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家族叙事

家族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特征之一，从家族角度展开文学研究，能够拓宽文学研究的范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始于夏朝，并影响了后世各封建王朝的宗法制度并不陌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法制如同家族的血脉传承下来，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石。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再到元代杂剧等，中国文学作品中很早就出现了对家族的描述。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家族是零散的、未形成体系的，直至明代长篇白话小说《金瓶梅》的问世，家族小说才有了完整的体系。古代家族文学以《金瓶梅》为标志，以《红楼梦》为高峰，两部作品共同创立了中国式的家族叙事模式。到了20世纪，家族小说的创作不断赓续，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众多作品分别对中国的家族生活和家族文化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思，现代家族叙事随之展开，家族文学母题也不断发展壮大，独具社会性、民族性和审美意义。

家族叙事即“基于传统家族生活及其精神品性而创作的家族文学作品，蕴藉民族文化传统，反映特定社会和时代的生活世相，对中国的家族制度、生活方式和家国关系进行了文化反思与审美批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异审美文化品格的文学母题类型”。作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在其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金锁记》中，继承传统的叙事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独特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在中国家族叙事的时空中探讨“金锁”背后的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其通过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双重维度，从女性在家族内部身份地位的书写，延展到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困境，从而拓宽了家族叙事的新视野。

一、叙事时间的循环暗示

小说叙事离不开时间维度，叙述者有意通过时间透露小说发展的内容和节奏。《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以时间为明线写出整个家族的兴衰沉浮，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将家族苦难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以回忆的话语“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开篇，不免让人产生一种“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岁月流逝之感。张爱玲不谈家族的荣辱，也不将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只围绕曹七巧的一生展开叙事。

开篇“三十年前的月亮”让新老两代家族成员的命运在此处交汇，他们对同一时期的月色有截然不同的内心写照。“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正是在这样的月色下，一种极尽悲凉的氛围奠定了七巧的命运。被卖到姜家是七巧命运悲剧的开端，她的一生是在情欲的匮乏和压抑中度过的，她的爱情如同那下弦月，一点点沉了下去。但七巧又是渴望爱情的，她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抒发情欲的对象——每当看到姜季泽时，她便陷入无法自拔的爱恋。在这段违背道德伦理的爱恋中，七巧深陷自我想象，变得扭曲、癫狂。

后来，姜家老太太和七巧丈夫离世，七巧与姜家分家。对于姜季泽突然的登门拜访，七巧不再似从前那般单纯，更多的是防备。七巧清楚，在姜家，她需要家族中的地位认同，需要获得其他人的尊重，但从姜家出走后，她自己成为家中的大家长，外界的认同和她所需要的归属感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姜季泽对七巧而言只是一个异性符号，并且她还需要保护自己辛苦得来的物质补偿——这些物质是她从青春年华到容颜老去，长期压抑的些许安慰。她开始对曾经投入爱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唯独不可否认的是，她不再是麻油店里充满活力的七巧。在姜家的这段时光，塑造了她自私、刻薄和充满戾气的性格，这演变为她欺凌自己一双儿女的源头。长白的小妾绢姑娘转为正妻后自杀的原因，在芝寿的经历中可猜出八九分，她可悲地步了后尘。同样，七巧在女儿长安和童世舫的相处中设置重重障碍，这让长安彻底断了结婚的念头，同自己一样迎来了爱情的幻灭。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月亮西沉，时间在此刻终止，三十年前的故事讲完了，长白和长安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曹七巧？很显然，首尾两次关于“三十年前月亮”的描写是叙述者在有意暗示，那黄金的枷锁锁住的不再只有七巧一人，她终于将自己的枷锁“传承”到了一双儿女的身上。这也在此映射出这个家族在流淌的线性时间中，新老两代人好似宿命般的结局循环

上演。

二、叙事空间的对立统一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家庭首先总是以一种空间的形式出现：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空间，就不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家庭，居住空间是家庭的坚决前提。”空间是家族小说创作时必不可少的叙事场域，《金锁记》中，在时间维度陷入循环的姜家和曹七巧，在空间维度又是否存在跨越的可能性？

从麻油店到姜家再到七巧独立的家，《金锁记》主体的叙事空间始终围绕着七巧，张爱玲着重笔墨的部分是在姜家发生及延展的。在姜家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七巧更像是一个保持外来者身份的个体，始终丧失话语权。如果将家族视作社会单位，则它是以婚姻和血统为基础的。七巧同姜家二爷结成婚姻关系，在半自愿的状态下进入姜家。“空间的位置，在乡土社会中的确已不太成为阻碍人了解的因素了。”而姜家在上海，虽然殖民地属性带来了都市化的进程，但总体上居住空间与居住者的身份阶层之间仍有密切联系。显然，此时乡村与城市出现了在空间上对居住人的社会认同差异。将视线放在七巧身上，她所处的麻油店和姜家这两个互异空间之间的冲突虽不及乡土和城市般激烈，但是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作为在家族外部的世俗社会中得不到认同的个体，即使进入家族内部，也得不到尊重，七巧也在此被迫实现了性格和精神的颠覆。

