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之语

约瑟夫·弗兰克在其传记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对《地下室手记》的枢纽性作用进行了注解：“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返回彼得堡时期的活动、书信，还有《时代》的论战文章建立了从《穷人》到《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再到《地下室手记》的文学脉络，《白痴》《罪与罚》甚至是《群魔》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从感伤的自然主义到宗教——心理模式的转变。”《地下室手记》作为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其独特的语言样态具有侵略性和异延性，以下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地下室手记》的文本结构、叙事视角、语言模型和可视成果。

一、病例视角·嵌套结构·意识博弈

《地下室手记》采用了地下室主人公（以下简称“地下人”）第一人称的内聚焦限知叙事视角，边缘的地下人承担了叙述人述说的角色，这种视角恰好与受空间限制和经验限制的地下人相匹配，“我已经在那里连续四十年，这些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作为一部哲理小说，地下人无姓无名绝非偶然，他的诞生混乱了读者的评价标准：他不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全权代言人，只是陀氏某些思想侧面的见证者和评价者。地下人的无名和陀氏的有名组成张力结构，陀氏作为创作者处于一种不完全暴露状态，这种蓄意的模糊造成了读解难度，由此，我们可以窥探陀氏的隔离写作行为和剥离态度。可是，陀氏借地下人身份创作的目的何在呢？为了揭开沉忧隐痛？为了以旁观者视角远距离观照，让读者在似与不似之间界定地下人和陀氏的属性？一个寻找人性共通之处的实验？或许兼而有之。

删减后《地下室手记》的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地下室”，是地下人论战性和哲理性的独白；第二部分名为“雨雪霏霏”，叙述者采用倒叙手法追忆了地下人青年时代的几个关键性事件。第一部分“地下室”与第二部分“雨雪霏霏”在内容上是补充重复关系，前者的理念和逻辑与后者的案例和经验相互印证。第一部分的最开头是“作者原注”，其中写道：“手记的作者与手记本身当然都是虚构的……在冠以《地下室》这一片段中，这人将介绍他自己和他的观点……下一个片段才是这人的真正《手记》，记录他生平中的几件事。”这是陀氏设置的叙事嵌套结构，构思精巧，正文和原注之间形成张力，原注是作者全知视角的正常人叙事语调，正文则是地下人限知视角的疯狂语调，如同鲁迅《狂人日记》的结构，这种常人之语和狂人之语的对照结构，应用了日常语言和异端语言、公开语言和隐私语言，常人清醒语言和狂人混乱语言之固有的区别，采用常态存在模式与反常态存在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叙事。如果说小序部分的语言表达受人类习俗与礼仪禁忌的钳制而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境地，那么正文部分的语言表达就是绝对自由的随意倾泻，原注作为“外套”，其理性越强，正文的反抗、拆卸和解构力就越突兀。

陀氏擅长描写不同人格的对立和不同意识的博弈，要么设置人物的善恶对照组，比如伊凡·卡拉马佐夫和阿廖沙；要么将个体的意识进行分裂，比如地下人。地下人的言说介于公开与私密之间，不是一种纯然私语性质的言说，陀氏在文本中设置了假想对话者，如“你们”“诸位”“您”“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正常的人”“你们在笑；你们笑吧”“也许你们又笑了？你们尽管笑吧”“你们一定会向我嚷嚷（假如你们还肯赏光向我嚷嚷的话）”……其中，“您”在语用功能上是针对高位者的称呼，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是潜在成员，整个文本的人称使用也是除了“我”就是“你”。地下人脑海中的“您”指向一个未命名群体，是虚构假定的异己声音。“您”一方面作为凝视者和审判者，令地下人焦虑万分；一方面作为观众，促成地下人完成一场盛大、独特而强势的情绪表演。《地下室手记》包含两种叙事节奏，一种是地下人一秒一变的知觉和意识，另一种是他在外部世界持久被忽略的常态，二者在形式上构成“紧拉慢唱”的双声结构。正因如此，《地下室手记》在知觉整体上形成了以“我”与他者的对峙景观，形成了以异己意识为前提的论争声调，没有具体对象，没有明确客体，只有在地下室意识无尽膨胀的“我”，在内心法庭的审判下、在道德自律的指引下自言自语和自圆其说。陀氏刻意降低地下人的道德位置，使之处于危险境地，是对专断话语的警惕——警惕一种强者语言成为专制的普世真理而被模仿和践行，任何话语一旦具有绝对的道德优势，就会变得相当危险。

二、疯狂的戏剧化叙事者：限定、冒犯与混乱

布斯提出“不可靠叙述者”的概念，认为复杂的叙述者居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陀氏塑造了地下人这样一位近乎癫狂的疯子式叙事者，他是叙事学意义上的戏剧化叙述者，其语言和意识相互凝视、商榷、说服和竞赛，总是在语言规则的限度内有余地地进行斡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语言形态。

第一，加转折词、限定词和修饰性形容词。比如“虽然”“相对而言”，这种言语方式折射出思维方式的特征——一种悬置的、无定论的、随机应变的元思维方式，“我骨子里从来不是胆小鬼，虽然事实上我不断地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但是请诸位不要见笑，我自有说法”，因为对一切都留有解释的余地，于是地下人的狡辩演变为巧言令色的引申言说和放纵的排比联想，表现形态就是层层叠叠的“题外话”和“话赶话”。这种话语的底层逻辑是想以个人言语对社会集体语言逻辑进行艺术模仿和戏拟，因为持续的颅内风暴，地下人反刍式的刻板思维也越发严重：“我每时每刻都在向自己念叨，但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也许莉莎当真会来也说不定’——我当时思前想后，想到后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叠句和副歌。”

