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易代文人群体辩亡思想研究

金朝灭亡的背景下，一批曾仕于金朝的文士，以存史之责任，结合亲身经历回顾金代史事，创作了一批私人撰修的史书，为元修《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众多易代文人所修史书中，以元好问《壬辰杂编》、刘祁《归潜志》、王鹗《汝南遗事》、杨奂《天兴近鉴》等为代表。他们以史书撰述的形式，共同思考“金何以而亡”的问题，形成金元易代时期的辩亡思想，对元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刘祁及其《归潜志》的撰述旨趣

刘祁，字京叔，浑源（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人，金元易代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父刘㧑、父亲刘从益皆在金为官，并颇具才华。刘祁自幼聪慧，跟随父亲在金之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结识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显宦，后为金之太学生，但取士不第，在金末丧乱之际，由河南、山东辗转回到山西故乡，命名其居所为“归潜堂”，后撰修记述金代末年史事的著述《归潜志》，《归潜志》是研究金代历史的重要著作。

刘祁受家世影响，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归潜志·自序》中述：“余生八年，去乡里，从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时南京为行宫，因得从名士大夫问学。”这为他日后著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刘祁作为金朝官员的后代及易代之际的文人，在金遭灭亡之际，对金之史事及金亡之因具有较强的记录意识与反思意识，这是《归潜志》成书的内在动因。

刘祁在《归潜志·自序》中清晰说明了其撰述旨趣，“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异时作史，亦或有所取焉”。这段申明刘祁撰述旨趣的自序，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其过去所交游之人皆当时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的事迹、言论有被记录的必要，即为后世留存金之史料，充分体现了刘祁的存史意识；第二，在金灭亡之后，记录金末史事，能够起到劝诫规鉴之作用，为后世有所取而著史，即史家著史的鉴戒意识。

二、《归潜志》中关于金亡的深刻反思

在金元易代文人关于金末史事的记载中，刘祁《归潜志》的辩亡思想最具代表性。在第十二卷，他专以“辩亡”为题，结合亲身感受，具体论述了金朝灭亡之因，开篇即发问“金国之所以亡何哉？”，接着指出金哀宗没有桀纣之恶，疆域虽然变小，但军队尚强，金朝快速灭亡，其中必有原因。

刘祁在《辩亡》篇分析金亡之因时总体指出“然其所以不能长久者，根本不立也”，并从多角度对金“根本不立”而最终灭亡的成因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认为金朝灭亡一大重要原因应是未“尽行中国法”。他在《归潜志》中梳理了金以边方政权立朝到金章宗的发展历程，指出金章宗时期，“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但同时说明，金朝的文治是止于词章的文治，“然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即没有将文治作为治朝保民之道，来实现长治久安，其所说“文治”是“中国法”的一方面。文中对金未“尽行中国法”的问题多角度强调，如特别写到金世宗次子完颜允恭：“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他认为主张推行中国礼乐制度的完颜允恭未能称帝，是金亡的一大因素，如果按完颜允恭的主张，以礼乐为主，尽行中国法，金朝不会如此突然灭亡。

其次，刘祁从内部统治阶级及外部强敌侵扰等多角度分析了金朝灭亡的具体原因。于内部统治阶级，是刘祁重点论述的部分，其中最先批驳的是卫绍王与金宣宗两位君主，其从个性、用人及重大决策等角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归潜志》指出“卫王苛吝，不知人君体，不足言”，而金宣宗懦弱无能且多疑，“宣宗立于贼手，本懦弱无能，性颇猜忌”，以至不久贼臣当道，宣宗时抑大夫之气，没有以身殉朝之臣。在重大决策上刘祁认为宣宗迁都大梁是重大失误，并且迁都后，从上至下没有恢复失地之志，苟安一隅，直接造成天兴之亡。“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况南渡之后，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践志报会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岁月。由高琪执政后，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气不得伸，文法棼然，无兴复远略。”他对金哀宗也有所批判，“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敌而不能振也”，指出哀宗表里不一，表面上看起来宽爱仁厚、圣明机智，实际上骄纵恣肆、喜听谄言，不善用人，没有雄才大略，加之前朝积弊，必然导致王朝灭亡。刘祁对金朝中后期的大臣将士也进行了批判，《辩亡》一篇反复用到“贼臣”“权臣”“骄将”“倖臣”等，足见其对君主用人的不满，他指出金末的大臣将领居要职而不作为，迎俸君主而不思进取，有敢言敢为的士大夫，也多被权臣流放得不到重用，这是金亡的又一重要原因。在《辩亡》篇，刘祁重点关注民生及用人两大问题，他批判金朝统治者的奢侈之风之余，结合金末金银珠玉难换菽粟的个人经历，提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诚知其本也”。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指出培育人才就像养木材，只有在木材成长的过程中保护培育，才能为明堂太室之用，如果任由牛羊嚼之、斧斤伐之，则不会有干霄浮云之势。以此类推至培养人才及用人，“士大夫亦然。国家以爵禄导之，以语言使之……然后得为我用”，提出需要满足人才的物质需要，使其议论天下事。刘祁在着重分析金朝衰亡内部原因的同时，也提及其外部忧患，如有“强敌生边”“一遇勍敌”等表述，但并具体展开，这也表明他认为金朝灭亡的最重要、最主要原因是内部治理因素，外敌之强仅是一方面。

