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浅析

本文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为研究对象，具体论述“接受”思想发展的源头时期、自觉时期以及成熟时期出现的代表性文论思想，归纳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简朴尚用、理性客观、浑然包容的特征，并指出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希望能助推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是西方文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研究应该关注读者，认为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与解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品本身的意义的地位也在与读者解读阐释的比较中有所下降。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伽达默尔等理论家提出了“前理解”“视域融合”等概念，姚斯与伊瑟尔等人提出了“期待视野”“空白”等概念，这些观点的提出丰富了文学理论。

到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美学引入中国，激起了以接受美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这股热潮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中西理论互证、梳理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建构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体系。这三个阶段时间跨度长、研究内容丰富，得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暴露出学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生搬硬套，对中国文论思想阐释不够充分等问题。

在20世纪的研究中，人们达成的共识之一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虽没有明确的“接受美学”的说法，但是与“接受”有关的文论概念零碎地充斥于整个文论史中。近年来，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引人关注，新时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抓住这些丰富的研究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内文论焦虑，所以本文将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进行脉络梳理，并总结其特点，找出其蕴含的现实价值。

二、中国古代文论“接受”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源头时期

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话中的“诗言志”思想可以视为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早期积淀，其含义是作品的内容是作者自身的意志，因而作品无疑应该是“作者的”作品，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只是内与外的关系，而并非主与客的关系。这一观点体现了作者与作品的一致性。同时，从“诗言志”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表述可以看出其重教化的特点，而教化的对象即为读者，这又体现了作品与读者的一致性。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已经认为诗歌作品是可理解的，且具有教化功能，这是源头时期重要的代表性言论。

在读者与作品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古代的文学接受论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文艺批评观主要在于“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以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强调语境对文本意义的绝对作用，奠定了中国阐释学理论的基础。相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更多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其中，“意”与“志”的内涵一直有争议，“意”可理解为读者之意，即东汉赵岐曰：“以己意逆诗人之志。”也可理解为作者之意或作者与作品之意的结合，如果从读者接受出发去理解，“以意逆志”在“接受”思想中抬高了读者的地位，其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阐释学方法论，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核心范畴与基础命题。同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相比，二者都强调读者的地位与作用，不同的是，在接受美学理论中，读者的主体性更强，认为读者不仅参与本文创作，而且也是使本文得以成为作品的必不可少的作者。

与孟子观点相对立的是庄子的观点，庄子朴素自然的审美观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在于注重无人为造作的痕迹，只有自然、率性才是真正的艺术，才能达到“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的美学效果。《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可看出对同一对象，不同主体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庄子·天道》中“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作品的意义不是明确固定的，读者无法完全体会清楚作者要表达的内容，不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会存在差异。庄子思想所认为的理解的多样性与言意矛盾也为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打下了基础。

（二）自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也体现出浓重的自觉特征，其代表为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成体系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在文论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论述的文论思想众多，文学“接受”思想主要见于《知音》篇。此篇中，刘勰的论述焦点在于接受主体，认为如果没有读者阅读，再好的文学作品也将被永远“藏之名山”，这点与接受美学重视读者在作品生成中的地位不谋而合。在此篇中，其主要论述了“知音之难”“知音之方”“知音之乐”三部分内容。在“知音之难”中，刘勰表达了主客体统一的观点，“知音之难”不仅在于“知”的对象“音实难知”，也在于“知”的主体“知实难逢”，原因在于鉴赏主体经常犯“贵古贱今”“崇伪抑人”“信伪迷真”的错误。对于如何解决，刘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认为“知音”是可知的，方法在于“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丰富的审美实践是知音的基础。此外，“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敏锐的审美能力是知音的前提；“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知音的关键。具体而言，要“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深识鉴奥，见‘异’知‘音’”。

总之，与先秦时期相比，魏晋时期的文论“接受”思想有明显的“自觉化”特征，相比西方的接受美学，此时期刘勰等理论家的思想更为具体，可操作性更强。

（三）成熟时期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是古代文论“接受”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人与理论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提出了更加精辟的观点，如司空图的“意境”理论与严羽的“妙悟说”。

司空图在“意境”理论方面的思考很有代表性，其“味外之味，味外之旨”强调接受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要注重体悟作者要表达的言外之意。司空图的思想与老庄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读者应该自己品味与理解，而刘勰更注重从文本入手品读作品的言外之意。《与极浦谈诗书》中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司空图认为意境应该有层次性的划分，虚境与实境相结合，要有含蓄无穷的意境美。在具体操作上，司空图主张“思与境偕”，即情景交融。作者创作的作品要能使读者在情与景的交融中享受，进而产生自己的看法。司空图的“思与境偕”说也为后来的文学接受批评标准奠定了基础。总之，“意境”理论在司空图这里已经很成熟了。

进入宋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为严羽的《沧浪诗话》。严羽的诗学主张主要体现在《沧浪诗话》等著作中，其开创性地将禅宗的思想引入诗学，其中“妙悟”作为佛教领会佛法的词汇融入诗论当中。“悟”本是一个佛教术语，指修行过程中修行者对佛教最高真理的领悟和把握。与前代的接受理论不同的是，严羽“妙悟”说的提出让“接受”思想更加关注读者本身，“妙悟”意味着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解说，不能用逻辑思维来推理论证，只能靠学习者去心领神会。这实质上是在强调诗歌艺术有自己的特点，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心对物的关系上说，它不是理性的知识，而是直感的默契。在接受方式上，“妙悟”理论更加重视读者接受的审美心理状态，与前代的“接受”思想是不同的。

三、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杂糅与分散的特点使学界历时梳理中国古代文论“接受”思想显得十分必要，这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出文论中“接受”思想的发展过程，也便于对其特点进行总结与整理。20世纪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得出中国古代“接受”思想虽然不及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那样片面深刻，但却更为全面和辩证的结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方面，是简朴尚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语境中，中华文明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决定了文论简朴尚用的特征，这种特质也自然渗透到了“接受”思想中。“简朴”指用词简练，意蕴丰富，简洁的词汇蕴含了古人深邃的思想，也为后世人们的研究留下空间。“尚用”指古代文论中对“接受”思想的思考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其一定是为接受者和后世的创作者服务的，后人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才有了“接受”思想的不断完善与文论史的繁荣。

另一方面，是理性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论的方法是分析，是逻辑，是层层解剖；而中国文论的方法是品味，是点悟，是心领神会。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使得中西方文论存在较大差距。西方接受美学认为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中，读者是更高一位的，重点在于读者的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则更加倡导按文本本身的意思去解读，正如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反对在不了解客观社会环境与作者境遇的情况下随意解读。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也提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评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四、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变源于学界对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反思。中国古代文论杂糅分散，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值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部分。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思想的历程进行梳理，以诗论家为焦点进行铺陈，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自己的“接受”思想，这对提高中国文论话语权有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闭门造车不可取，从西方文论中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研究，会使研究更有国际性的视野。文浩在《接受美学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原因》中提及，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理论上的通融性，这说明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在推动我国自身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深化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认识，促进西方文论思想在我国的研究发展。

最后，接受理论的研究对作者创作、作品分析以及读者鉴赏都有深刻的意义。作品的鉴赏过程有读者的参与，那么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就要考虑读者自身的情况，这样才可以创作出更加受欢迎的文学作品。同理，对于读者来讲，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有很多启发性的观点，《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倡导的鉴赏方法“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等，或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都有助于读者提高自身鉴赏水平。

（天水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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