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白杨

1

许多年前，我站在白杨镇一个陈旧而陌生的临街小院里，慌乱、拘谨，抱着一本《妇产科学》。院子是卫生院的旧址，面临白杨镇中心大街，位于中心的中心，我来是要在这里跟着老师学《妇产科学》书本以外的东西，接生、流产，和那些乡间妇女无比常见的妇科病。

人们把坐落在镇子西南人多有楼的大院郑重其事地叫“卫生院”，把这里叫“街上”。“街上”是卫生院旧址，因为这地段太珍惜不舍得放弃，留作一个门诊部。

院子面北，大门是木门，只在晚上关门。走过铺着旧砖的过道，左右都是每家每户人做生意的门面，一样陈旧。在这个口小腹大的旧院子里，五间正屋，东两间相通是用来输液、接生的病房，中间是张医生的门诊，西隔壁是我们的妇产科，最西一间用来给张医生偶尔中午不回家的时候午休，他的家在镇子南边的一个村子。

这里有五个人，我的老师王医生，看全科的张医生，东厦房里拍片子的英武，西厦房里抓药的兴武和他收款兼护士的老婆。——这些都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

老师是一个微胖的老太太，头发花白，是镇上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妇产科医生之一。我亦步亦趋跟着她，团棉球、压水、冲洗器械，打了包等着消毒。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每一天就那么一点点事，时间漫长，除了看书，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所有的医学教材里，我喜欢《内科学》和《传染病学》，讨厌《解剖学》，怕《生理学》。漫长的寂寞让我明白，这是啃硬骨头最佳的时机，从最是枯燥难懂的《生理学》开始。

妇产科的诊室中间用布帘隔着，里面一张窄窄的木质诊断床，用来听胎心查胎位。另一张铁的手术床用来做流产和妇科检查，看起来冰冷陈旧。帘外顶着西墙一张三屉桌，老师对门坐着，我侧坐在她对面，看她问病人的病情。离门太近，我只能侧坐在老师对面，背靠着墙。于是，每一个来看病的人都在我眼中了，一些人也会向这里扫一眼。

房子是瓦顶，木房梁下是界墙，房梁以上互通，彼此听得见说话声。隔壁的病人叫着“张先儿”，在絮絮叨叨讲自己的病痛——“先儿”是对医术高医德好的医生的专用尊称。张医生除了简单必要的几句问话，并不多讲。我有时就想，其实这界墙两边的学生，是可以同时学好内科和妇产科的，前提是，张医生能像我的老师那样，一样一样给病人讲这是什么药，怎么用，治什么。这边安静的时候，听隔壁病人的述说，我会在心里预先给他做个简单的诊断。

张医生是镇子上响当当的内科医生，也给人端脱臼的下巴和错环的胳膊，也手脚麻利地缝伤口。他带着一个男学生，没有病人的时候，师徒两个半天都不说话，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要么两个人都坐在院子里，和拍片子的英武、抓药的兴武一起闲聊。

张医生烟不离手，也不大声说话，像黑漆刷出的眉毛让他有一种威严的气势。往往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张医生向东而坐，右肘支在桌子上，指间永远夹着一支烟，那烟灰长的像要随时落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丝丝缕缕的青烟正从他面前袅袅飘散。我猜他正在思考什么重大的事情，因为除了脸型不像，这完全就是鲁迅先生忧国忧民的样子。

英武姓曾，壮实，脸圆而黑，络腮胡，看起来面目凶恶，我开始有几分怕他，但不久便完全改了这看法。他们聊镇上的一些人和事，从那些只言片语中就听得出，英武对老弱孩童始终有发自内心的关注和同情，对一些不平之事，时不时就有拔刀相助的想法。这让我觉得，如果在这白杨街被人欺负，是可以求助于英武的。

兴武瘦弱爱说笑，他的媳妇也瘦弱伶俐。那个学生，我觉得他就是钱钟书在《围城》里写的赵辛楣的样子，高大魁梧的体格里，装着一个与外形并不相符的心，纯净平和又孩子气。——当然，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每天坐在桌子前啃我的《生理学》，很多时候，一抬头，那学生远远坐在院子里，正看向这里。

刚来的这段时间，我晚上就住在老师家的二楼上。中午一个人坐在诊室里发呆，或者趴在桌子上小寐。有两次听到西隔壁响亮而连续的呼噜声，那是张医生中午没有回家。后来的一天，老师说，这些天张医生晌午回家，你就在他屋里歇一会儿吧。

