅”，一针见血地描绘出现代俗世的焦虑。算计披着交际的外衣，是一种焦虑的反映；利益穿着爱情的华袍，是一种焦虑的转移。《第一炉香》的故事在炉香烧尽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但葛薇龙的人生还很长，就像结尾处乔琪乔嘴上烟丝的火光一样——是一朵橙红色的花。张爱玲在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完全将希望泯灭，像葛薇龙一样的女孩或许真的可以再次等来花开，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湖南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   时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