刘祁除在《辩亡》篇对金亡之因进行集中深入探讨外，关于金朝灭亡原因的写作实则是渗透于全书的。比如在第七卷中揭露皇族贵戚的奢靡之风，也对南渡之后宰执的不作为、近侍之权柄、用兵及吏权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第七卷中，刘祁首先明确指出政权南渡后，宰执没有恢复旧土的谋略，面对强敌，无所作为，“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宰执用人，也选择没有锋芒者，一些敢于直言的正人君子不得用，即使被任用，不久就会被辞退。他还指出，南渡之后的近侍之权尤重，这是因为金宣宗多疑，用近侍为耳目以监察百官。宣宗的多疑还导致军中用兵不利的问题，“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明确说明宣宗这种“监战”机制在军队中应用的恶果。祯祐年间，高琪为相，为固其权而罢台谏官，兴起抑进士而擢胥吏之政风，刘祁对吏权大盛、士风甚薄的现实发出悲叹。刘祁在第七卷中对南渡之后皇族贵戚、宰执、近侍、用兵及吏权的批判，仍是从金末内部现实政治实际出发，分析了其亡朝的原因。

根据《归潜志》关于金亡之因的论述，可以将刘祁的辩亡思想总结如下：第一，金朝灭亡主要是金朝内政问题严重的后果，自卫绍王、金宣宗以来，内部政治混乱，迁都大梁更是错误之举，直接加速了金朝灭亡。第二，金朝灭亡的总体原因是国本不立，其中未尽行中国法是国祚不能长久的重要因素。第三，统治管理过程中，重视民生、善于培养人才是极其重要的，是统治者应该重视的。

三、金元易代文人群体的现世关怀

金元易代之际，出现一批像刘祁一样以己之经历记录易代史事的文人，如元好问、王鹗、杨奂等，他们一方面在文字记录中表现出亡朝的悲怆，一方面发出金何以而亡之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金亡之因的理性思考，这种对金亡之因的反思也是金元易代文人群体现世关怀的集中体现。

元好问以修史自任，著记录金末史事的《壬辰杂编》，被《金史》所借鉴，其史料价值已成学界共识。《壬辰杂编》今已不存，但从元好问为金已故君臣所编纂的诗歌总集《中州集》来看，不乏对于金亡之因的叙述，具有以诗记史的性质。比如《出都二首·其一》写“汉宫曾动伯鸾歌，事去英雄可奈何……神仙不到秋风客，富贵空悲春梦婆”。诗文借用典故映射现实，哀叹金朝覆灭的命运。《中州集》中的《岐阳三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等都属于辩亡诗，是元好问对金亡之因的书写。入元后，元好问虽选择隐逸，但数次通过耶律楚材举荐一批儒士治理新朝，这是他辩亡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延伸。

王鹗所撰《汝南遗事》，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天兴二年（1233）六月至次年正月金朝灭亡前夕的故事。在文尾《总论》中，王鹗对金哀宗的评价反映了其对金亡之因的反思，《总论》开篇即指出金朝的灭亡是王室逐渐衰弱、积弊已久、吏政苛刻烦琐的结果。金哀宗虽为末帝，王鹗认为他“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王鹗对金哀宗作正面评价，并认为金是在宋蒙联军强大的攻势下灭亡的。金亡后，王鹗受忽必烈召见，尽献治朝之策，于中统元年（1260）任翰林学士承旨，制度典章多由其裁定。《元史》中有王鹗反对佞臣阿合马为相的记载，在众人不敢言的情况下，王鹗愤然掷笔曰：“吾以衰老之年，无以报国，即欲举任此人为相，吾不能插驴尾矣。”这段记载中，有“无以报国”之言，可见他在金亡后是以新朝之民自居的，并将对金亡的反思投射于对新朝的

治理。

同时代的杨奂撰《天兴近鉴》，结合杨奂于正大初年草拟万言策指陈时病的经历，《天兴近鉴》应为评论金朝典章制度、论述金朝兴亡之作。杨奂在金亡后出仕元朝，《元史》记载，“奂试东平，两中赋论第一……楚材奏荐之，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在任十载，秉承简易为政的原则，廉洁秉公，受百姓赞许。

金元易代之际，以刘祁、元好问、王鹗、杨奂等为代表的易代文人群体的现世关怀，集中表现在对金亡之因的反思。这一群体从不同角度对金亡之因进行反思，虽观点有所不同，但形成的辩亡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辩亡中有对金朝灭亡的惋惜与无奈，但辩亡不是为恢复旧朝之政，而是接受新朝成立，从辩亡中为元朝的统治献计献策，以期在新朝实现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校级普通基金项目“金代遗民史家群体研究”（PT2021011）。

作者简介：李彩云（1992—），女，蒙古族，河北承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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