张爱玲将七巧在姜家外来者的身份冲突表现放在了阳台中。在其众多作品中，谈及阳台的不在少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文章中，阳台都有出现。阳台是张爱玲“建构自己世界的场所”。在众多叙事空间中，七巧渴望获得一个能够容纳自己的生存空间。《金锁记》通过阳台这一空间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人物边缘化的处境。“云泽早远远地走开了，背着手站在阳台上”，云泽不想理会加入谈话的七巧，便走向阳台。阳台的第一次出现，显示出这里是与家庭成员刻意分割的场域。“七巧自觉无趣，踅到阳台上来。”此时，阳台被赋予了空间环境的某种特殊性，它不仅作为姜家室内空间的延伸，更是暗含着七巧的内心处境。她在姜家地位低微，没有话语权，同时，强烈控制欲的溢出，让她即使在阳台这个与他者有分隔意味的空间中，仍然处在争论的漩涡中心。

“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镜子常给人以缥缈的虚无感和内外对立感，透过这帘子，从前或现实难以分辨，叙事空间由此被巧妙调动。在现实世界的家中，七巧又回忆起十八九岁在麻油店做姑娘的自己，憧憬爱情的自己。麻油店的日子是七巧心中的“白玫瑰”，那时她还拥有一段自由的生活。从姜家出走后，她的肉体虽已挣脱压抑空间的控制，但精神却无意识地在后续更迭的空间中与他人对立，致使身边人同样无处容身。

三、“金锁”背后的女性主义叙事

张爱玲热爱京剧，并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小说《金锁记》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关汉卿的《窦娥冤》与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借用“金锁”这一隐晦的概念，她将女性的生存困难浓缩到一个家族中，并通过女性主义的叙事视角重新审视“金锁”背后的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她不仅从时代和社会中剖析七巧命运悲剧的成因，还将目光聚集到更深层次的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精神追求上。

战乱的时代背景是第一把锁。七巧自作主张向姜家老太太催促云泽的婚事，却传到阳台上的云泽的耳朵里。战争的阴霾下，朝不保夕，七巧看似在为妹妹云泽做打算，实际则是利用战争的环境，牺牲云泽的婚姻幸福为自己的私欲做掩饰，长期压抑欲望导致的疯癫在此时“崭露头角”。分家后，姜季泽只知及时行乐，败光家产，还用战争不断的借口，要七巧卖田去买自己的房子。七巧清醒地拒绝他后，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此结束。其实，姜家人对七巧的不满和鄙夷从未消除，加上七巧此次的不理睬，双方闹开是必然会发生的。战争如同催化剂，加速这一切，人们被迫作出选择，接受时代的变化。

七巧的哥哥所代表的父权制度是第二把锁。“长兄为父”本是指兄长要肩负教育、培育弟妹的责任，但是在父权制度下的社会中，这种责任范围被扩大，七巧本应自己掌控的婚姻，却在哥哥与他人的金钱交易中被葬送。七巧从和哥哥的对话中得知，哥哥这么多年第一次到姜家探望她，竟是因为顺路。七巧彻底醒悟，在这个世界上，她得不到真正的关心，这使她慢慢完成了对命运悲剧的自我认同。

女性的性格弱点是第三把锁。不难发现，姜家的女性大多是不幸的，但她们都默认接受现状。兰仙和姜季泽是合法夫妻，但在家中面对七巧对姜季泽明目张胆的调情以及对自己言语和行为上的挑衅，兰仙却只是生气地离开。姜季泽本就是一个风流的人，他清楚七巧的感情，两个人肆意的暧昧行为，再加上兰仙的视若无睹，呈现出令人不适的情感走向。同样，七巧的女儿长安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她在母亲的枷锁下放弃爱情、放弃人生，注定以悲剧收尾。

种种因素相加，张爱玲在其中用女性话语讲述“金锁”背后女性的故事。作家于青评价：“她的小说中对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进了历史的深处，通过进入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和反映出女性自身心理存在的屏障，相比于‘五四时期’的作品显得更加深刻和有力。”

四、结语

张爱玲巧妙地运用从古代戏剧到民国小说中“金锁”的初始内涵，在时代背景下进行延展，在循环的时间中书写个人悲剧，并探讨更深层的女性生存空间的狭小闭塞。其不仅看到了落后的社会制度，还关注到了女性自身的因素。因此，作为家族小说的《金锁记》也丰富了20世纪家族文学的内涵，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吉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李欣潼（2000—），女， 吉林通化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