第二，使用冒犯性质的极端词和攻击性言词，如“就是”“再也没有”，还称自己为“苍蝇”“无赖”，显示了令人不适的自我暴露和狂欢化风格，将读者移情与阐释的企图拒于千里之外。地下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都是一招毙命的，恨不得堆砌最刻薄狠辣的形容词到自己身上，但说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时，却显得保守且有着略带做作的谦逊。攻击性言词是一种策略，故意使用裸露手法和阻碍形式，通过难以捉摸、难以量化的精确感对读者进行微妙的操纵，通过对负面的、集束的、极致的书写，不断突破读者想象的限度和阈值，将暴力作为方法攻击读者，因此地下人的每句话都包含着突兀的、无法证明、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绝望，如他所言，“我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把你们都不敢实行一半的事发展到极致罢了”。罗兰·巴特在《摔跤世界》中说，“摔跤的目的不是为了争个输赢，而在于以夸张的姿态将动作的意义推至极限”，即试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方式挥霍掉野蛮性、“鬼气”和“毒气”。

第三，胡言乱语与混乱。地下人的思维类似于“普鲁斯特式”的非自主回忆和联想，类似于“波德莱尔式”的通感或联觉，其语言样态则表现为没有时间感的、意识流式的、不断绵延繁衍的疯狂之语，这也是一种陌生化的阻拒表达，语言的编码与解码都相当困难，句子处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是与“气盛言宜”相反的、反理性、反秩序的胡言乱语，甚至到了语言滥用的地步，宛如精神病呓语。陀氏故意展现地下人思维的矛盾，令其话语表达抽象化和隐语化，语言支离破碎，指向被扭曲，表意被模糊，词语间嫁接不足，能指无法清楚表达所指，给读者营造出理解的真空地带。《地下室手记》中的每句话都是地下人不吐不快的由衷之言，也是被世俗所扼制的无稽之谈，陀氏故意制造语言障碍，使用陌生化的言语方式，陈列着失意者表演性质或宣泄性质的言说，是对自动化语言和公众语言的拒绝，这种表述比日常语言更吸人眼球、更撼人心魄。

三、操作语言·超越禁忌·互文世界

陀氏对疯子的语言模式和交往模式的内在逻辑与伴生能量进行模仿，借走疯子语言的同时也借走疯子意识形态中或许存在的癫狂、无理、无序、无逻辑，选择了站在一切对立面的地下人代自己立言，用最疯的句子表达最直接的功利性，因此陀氏是隐藏在“不可靠叙事者”背后的投机性作家，他找到一种狂人言说，通过叙事摹仿来传达自己的理念，又从言说中建构出一个不合常理的、会被判刑的、独立于常规可实证的惯性现实领域之外的、黑洞般的漩涡世界。读者淹没在地下人“狂说”“乱说”的质密且激情的语言流中，站立在可解释与不可解释、看得清和看不清之间，由此，“说”本身上升为方法、上升为超越禁忌的长矛。

陀氏的叙事学试错实践一直在进行，从《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群魔》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地下人、拉斯科尔尼可夫、斯塔罗夫金到伊凡，这些具有同源性的人物的身世、境遇和行为之间不断传承、差异与重复，形成一条不断延伸的人物链条。陀氏绘制了不愿受理性拘束的人物精神谱系，在叙事设计上，他们彼此互文，相互参照、补充、对话、交锋，他们从地下人的无名过渡到有名，从单纯的思想行动者过渡到身体行动者，自由选择，不断选择，以身体立法，以生命为武器参与复杂现实，这是陀氏的“小互文”世界。考夫曼认为，《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此外，《地下室手记》结尾说道，“不过，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写到这里还没写完。他忍不住继续秉笔直书。但是我们倒觉得也可以到此打住了”，展示的是未完成的结局，种种迹象表明陀氏不需要或者有意拒绝一种叙事圆满，在“大互文”世界中，地下人诞生了后代——卡夫卡《地洞》中的地洞人……

语言和言语是被禁忌、规矩和条例等驯化过的，所以地下人时而因受到规矩的牵制而犹疑，时而因反叛秩序而亢奋。语言将人从不可言说之物、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陀氏如今再度发挥它的功用，让它变形，让它疯狂，让它在扭曲中寻求诚与真。整个《地下室手记》类似思想动态发展过程的直接记录——恶魔思维记录，像是陀氏把关了很久的“鬼气”放出来了，或许，陀氏设置故意找麻烦的地下人是为了解构关于体面和圆满的神话，通过叙事还原和再现遭遇场景打磨思维、以叙事参与现实，对生命进行先验的、原理性的、总体性的重新构建。这是陀氏反控制的叙事学试错实践，也是他对被理性主宰的世界施以精神疗救的窗口。在理性的极权下，语言与它讴歌的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现在说的话是违心的！因为我自己也像二二得四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根本不是地下室好，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渴望得到而又无论如何得不到的东西更好！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四、结语

陀氏在《手记》结尾写道：“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感到很可耻：由此可见，这已经不是文学，而是改造犯人的刑罚。”鲁迅曾说：“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是鲁迅先生超越文学作品本身的无可奈何之洞见。地下人作为灵魂的犯罪者兼审判者，其存在本身即意义，世界暗流涌动，他展示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线性时间之外跳跃性的一面——非线性、无条理、无逻辑，证明了理性所探触不到的领域的存在。

（天水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高子英（2000—），女，陕西延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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