屋子一桌一床，其他摆设俱无，果然就是个临时歇息点，因为从门到床一条窄窄的踏痕明显的路，其他地方落着薄灰，是无人踩踏的暗淡。后窗小，外面的玻璃因为常年无法擦拭，屋子里昏暗。窗下老八仙桌上铺着的报纸不知道是哪一年的，黄，糟脆，连字迹都迷糊。我站在屋子中间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好。

洒水扫地，擦了床和窗台桌面，换了桌上的报纸。八仙桌下有一坨碗大的废茶叶，想来张医生每一次都是随手将喝剩的残茶向那里一泼，一个坐姿，一个方向，一样力道。

这屋子不乱，也可以说没有可乱的东西。这种长久如一的轨迹，并没有让我觉得邋遢，只觉得它装过无数的刻板寂寞。

后窗外传来猪的哼哼，接着又有人含糊不清的说话声。我知道，院子和庄户人家背对背挤着，鸡犬相闻却无以相通。

我回到隔壁我们的诊室，坐在我的位置上。

打扫过的屋子虽然没有焕然一新，却也有了几分鲜活的人烟气。我没有用，也没有给张医生说。他还是一天天骑自行车回家，脸上还是一如既往沉静，看不出疲累和不悦。过几天钥匙还给张医生，中午再去早了，又能听见呼噜声。

他们在院子里闲聊，兴武媳妇和我老师在说她的孩子，我在离他们三五步的压水井跟前洗手，张医生轻轻说，这闺女真是好啊。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局促得想逃。

2

白杨镇是秦楚古道上的重镇，炎帝时，称伊国，商朝称有莘之野，又名空桑。我那时回家走过的路，前两年发现了大片的陆浑戎古墓群和古城址。白杨镇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洛阳通往江浙的商贸古道，明清时期重兵守戍，便称白杨戍，我们洛南人都叫它白杨树街。据记载，这里清朝时期商贸鼎盛，驼队马帮云集，300年前的山陕会馆还在。抗战时期，河北省许多机关学校迁来这里，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后来的工业大镇。

在这个历史久远，工农兵商文都留着鲜明痕迹的地方，生意人的精明、行伍人的豪爽、庄稼人的温厚、街面人的霸道、大家族的傲慢、混混儿的无赖，都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有力的、喧嚣的繁荣景象。

这里离我家不过二十里路，路窄车少的年月，乡亲们很多人都是来这里赶集，买卖牛羊、买猪仔、拉煤、购置家具。商贸古镇独有的优裕和见识，让白杨人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十里八乡流传着这样的段子：问一个年轻人是哪里人，如果他仰脸侧目回道：“街里，咋？！”——那他真是白杨人。

我没遇见那样说话的人。每天从街上过，我从不与人讲话，认识的这几个人也都平和，我们说话的口气也从客气变成了随意热络。

新住处是老师帮我找的，在卫生院东跨院。下了班，出门向东，一路上走过理发店、鞋店、派出所、服装店，十字路口向南拐是蔡家胡同，路两侧依然是各种店铺。一三五逢集，东西三四里长的街上只能步行，我们的门前更是拥挤不堪。赶集的人趁着来看病，我们也跟着忙起来。

遇见了两次村里的乡亲，他们惊奇又热切地同我打招呼，我心里又热又酸，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

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像落入大海的一片叶子，孤独地漂泊着。这孤独不只是无人亲近、无人诉说，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没有谁能够给我一点勇气和力量。这尽头，仿佛只有一个不能称之为理想的卑微念头：回去，做一个最底层的医生。这微弱的光，像深夜旷野中的一朵不能再小的火苗，微风一过就能吹灭。

3

我学得很快，老师开始把一些事放手交给我，自己在旁边看着。她大部分时间一声不响，偶尔我的手法不是太规范了，她打一下我的手，或者碰碰我胳膊，我赶紧纠正。要还是不对，老师不说话，严厉地瞪我一眼，手把手教。没有多久，接生、门诊小手术老师就可以不动手了，她虽然不说什么，但看得出很高兴。学开药治病，全凭看，自己再琢磨。妇科病无外乎炎症和月经不调之类，也有因为治好了不孕症，抱着孩子来感谢的。说真的，老师的理论知识并不高，但是经验丰富，她的用药，单一而守旧，但很是便宜。她说话直而且哏，却还是有很多人找她看病。

几个月后，我向老师申请，说想去卫生院病房学内科。老师同意了。她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只有两条出路：留在卫生院，或者回去做乡村医生。无论哪种结果，要想独当一面，哪一科都必须学会，实践的能力比书本知识更重要。妇产科的底子基本够处理外科的包扎缝合，内科，是绝对避不开的科目。去大医院学习确实更规范，可那里基本上都是急危重症，一个乡村医生，只要能识别，及时转诊，就够了。乡卫生院在治的病种谱，才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当我们学完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也还只是一个新手医生，经验一定会积累得很快，但想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还要再去大医院进修。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学习费、生活费，大城市与小地方天差地别的费用，也是那些农村父母们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我去了卫生院，不再日日往街上去，病房楼到东跨院两点一线成了固定的轨迹。

在各科室学习的学生有好几个，我们慢慢熟悉起来。他们中有两个卫生院职工子弟，有几个乡村医生的孩子。他们都算“世家”，门里出身自然有底子也有底气，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学生，算起来只有两三个。

那时的白杨卫生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外科、骨科、内科、妇产科，都实力雄厚，有当时先进的X光机，是全县除了县里两家医院之外最具实力的医院。特别是骨科和外科，足足辐射了南半个县。这样一个卫生院，能同时带十来个学生，也不足为奇了。

内科在后面的住院楼二楼，两个医生都三十几岁，如果没什么事，他们很少在楼上待，有事去对面楼上叫，不过几十米的距离。

好像也没有多久，范老师说：“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行了再找我。”在几张空白的处方下角签了自己的名字，走了。我受宠若惊也战战兢兢，仗着先前的底子，试着开起了处方。药房里往往是范老师的爱人在值班，她看了自己丈夫龙飞凤舞的签名，上面是相去千里稚拙的字迹，没有审出来什么不妥，照方抓药。

其实，也无非是感冒发烧咳嗽拉肚子之类，重的，不用请示老师直接就动员转院。时不时就有喝了农药的病人拉进来，一路惊慌失措的家属，一身农药味的服毒者，场面杂乱，气氛紧张。喝农药的大都是妇女，生活的重压、琐碎的失望和无望层层叠加，使她们终于绝望。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大都发生在秋天？最多的一天，我站在病房外面的木床上，洗了四个胃。

那时的洗胃器是橡胶的，手动。病人躺在光板床上，长长的橡胶管子插入胃中。用绷带缠过的开口器在病人嘴里扩开，防止他们咬断管子，或者抽搐时咬伤舌头。我就站在病人头前，旁边一桶井水，很少来得及去烧些热水兑进去。我往漏斗里灌一瓢水，看着水进去又和着食物残渣吐出来。有时管子堵了，便捏几下中间的球囊，水又流入胃里，翻腾几下，冲口而出。那些呕吐物的样子引起人严重的不适，浓重的农药味扑鼻而来，我的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差一点吐在床头上。一瓢一瓢的水灌进去，吐出来，终于渐渐清稀，气味也越来越淡，一桶或者更多水之后，胃，终于干净。

原本两个人都按不住的狂躁病人已经无力挣扎，躺在湿淋淋的床上浑身发抖。凉水带走了她身体里大部分热量，无数次呕吐使得她涕泪俱下筋疲力尽，如果喝得药多或者时间长，吸收进去的农药甚至使她抽搐。

在洗胃的过程中，护士或者其他学生已经按照老师的医嘱，打进去了阿托品。收拾好洗胃的东西，病人挪进病房，保暖，看瞳孔，一遍一遍推阿托品直至“阿托品化”。这样子的忙碌要持续很久，阿托品经过静脉血管注入体内，五分钟一次，十分钟一次，半小时一次，一小时一次……直到中毒的人脸色绯红，肌肤燥热起来。整摞的空盒子就放在病床边。好多个夜就在这样的重复中过去了。

那时的农药有机磷类的居多，敌敌畏、1059、3911、敌杀死，药虽烈，抢救回来的机会也很大。那些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老师说“就算再想死也不会喝药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喝进去的农药并不多，症状也不重，但她赴死的意志无比坚决，始终闭着眼睛，咬着牙不让下胃管洗胃，也不回答任何人的问话。我们用了开口器强制洗的胃。她的丈夫靠墙蹲着，一副后怕又愤恨的样子。她的婆婆，一遍一遍恨咄咄说着：“都不想想恁小的娃！打几下至于吗？他还能打多重？花钱买受症！”一圈的嫂子婶子小姑子，除了埋怨，没有谁安慰她一下，没有人说一句她的委屈，也没有谁哪怕握一下她的手或者为她拢一拢脸上湿漉漉的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